72年前的今天， 1945年7月4日，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对话，也被称为“窑洞对”。

黄炎培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陕北

跳出历史周期律，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执政“赶考”的历史性考题。2012年12月，习近平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时，还特别重提历史周期律，称其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民主破解历史周期律的探索之路。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出“历史周期律”？民主这条新路的答题效果如何？中国政党制度在中国民主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接下来，结合多方资料和论述，团结君就和大家一起重温和探讨下这些话题。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国共矛盾也日趋激烈。 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从重庆启程，以个人身份飞赴延安，希望能够为国家和平尽一些力量。毛、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即产生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毛问黄来延安有何感想？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

黄炎培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谈这些话的时候，黄炎培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所以，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谈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事后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资料图）

“历史周期律”虽然直到20世纪才由黄炎培提出，但作为一种历史规律，早就为历代统治者所注意到。但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往往把周期性的兴衰治乱简单归结于“天意”和“气数”。 

“历史周期律”的发生，从内因上看，主要与执政者的执政模式有关。考察一部人类政治史，主要有两类执政模式，一种是专制执政模式，一种是民主执政模式。可以说，以“专制和人治”为特点的专制执政模式，是“历史周期律”一再发生的根本内因。“历史周期律”是专制执政模式下的一条“政治铁律”。

深谙中国历史和国情的毛泽东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封建王朝的更替，无一不是开国时期励精图治，逐步创造太平盛世；但奢靡腐化之风也随之盛行泛滥，国运由此从鼎盛走向无力回天的衰亡。所以，他坚定地提出，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离开西柏坡赴北平的路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同志们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正是出于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出于对历史周期律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树立了“进京赶考”的观念，把自己置于“考生”和“学生”的位置，而把人民尊为“考官”和“老师”。　

2012年12月，习近平和俞正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还谈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兴亡周期律是规律，但规律也可以被打破。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反复探索，有前进、有曲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在这张关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民主”答卷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创造性地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推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上的伟大创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五一口号”发布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已经确立了协商合作关系。“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这种协商合作关系进入新的境界。“五一口号”所构建的正是以协商民主为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形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明确肯定多党合作比只有一个党好。中共八大的决议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作为新时期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和处理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

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200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也被写入《宪法》。

2012年12月，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时，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013年，他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事业的创新发展，尤其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的颁布实施，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注入了新的动力。

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出现了许多新趋向，一些国家大选中“黑天鹅”事件迭出，政党攻讦加剧，社会纷争不断。“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让人们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更加关注。

6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袁廷华的署名文章《中国政党制度的世界贡献》。文章深入剖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脉络、实践经历和制度优势，指出中国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正在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政党制度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模式，形成了特有的制度优势。一是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扩大了整合的边界和张力，使中国政党制度成为有着强大动员力、决策力、执行力和凝聚力的制度。二是具有独特的民主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民主监督三个方面。三是具有良好的稳定功能，减少政治发展中的内耗，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文章认为，中国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范式，创造了一种新型民主实现形式、一种新型执政方式、一种新型政党关系。

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民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实现民主的形式和路径是多样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

2013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集体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社记者 戚恒 摄

2013年3月，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在回答外媒记者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提问时说，中国有一句老话，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这么多年经过很多失败、很多经验教训最后确定的。相信这种政党制度在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还会发挥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

走出“历史周期律”，对执政党或许是一个永恒的考题。中国共产党已经用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民主”的新路。我们也共同期待，这条民主道路，能为中国赢得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 _ 付辰

本期编辑 _ 翟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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