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文选 || 只言片语叙流年

翻开民盟历史，除了一位位先哲、一幕幕往事，其历史背景也离不开一座座城市，诸如先后成为民盟总部所在地的重庆、南京、香港、北京，成立第一个地方组织的昆明……究其缘由，应是由于一直以来民盟的主要成员为中上层知识分子，这些人多居住于城市，盟组织亦基本建立于城市。民盟既发轫于西南，相距数千里的天津，只算是盟史上较晚出现、着笔亦不多的城市。不过，细细钩沉盟史，可以发掘的天津相关内容还是颇有一些。

一、天津民盟组织的建立相关二三事

1、解放前的天津地下民盟组织

根据资料记载，民盟天津地方组织正式建立于 1950 年，但其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解放前。

1944 年 9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并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地方组织。民盟华北总支部就是在这次会议后，于 1945 年的 4 至5 月间建立的。

1946 年 3 月，在吴炎（又名吴景略，中共地下党员，曾任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之机要秘书）的积极运作下，时任民盟华北总支主委张东荪（哲学家、国社党创始人之一）正式派叶笃庄（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叶笃义的弟弟、农业经济学家）、吴炎、余明德（开滦矿业中方经理，解放后曾任民盟天津市临工会委员、民盟河北省委会副主委）三人为小组，来津建立民盟组织。

随后，这个三人小组又与刘清扬（中共创党时期女党员、著名妇女活动家，解放后曾任民盟河北省委会主委）接上了头，并把刘清扬请到了与吴炎交好的聂国屏（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主任、河北大学总务长、教授）处，作“文化沙龙”座谈。聂国屏当时为《益世报》的“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工作，受吴炎影响，又办了一个进步书店“启运书局”，经营之余作为解放区购货的基地。

在“文化沙龙”座谈中，刘清扬为大家细致分析了时局，认为中共必定会取得胜利，还谈到了她对周恩来、邓颖超的钦佩，说他们为人诚恳、作风正派，在重庆国共谈判期间，给予民主党派很大支持。她也讲了一些国民党四大家族搜刮民财的丑闻，令大家对国民党更为痛恨。另外，张东荪也来天津作过类似演讲。几次“文化沙龙”座谈后，聂国屏、叶刚侯（叶笃义的长兄，久安信托公司经理，解放后曾任民盟天津市委会秘书长）、初文尚（聂国屏之妻，圣若瑟女中教师）、刘锡九（黄埔六期毕业，时为天津三星贸易公司经理，解放后任河北省政府参事）、宋淑贤（南开大学经济系学生）等人陆续加入了民盟，其中又以叶刚侯、吴炎、刘锡九、聂国屏、宋淑贤为天津民盟五人地下小组最早的盟员，这个五人小组由刘清扬直接领导。叶刚侯、余明德作为工商界人士，为天津民盟活动提供经费。在这前后，张东荪、曾昭抡（化学家、“中研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又凭借自己在燕京大学的关系和其他私人关系，发展了王联祖（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张宗颖（张东荪三子、社会学学者）、富志礼（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等人入盟。

当时，国内的局势并不乐观。1946 年 1 月，重庆“较场口血案”发生；4月，国民党在美军帮助下开始了东北内战；7月，民盟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当时天津的盟员，无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入盟并开展地下活动的。随着局势的演变，国民党特务也盯上了在天津活动的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吴炎等人先后上了通缉名单，被迫离开了天津，天津的民盟小组转入了地下。1947 年，随着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天津的民盟地下小组也停止了活动。

可以看出，天津地下民盟组织的建立，如果没有吴炎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清扬这样的与党联系极为密切的统战人士予以大力支持和运作，是难以这样顺畅而迅速的。由于其建立较晚，较少受到过去民盟内部三党三派政见纷争的纠缠，因而也更能在思想上、行动上靠近中共，进而接受中共的领导。

2、民盟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与中共的支持

天津解放后，民盟是第一个在天津建立地方组织的民主党派。经由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和民盟总部协商，提出一个七人委员名单：孟秋江、吴廷璆、王振华、辛毓庄、余明德、叶刚侯、关静宜。1950 年 1 月 30 日，民盟总部正式发文，批准建立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上列七人为委员，孟秋江为主任委员。

中共对民盟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是十分支持的。民盟临工会刚成立不久， 1950 年 3 月 9 日，中共天津市委就在市委交际处宴请民盟临工会全体委员，由黄敬市长亲自主持，刘秀峰、周叔弢副市长出席。3 月 25 日，民盟在三五俱乐部举行答谢宴会，中共天津市委全体委员都出席。据徐景星（解放前入盟，后长期专职从事盟务工作，曾任民盟天津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回忆，这是很少见的高规格，能亲身感受到中共对民盟的支持。

天津民盟的第一任主委孟秋江，是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临工会七名委员中的辛毓庄也是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这两位党员以身作则，对民盟事业、民盟盟员非常关心和支持。孟秋江的兼职较多，但仍以大量的时间在民盟工作，他始终保持朴素的作风，开会时与大家一起从楼上往楼下扛沙发椅子，满脸流汗、满身灰土，中午吃一小包自带的饼干，喝一杯白开水，就算午饭，天天如此，从不改样。辛毓庄因为工作繁忙，在办公室搭个床铺临时住着，并时常跟盟员谈心、讲课，态度亲切而诚恳，令人信服。

为了帮助天津民盟体现“文教界中上层”的特点，在孟秋江的指导和支持下， 决定开办爱国主义讲座，从 1951 年到 1953 年持续两年，累计数十讲。这一系列讲座，邀请到著名专家学者如钱三强、华罗庚、费孝通、沈志远、叶圣陶、翦伯赞、白寿彝、罗隆基等，主要是面对教师，既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专业知识、学科的新发展，也讲如何贯串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问题。每次听讲的有数百人、上千人。当时，天津市的各中学各学科大部分教师都听过民盟的爱国主义讲座，或多或少得到启发和教益。天津文教界对民盟有了初步认识和良好印象，为以后民盟发展组织作了准备工作。通过孟秋江的细致工作，文教界有不少人从此接近了民盟，主动要求加入民盟。天津盟员人数，1951年发展到 194 人，1952 年为 260 人， 1953 年为 415 人，1956 年为 711 人，其中中学为 307 人、高校为 305 人，共 612 人，占 85.9%。50年代，天津高等院校的系主任 60% 是盟员。

1951 年 11 月 4 日，民盟天津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结束，民盟天津市支部正式成立。胡愈之到会讲话，他说：“天津市支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到两年工夫，作出这些成绩是难得的。”并说天津市支部是“后来居上”。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中共党组织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和孟秋江、辛毓庄等党员里的“老统战”他们所作的辛勤工做是分不开的。

二、漫谈民盟先贤与天津

1、津籍民盟先贤、其他民盟先贤在天津

谈起天津籍贯的民盟先贤，不能不提到两位，就是刘清扬、叶笃义。

刘清扬（1894-1977），出生于天津市红桥区一个回族的平民家庭，中共早期党员，革命团体“觉悟社”重要成员，曾与张申府一道介绍周恩来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因故脱党，但始终保持对党的信仰，并继续留在党外做统战工作。1944年，经张澜介绍，在重庆加入民盟，并当选民盟中央委员、妇女委员会主任。解放后，曾任民盟河北省委会主委、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去世。

刘清扬的青少年时光，基本是在天津度过的，“五四”运动的前后，她逐渐积累着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经验，初步树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她加入中共，回国后又在天津创办了全国第一份《妇女日报》，担任该报总经理，这份报也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

叶笃义（1912-2004），出生于天津河北区一个官僚家庭。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兼秘书长、副主席等。

值得一提的是，叶家的十余位兄弟中，有三位先后加入了民盟。除叶笃义之外，还有他的大哥叶刚侯（又名叶笃仁，解放后曾任民盟天津市委会秘书长），五弟叶笃庄（解放后曾任中国农科院研究员）。

除了刘清扬、叶笃义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民盟先贤曾在天津有过活动、与天津发生过联系。如罗隆基，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在《益世报》任职，并担任南开大学教授，由于其抗日主张，还一度险些被特务刺杀；梁思成，其父梁启超的故居就在今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30年代时梁思成曾为天津市政建设制定过一整套规划方案《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还曾专门赴天津市蓟县探访独乐寺的木质建筑，誉称其楼阁为“罕有之宝物也”；钱伟长，于 1938 年的 5 月至 12 月间曾居住在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并在天津有名的耀华学校教书，担任初三和高一两个年级的物理课，同时兼班主任；萨空了，在 20-30 年代间，曾作天津《北洋画报》的特约通讯员、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主编……这些专家学者、各界名流，都与天津有着深深浅浅的缘分。

2、天津是包括众多民盟先贤在内的民主人士北上奔赴光明的重要中转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包括众多民盟先贤在内的民主人士纷至沓来，前往解放区，天津是他们奔赴光明的重要中转站。1948年下半年，平津等地区的民主人士从这里秘密前往华北解放区；1949年上半年，天津又迎来了从香港北上的多批民主人士。北平的民主人士去华北解放区，天津是必经之地；北方其他地区的民主人士去华北解放区，也要经过天津；上海等江南地区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多经香港北上，但也有先到天津的。

民主人士从天津去解放区，不能“组团”出行，一般采取“零敲碎打”的分散出行方式，一次只接送一位民主人士或一个家庭。楚图南先生从香港到上海后，就联系了在天津的辛毓庄，辛毓庄帮助其顺利抵达天津，随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又帮助其转移到解放区。吴晗夫妇原在天津隐居于英租界一个朋友家中，苦于无法去解放区，在天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转移。刘清扬母女也是由天津地下党员护送到解放区的，1948 年 10 月初，地下党员王守惇接受了护送刘清扬母女去解放区的任务，他按照上级指示，搞到几张假身份证和“三青团”团员证，接对暗号后，与刘清扬等装扮成回乡探亲的一家出城。除了民盟的楚图南、吴晗、刘清扬等，还有大量民主人士也从天津中转，前往解放区。

中共地下组织协助民主人士前往华北解放区，基本采取单线联系和单独行动的方式，非常机动灵活。大量的民主人士在可靠的天津地下党组织和交通员的严密护送下，成功躲开各种麻烦，最终一一平安到达解放区。

结语

天津民盟的历史、民盟先贤在天津的活动，是值得在官方资料和论述之外，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进行这一类研究，不但需要阅读大量的一手资料，去发现历史的细节，还需要跳出盟史看历史的大视野，去体会历史的深沉。回顾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党盟之间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深厚情谊。知所从来，思所将往，过去这一路上统一战线事业的艰辛和光荣，我们未曾亲历，但理应有所了解，方知今日事业之幸，方晓万事成之惟艰。

（本文作者欧阳康系民盟天津市委宣传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