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众所周知，历史上曾经有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这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同时也因这两条丝绸之路，中国了解和接受了世界各国的众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中国在更多方面需要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适应了这一战略构想。
近两年来，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充分阐释了“一带一路”的构想与前景规划。2014年11月8日，他在《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讲话中指出：第一，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愿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第二，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一带一路”兼顾各国需求，统筹陆海两大方向，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第三，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第四，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第五，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未来五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两万个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显而易见，“一带一路”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民盟前辈就已经意识到了重开现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1985—1987年，费孝通曾两次到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实地考察。临夏历史上称河州，地处陇西走廊和古丝绸之路的交叉点，既是藏族游牧部落和汉族农耕的交汇地区，也是回族聚居区。费孝通以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意识到，回族历史上有经商的传统，临夏正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理想所在，只要政策得当，古代“茶马互市”的繁荣景象一定能够重现。费孝通走村串户，考察集市和当地小作坊，发现临夏不少回族群众往返于汉藏地区贩卖皮毛，但当地的皮毛加工工艺落后，缺少技术支持，于是提出了“东引西进”的建议，提出“从东部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在本地发展加工业，向西开辟市场，为牧区服务”的主张。他甚至预言：“‘东引西进’在目前向西固然还只能进到青藏高原，但是如果临夏这个地区工业果真能发展起来，西方的市场还可以大大地扩张。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这条陆路上的国际商道就从长安通过包括现在临夏和海东的河州向西延伸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商道经过许多伊斯兰教徒的聚居区。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商道上的临夏在伊斯兰教世界里被称为东方麦加，至今科威特和临夏还有民间的联系。这许多伊斯兰地区和国家正是一个待开发的市场。举例来说，如果临夏的食品工业能以青藏高原的牧业为基础得到发展，它就具有在伊斯兰世界市场上的特殊地位。这个前景我们应当及早看到，成为促进我们加紧建设临夏地区的动力。这是重开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措施，希望我们不致坐失时机。”到了1988年，费孝通又撰文提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左右开弓”的主张，认为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体现了国际市场导向，但也不能忽视国内市场。他提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以河西走廊为主的黄河1000公里流域，善于经商的回族就在这个地带长期生活。现在我们把这1000公里黄河连起来看，提出建立12个大型水电站，以解决这个地带的能源问题。由水电产生能源；能源推动矿山资源开发。通过资源开发带动这个‘协作区’3000万人民的致富，从而促使整个区域的商品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个经济启动的结果，将形成西北地区一个经济发展中心。……这个经济中心的恢复和发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东进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必受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道屏障的阻遏，而西进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我们却具有一定的优势。充分发挥回族的民族优势，提供伊斯兰国家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我们完全可能建立一个很大的西部国外市场。”
在充分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1988年7月中旬，费孝通、钱伟长以民盟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该建议信的第四点这样写道：“以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为起点，重开现代的‘丝绸之路’，瞄准正在连通中的欧亚大陆桥，发展西部的外向型经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费孝通、钱伟长等前辈考虑到当时国家财力紧张，还提出了不增加国家负担、自力更生的方针；提出中央除以少量资金作为“第一推动力”之外，主要依靠政策的强投入来改变原来的运行机制，形成“一次推动，滚动开发”的良性循环。
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其实还分南北两路。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茶马古道或蜀身毒道，是一条起于现今四川成都，经云南，进缅甸，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亚、西亚的通商孔道，总长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与西北“丝绸之路”一样，“南方丝路”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开始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考察研究。他走访四川、云南两省接壤的大小凉山地区，食宿在少数民族家里，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大西南实施“一点、一线、一面”的开发设想，即“由凉山彝族自治州与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开发区。以这个开发区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这‘一线’指的是以攀西开发区为中枢的一条我国大西南通往缅甸、印度、孟加拉各国的交通动脉，也就是指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费孝通提醒人们要高度重视这条历史上的商业通道，因为“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通往亚欧各国最早的国际通道，形成的时间可以远溯到秦汉之前（即公元前4世纪之前）。这条路线北起长安、越秦岭，到成都，然后大体上沿今天的成昆铁路，经西昌、攀枝花，入云南境内，穿过丽江和大理之间的山路，到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国境，入缅甸、转印度到孟加拉国。古时称成都到大理这一段为灵关道；称大理到德宏出境这一段为永昌道。显然，海运开通以前，这是我国西南的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它绕过了西藏高原，通过横断山脉南部出国境。汉代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时见到的‘蜀布’和‘邛竹杖’，就是从中国西南通过这条商路经印度运到阿富汗的。在这条路上，历来就有成群结队的马帮往来不绝，在抗战时期这是我国通向国外的惟一通道”。费孝通向中共中央进言，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有了现实基础，因为成昆铁路和滇缅公路已经畅通，“有了攀西开发区做心脏，南方丝绸之路做大动脉，大西南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就能由点及面地连成一片”。费孝通已经看到了大西南的美好发展前景，并不失时机地提出：“我们要在西南开个门，打通一条路。其实历史上早就有这条路了，叫‘南方丝绸之路’，比西面从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出新疆的这条路还要早。”由此，费孝通在80年代初在长江三角洲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配合当时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最终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至此，费孝通对国家整体开发的战略设想已经形成。他对西部大开发（包括西北和西南）的构想与日后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有相当程度的契合。
“一带一路”战略如火如荼开展之时，不由得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这位已过世十年的民盟前辈身上。作为一位世纪老人，费孝通几乎经历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光。他曾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绝不希望这种灾难在2l世纪重演。他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的觉醒、各殖民地的独立，使世界呈现出政治经济多元化的格局。尤其是随着冷战结束，美苏争霸的局面被打破，国际社会进一步呈现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信息的发达，又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新的形势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相互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究竟如何相处？这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越到晚年，费孝通的研究课题越和国家的未来紧密相关。如他在对西北地区做了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为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都蕴涵着他对国家、民族的关爱。如他走遍西北边陲，亲眼见到了昔日繁华的丝绸之路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变得经济落后，民生凋敝，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经济设想，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希望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带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尽快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经济设想立足于当时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的人类生态条件和民族特点，摒除因行政区划而产生的省、区级差序，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民族传统，让黄河上游各民族在取长补短的发展中形成并存共荣的同一格局，是“地区性的多元统一”理论的进一步延展。（见马成俊、张海云《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载《民族日报》2011年3月21日。）
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各项政策建议，都具有社会学家的专业底蕴，都是有理论、有分析的真知灼见。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独特眼光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是费孝通一生的理论追求。如果说1947年的《乡土中国》是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那么重开“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正是他对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展的精准把脉。1987年费孝通在甘肃考察时，注意到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两麓除汉族居住和生活外，还生活着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夹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这条走廊上聚居了许多人数不过几千人、几万人的小民族，如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等，他将这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形象地称作“民族小岛”。他抓住这条走廊地处农牧两大经济区的地理特征，主张让处在这条走廊上的民族充分发挥优势，让走廊担当起桥梁的作用，推动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他的民族走廊和民族小岛的文化设想依然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宏大叙事中探讨如何在较高层面上实现一体性，而在下一层面上实现多元性，从而将各民族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前景，这显示了一位社会学家的深厚学养和前瞻理论，同时也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费孝通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先生，他向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言尤其凸显出其扎实的实证基础。我们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费孝通一生从未到过西藏，但他一直非常关注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考察了处于西北民族走廊的甘南和肃南之后，又提出了从外围入手、向中心推进的“两南”兴藏的战略构想。“两南”即指今天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这两个地方均紧靠青藏高原的边缘，都是历史上多民族聚居和交往密切的地区。其中甘南是同汉族地区最接近的一个藏族自治州，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也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藏族聚居区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之后，在历史传统和商品经济的影响下，甘南已经成为商业经营最活跃的地区。经过考察，费孝通了解到：早在1985年，拉萨的自由市场已经由甘南藏族所控制，仅坐商就有200—300人；每年有大约300多辆私营卡车运输商品进藏，仅酥油一项就有150万公斤，而且甘南竟有一半人到过拉萨。因此，费孝通认为，甘南藏族已经在藏族地区起着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现代化打开了大门，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费孝通在考察肃南的牧业改革之后，又将肃南与甘南联系起来，认为甘肃的“两南”并不是名称上的巧合，它们在发展西部民族事业上有密切的联系。它们都紧靠青藏高原的边缘，许多民族与藏族有长期的历史关系，有的民族受藏族的影响已经信仰了藏传佛教（如裕固族），而且这些地区处于农耕与游牧交界，容易接受新知识，发展现代化。因此，费孝通认为藏族的现代化应该“反弹琵琶”，从外围入手，先发展西藏周边同汉族接近的地区，逐渐向藏族的中心地区伸展，从文化和经济上发生现代化的反馈作用。费孝通还形象地把甘南与肃南看作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通过原属藏族重要文化中心的甘南这架桥梁，把现代科技知识与观念输入藏族地区；通过在牧业改良上已取得成绩的肃南这架桥梁，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藏族地区。“两南”兴藏充分反映了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路径的实证研究，也为重开“丝绸之路”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作为跨越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费孝通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即读书治学绝非仅仅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而是为国为民。1990年，在费孝通80岁生日宴会上，有人问他一生中干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是“志在富民”。他以诗明志：“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新中国成立前，他关心旧社会乡村工业发展问题，写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等名著，是志在富民，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关心民生，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调查研究，提出苏南模式和其他区域发展模式以及建议恢复茶马古市，重开现代丝绸之路，也是志在富民；晚年他希望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让富民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更是在精神层面实现富民目标的集中体现。
今天我们回顾费孝通等民盟前辈对国家整体开发的战略设想，正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建设“一带一路”，打造现代丝绸之路并不同于以往的对外开放，它不是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而是通过“走出去”，通过发展周边国家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和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向周边国家输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周边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输出我们的文化。由此，建设“一带一路”决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费孝通生前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三级两跳，从农业社会跳到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跳到电子信息社会，前一跳尚未充分完成，又不得不与世界同步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外来文化的冲击进一步加大，中国需要通过文化转型取得文化的自主能力。这就需要提升“文化自觉”，并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些都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涵。
谨以此文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本文转自《群言》杂志2015年第4期，作者：马驰 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