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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与民盟 │ 费孝通：入盟五十六年（写于2001年）

中国民主同盟 2022-07-27

纪念费孝通诞辰110周年

今天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费孝通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日子。

费老长期担任民盟的领导职务，关于民盟的建设和如何发挥作用，他讲了很多重要观点，在盟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我们特分享费老于2001年为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六十周年而专门撰写的纪念文章——《入盟五十六年》。让我们从中体会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民盟的热爱，以及对广大盟员的殷殷嘱托，学习他为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奋斗终生的精神，领会他的思想，以更加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投身新征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入盟五十六年

费孝通


200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将迎来自己60岁生日。作为一名老盟员，在这个时刻，禁不住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加入民盟时的情景。

那是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即将到来。可是，国民党政府却不顾人民意愿，加紧实行专制统治，阴谋挑起内战。一时间国内各派势力斗争日趋紧张，政治局势异常错综复杂。民盟这时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团体，积极主张团结，实行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它提出的口号，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作为当时的一个“民主教授”，我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民盟。选择这样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组织，说来得益于周围的一批朋友，正是通过这批进步的朋友，使我在民盟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逝者如斯，转眼我已越过了90岁的界限。值得庆幸的是，如今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为祖国的建设出主意、想办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一生的追求。

1987年，我被盟员同志们推举出来主持民盟的工作。1998年，因为年纪大，办事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因此辞去了所担负的公职。当时我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一是放手让接班的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有责有权，不去干扰他们，不越俎代庖。但是，作为一名老盟员，我还可以当一名顾问，有问则顾，不问不顾。二是把我在民盟主持工作时，还没有做完的事继续把它完成。因此，退下来以后，我访问了广东的惠州和江西的赣州，补足了京九线上还没有去过的中等城市，完成了我提出来在京九线上“穿糖葫芦”的课题。并且把我在考察中所看到的情况和思考的问题写出来，呈交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希望我的一些意见能对京九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所帮助。

另外，关于如何加快我国广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使那里的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是我多年来心里牵挂的事。去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部署，我和大家一样受到鼓舞。但也同时想到，目前的这股“西部热”，还似应包括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好西部人文资源这个问题。这决不是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所以，在一次与文化部孙家正同志、周巍峙同志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座谈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

民盟也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组织部分专家到陕西考察，为开发西部献计献策。我也作为盟内的一名专家，参加了盟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合作在西安召开的“陕西省实施西部大开发高级研讨会”；我还应甘肃省政府和甘肃省民盟的邀请访问了兰州。在有关的会议上讲了我对开发西部的认识和意见。

除了完成盟组织分派的任务之外，在学术方面我还花了不少时间来补课。因为近年来我一直强烈地感到这个世界变化得越来越快了，自己在学术上有很多地方跟不上这个变化，究其原因，是早年的基础没有打牢，所以应该好好地补补课。于是就把我最初接触社会学时的课本拿出来重新复习了一遍，并且写下了几万字的心得体会——《补课札记》。

退休后，我每年仍然要用1/3以上的时间到基层搞实地调查，我觉得这样才能继续跟着时代走，不掉队。过去在东部沿海地区搞调查时，看到那里的大中城市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城市的“硬件”建设在逐步完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新型社区，这些新型社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城市居民的认识和管理手段，已经不能解决新型社区碰到的许多问题了。同时，那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里生活惯了的人，也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新变化。这就发生了住在现代化城市里的人，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社区里，人同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关系的问题。这个在城市里发生的问题引起我的兴趣。因此，近两年来在访问像上海、大连、沈阳、西安、深圳等这样的大城市时，我特别将了解城市社区的建设情况作为一个重点。后来，我将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写成《关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些思考》一文，作为我对一个新课题研究的答卷。

有位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后，说我已“从农村进了城”。意思是说我从年轻时开始一直在研究农村问题，到晚年才涉及城市问题。其实，我从农村进入城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跟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可以这样讲，我这一生经历了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中出现的三种社会形态，即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把它比做“三级两跳”。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一跳时，正是我从事学术活动的主要时期，工作的重点自然是在农村。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第一跳还没有完全完成时，世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这个变化来得又快又猛，老实讲，我对这个变化的进程一时还看不清楚。但是，从这几年的实地调查中看到的经济发展的现实告诉我，农村，甚至普通小城镇的规模是不具备接受信息技术产业能力的，所以应该尽快发展起一批紧密相连的城镇和中心城市，以便提高接受信息技术产业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实现现代化要从城市着手，农村的快速发展还要靠城市的带动。我的研究就这样跟着形势的发展，一步一步从农村走进城市。

我入盟已经有56个年头了，从民盟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学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做人的态度，他应当为国家贡献自己的知识，为国家的建设出主意、想办法。现在我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作为一个盟员，仍然应当用我的知识为祖国服务。另外，我还深刻地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虽然学术研究是他一生工作的主线，但离不开政治这个总的方向，只有把握住这个方向，才能达到目地。同样，民盟的工作也一定要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历史的变化，才能更好地完成参政、议政的任务。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60年了，在向它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也向盟员同志们汇报这两年来的工作和思想上的收获。希望天假以年，我能和大家一道，继续努力，贡献余力。

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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