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学者访谈】人类学的新使命： 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 ——访费孝通教授

人类学的新使命：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访费孝通教授

（原载于《群言》1992年第9期）

平日在京专访费孝通教授，总是带着预定的题目，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这种交谈固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但常有意犹未尽之感。近三年有幸随他前往外地考察，一路上听他在各级干部会上的即兴发言或是非正式场合下的谈话都有许多新鲜独到之处，耐人寻味。即便如此，随行者仍巴望着在返京的车厢里听他用平缓的语气侃侃叙述考察的心得体会，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深邃的思考，不一定都写进他的考察报告之中，但对了解这位老学者的思想脉络和精神世界以及学术研究的新方向是颇有价值的。

今年5月中旬，受《群言》杂志委托，采访费孝通教授。这项任务本想在随他去山东考察的途中完成的，中心是谈谈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趋势。不料，费老只是说，题目等考察完了再定。我也只好耐心等待。

果然，经过17天的考察，7月12日清晨当我们一行乘上济南返回北京的火车，刚坐定不久，费老谈兴即涌。然而，这次他却没多谈考察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是说了一些富有哲理的话语。车厢外虽然不断传来隆隆之声，但这番谈话，却如空谷足音，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最后，他建议我给《群言》的专访，就从这次谈话入手。

回家后我就收到宁夏人民出版社为费孝通教授出版的38万字的著作《行行重行行》的校样。这本书收集了费老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所撰写的有关乡镇发展的论述，从《小城镇、大问题》到最近的《珠江模式的再认识》，大多数文章都发表在《瞭望》周刊上。我有幸作为责任编辑，曾随其文章“行行重行行”，并深深感到：作为社会学家，国际上恐怕没有一位像费孝通教授这样以本乡本土为社区研究的“实验室”，追踪调查半个多世纪；恐怕也很难有一位像他这样在70高龄之后重获良机，对中国的沿海和边区作如此大跨度的频繁考察。而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里的伟大创举，不仅丰富了费老的学术思想，使他的研究进入“黄金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乡镇发展气势恢宏、变化深刻的社会实践，使他的研究成果和富民强国的社会主张得到最具说服力的验证。他在自己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中国90%的农民摆脱了贫困，开始走上富裕之路。所以，当我把厚厚一摞样稿交给他时，不禁脱口而出说：“费老，您真是世界社会学界一位幸运的学者。”

他却淡淡地回答道：“我从30年代开始搞的那一套，主要是研究如何利用人与资源的关系，包括人怎样开发资源，怎样分配取得的财富，并没有能对人与人的关系作全面的研究。”

我说：“在这十多年里您所写的文章，涉及人与人关系的问题并不少。是不是作为中国的社会学家，首先应当考虑的还是解决农民的温饱和国家富强以至人类生存的问题？”

费老回答道：“当然，这是社会学工作者的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也是应该身体力行的社会主义。回顾这十几年来，我以一个村作为研究基点，并从‘点’发展到‘面’，即从小城镇研究，进而研究县一级的发展模式，并进行多种模式的比较研究。又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经济区域的考察，初步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构想：这就是‘四海、五东、三洲、一区加一条龙’。四海即日本海、渤海、东海、南海；五东即辽东、胶东、浦东、闽东、粤东；三洲是黄河、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一区是包括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内蒙古自治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一条龙是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为两翼，以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经攀西、大理，到德宏出口）和西北欧亚大陆架（从兰州，西出阳关，经新疆出口）为龙尾的中华大龙。关于‘全国一盘棋’的构想，民盟中央提过建议，并为中共中央所重视。在所有这些建议中我们都考虑到东西部关系、民族关系、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从某种意义看，也可认为是民盟中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国家建设的献计献策。我想，只要按照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走下去，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炎黄子孙都会参与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的。”

“这么看来，21世纪中国大有希望！”我顺势接过话茬。

“中国大格局定下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需要进行自己本行的学术研究了。”费老顺着自己的思路，谈辞如云，继续说着，并自问自答道：“现在我们的研究也应当考虑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了。现在看来，小康之路已很清楚，那么小康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我考虑小康之后的问题是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似乎应当提到人与人之间怎样能相处得更好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的研究似乎应该从人与环境及资源的生态关系进到人和人的心态关系了。生态关系是指人和人的共存关系，心态关系是指人和人的共荣关系，人和人既要共存也要共荣。我是想说，人在温饱之后应当可以谈得到人生的荣辱了，可以说，做到人生的价值，也就是要做到如孔子所提倡的‘遂生乐业’。”

“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在大多数农村逐步实现小康的今天，人人要做到‘遂生乐业’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人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对吗？”

费老笑笑说：“这是我们留给下一代社会学家研究的课题。不过，我还是可以设想一下，希望一番。未来的中国人确实需要一个正常的心态，这就是人活得要充实而有意义，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要有益。这就需要未来的中国人起码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和较高的情趣。如果不是这样，不去注意人和人如何相处的问题，21世纪将是一个危险的世纪！”

谈言微中。费孝通教授所讲的未来是个危险的世纪，绝不仅仅是指中国。早在1990年，他在《缺席的对话》一文中就呼吁：“我虽然已经年过80，对今后人类的关心看来并不是杞人忧天。人类学者是否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方面作一些贡献呢？”当时他认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并认为这次“缺席对话”其意义也许不只限于少数不同国籍的人类学者的共同兴趣，而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怎样进入21世纪的问题。所以我进而问道：“近两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冲突倍增，是否也是您提出研究人与人如何共同相处的动因和背景？”

他作了肯定答复之后说，最近他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讲，海湾战争的直接后果已促使人们注意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触及到人与地球的关系，最近还召开了世界环境会议，其实海湾战争背后有宗教、民族的冲突，东欧和前苏联也有宗教、民族冲突，南斯拉夫也有宗教、民族冲突，总之，目前的大混乱，大多是民族和宗教冲突突出。在他看来只注意生态问题是不够了，更应当关心的是人类相处的心态问题。要研究怎样使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不同心态的人们、民族、国度能够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共同生存下去。

“您是不是认为世界已进入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您这次去山东考察沂蒙山区，说是顺路到曲阜参观孔庙、孔林、孔府，去临沂地区的费县寻根访祖，其实真正用意是否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其合理的内核，赋予现代形态，以研究人的心态，在人类学上做个破题的工作？就像当您从江村‘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传统中看到这种经营方式中的合理性，从而一生倡导兴办农村工业。不知这个浅近的看法符不符合您山东之行的初衷？您最近几次讲话都提出中国乃至世界应当应运而产生一个甚至几个孔子。请问您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如此看重孔子呢？”我大胆地说出自己揣度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费老回答，他到了孔庙更加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对人的研究有很久远的历史。孔子讲“仁”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中国人讲人与人相处已经讲了3000多年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正面来研究人的心态，并应自觉上升到科学化的高度。人类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里似乎应该有人出来研究人类和平共处的问题，用科学的态度去总结人类创造的宝贵经验。

于是，我问：“您以为新的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中国能否再贡献一个新孔子呢？”

费老答到，这个新孔子不仅要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还必须懂得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懂得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国度与国度之间关系的人。他的思想必须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最终能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找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当然，这个孔子不会自发产生，需要培养，需要创造一种环境和一种氛围。我们应当学会培养孔子。中国这块土地养育了50个世纪文明的人，孔子家族到现在已经76代了，这说明中国文化确有很强的持续性。欧洲历史上曾出过黑格尔、马克思等伟大的思想家，我们也贡献了孔子这样的历史人物。今天人类在不断地发展，尤其是人类共同思想的发展不可能缺少中国的一份贡献。希望经过努力，在新一代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

“当代人只能做当代所要做的事情和能够做到的事情。眼下，我们这代人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呢？”我追问道。

沉吟片刻后，费老说：“前几年在日本为祝贺我80诞辰而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我追述了自己从事人类学实地调查的经历，从中亲身体会到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完美，甚至会觉得丑恶，不堪入目。民族接触初期还常常发生强迫别的民族改变他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迁就自己的这种蠢事。因此，我说民族之间不仅应该‘各美其美’，而且还要能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能容忍‘各美其美’。只有在民族之间平等地往来频繁之后，人们才开始对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也觉得美了，这就是‘美人之美’。当然，这是高一级的境界，也就是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升华的境界。如果人类学的训练确实可以引导人们‘美人之美’的话，那将会大有益于带着不同传统的许许多多民族在这个小小的寰宇上和平共处。如果‘美人之美’的境界再升华一步不就是‘美美与共’吗？”

费老还说：“人们不仅能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进而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不同标准的融合的结果，不就离建立共同的价值不远了吗？不就是达到了中国古人所理想的‘天下大同’么？你看得出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并没有超脱我务实的传统，还是念念不忘人类学本身的功能。今天我能做的也只是从‘由之’到‘知之’的事情。”

“这么看来，您在80高龄之后还深入到各地调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实现这16字的理想奔波吧？”

费老答：“我一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并且一生在做实地调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总是想通过深入实际，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新变化、新问题，追根究底，最后总会形成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路。比如，这次山东之行，我们在沂蒙山区宁家沟子了解到当地农民填土造地、改山种树的情况，尤其是他们在板栗树干上嫁接优良品种获得丰收，收入年年增加，走出了一条摆脱贫困的路子。这使我想到了近两年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与外资‘嫁接’，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从而迅速进入了上水平、上规模、上质量的新阶段。中国的农民了不起，如果在发扬他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淳朴诚实、忍让互助的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嫁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和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和现代科学技术，就会如虎添翼，尽快地富裕起来，共同实现小康。实际上，他们在‘各美其美’的过程中已经承认和包容了他人之美了。所以，一路上我都在推销‘嫁接’这个观点。这次从临沂到日照，再从潍坊到济南，一路上还了解到几个县市都极想建立自己的港口，有的地方为争港口所属权，还发生了点矛盾，甚至伤了点感情。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搞好对外开放，建设港口势在必行，沿海县市干部的积极性是可贵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点他们可能没考虑清楚，港口的建立与腹地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口腹、口腹，说的就是两者的密切关系。腹地经济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较慢，港口无货可吞、无货可吐就很难成为商埠带动腹地的起飞。所以，我一路还讲了沿海城市要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和帮助腹地，港口建立才有意义。其实，我也是在提倡在‘自美其美’时，还应有‘美人之美’的风格。我送了一首小诗给日照市委书记，‘日照太阳城，老区精神振。沂蒙宝藏多，唇齿实依存’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临别时，费孝通教授说了这样一段话：尽管研究“心态”问题是下一代人的事情，尽管新的孔子可能出现在下一代人之中，但是，如果我们这一代已经意识到研究人与人如何相处、国与国如何相处的问题有多么重要，那么，我们在继续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时，就多了新的方向。做起事情来就会更加自觉，更加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