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兵家部·六韬卷（附司马法 尉缭子）（全十四册）

本書包含《六韜》37種，附《尉繚子》33種，《司馬法》41種。本書將其版本的遴選放在編纂工作的首位。收録目前所知有關以上六韜（尉繚子、司馬法）各種之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珍稀古籍版本。本書的出版，必將有力地推動相關學科的研究與發展。

王 珏

《子藏·兵家部·六韜卷》共收書四十一種，並附《司馬法》四十四種，《尉繚子》三十五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十四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六韜》的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實集《六韜》各種版本及研究文獻之大成。

《六韜》，舊題周呂望撰。關於該書的真僞歷來有較多争議。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記載有《周史六弢》六篇，“道家類”記載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今所見最早著録《六韜》者爲《隋書·經籍志》：“《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部分學者因《六韜》著録史籍的時間較晚，故而懷疑其爲後人僞撰。宋羅泌認爲：“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説爾……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本哉？君子於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諫説之是狥耶？”（《路史·論太公》）宋黄震在《黄氏日抄》中列舉了《六韜》多項與先秦時代特徵不符之處，認爲《六韜》中的“騎將”“王霸”“贅婿”等内容，或爲秦代之事，或爲漢以後之事，因而判定其爲“僞書”，但並未説明何人僞撰。近人余嘉錫則認爲，戰國秦漢之間《六韜》一書就已存在，漢人衹是對其進行了“附益”，並非純粹是僞造之書（《四庫提要辨證》）。宋戴埴認爲，《六韜》中很多内容都是如何用奸詐的陰謀詭計顛覆别人國家，由此認爲是後人僞作（《鼠璞》）。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僞》認爲，《六韜》是“僞書”毋庸置疑，《六韜》之《文伐》《陰書》等篇中的“文伐十二法”等“陰謀詭計”，孫武、吳起、尉繚子等人都不屑於道者，姜太公怎麽會用以輔佐周文王、周武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爲《六韜》“其辭鄙俚”“術淺文陋”，因此爲“僞撰”之作。宋代劉恕認爲《六韜》“其言鄙俚煩雜，不類太公之語，蓋後人僞託爲之”（《通鑑外紀》）。宋陳振孫亦認爲《六韜》言辭“鄙俚”，爲“世俗依託”之書（《直齋書録解題》）。

一些學者通過對比《六韜》與先秦古籍如《吳子》《孫臏兵法》《尉繚子》等之後發現頗多相似之處，進而認定《六韜》是抄襲他書而成。如宋代黄震認爲《六韜》的部分内容如“山兵”“澤兵”與《吳子》的“谷戰”“水戰”十分相似，還有部分内容是出自於《尉繚子》《孫子》等書。葉適則認爲《六韜》“似爲《孫子》義疏也”（《習學記言》）。其他如“將有十過”“戰車十死，戰騎十敗”等與《孫子》的《行軍》《九地》的内容相似。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認爲《六韜》一書所採取的周文王、周武王與姜太公對話的形式完全是效仿了武侯與吳起的問答方式。

今天看來，《六韜》與先秦其他古籍存在相似之處是一種十分正常的現象，先秦時期古書互相徵引頗爲常見，這不但不能作爲《六韜》爲“僞撰”之書的證據，反而證明《六韜》與《吳子》《孫臏兵法》《尉繚子》等均爲先秦時期兵書。

《六韜》共計六十篇，分爲《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大部分，以姜太公與周文王、周武王問答形式寫就。《六韜》一書雖題“呂望”撰，然綜合考察太公所處時代背景和《六韜》内容來看，此書雖然反映了姜太公本人的軍事謀略思想和兵學智慧，但是其顯然不可能是太公本人所撰寫。那麽，《六韜》一書的作者究竟爲何人？探究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弄清《六韜》一書的成書年代。目前，學術界關於《六韜》的成書年代，主要有春秋説、戰國説、秦代説、秦漢之際説、漢以後説、魏晉時期説。一九七二年，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其中即有《六韜》，内容涉及《文韜》《武韜》《龍韜》等内容，與今本《六韜》相差無幾。一九七三年，河北定縣漢墓竹簡中也有《六韜》内容。由此可證至少在戰國時期《六韜》即有傳本。我們認爲，《六韜》並非太公“呂望”所親著，非成於一人之手，但與“僞書説”迥然有别。概而言之，《六韜》的成書大致應該經歷了以下幾個時期：

《金板六弢》時期。《莊子·徐無鬼》云：“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説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説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唐人成玄英疏曰：“《金板六弢》，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讖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我們認爲，《金板六韜》是今本《六韜》最早的版本來源。《羣書治要》卷三十一所録《武韜》云：“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姜太公作爲周初最爲著名的軍事功臣，在武王伐紂等興周滅商的過程中建立了卓越功勛，其軍事思想一定會受到重視，其言兵之言被鑄之“金板”，即《金板六韜》，這是今本《六韜》最早的版本來源，也是完整地保留了姜太公兵法原貌的版本。

《周史六弢》時期。班固《漢書·藝文志》之《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顔師古注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金板六韜》受篆刻條件限制，對姜太公事蹟和思想記載較爲簡略。後由於竹簡的出現，書寫條件大爲改善，周代的史官便根據口耳相傳的史料對原《金板六韜》進行擴充和豐富，即爲《周史六韜》。

齊桓公“復修太公法”時期。《李衛公問對》云：“太公既没，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姜太公作爲“言兵之祖”，受封於齊，其兵法必然會被後世所推崇。齊桓公“復修太公法”，正是對太公兵法的一次深入系統的整理，並在實踐中將其發揚光大，從而爲太公兵法的廣泛流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戰國中後期史官（兵家）整理時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云：“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李衛公問對》云：“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齊威王時期，曾對古代兵法進行過一次系統的整理，當不限於《司馬法》一書，對於“言兵之祖”的太公兵法自然會更加重視。因此，這一時期的齊大夫亦可能是史官（兵家），其對《周史六弢》等文獻資料進行整理，並根據戰國時期新的時代特點增益了很多新内容。

概而言之，《六韜》一書以周文王、周武王與姜太公對話的形式記録了姜太公的軍事思想和兵學智慧，最初由史官記言、記事，後經過人們口耳相傳，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的人進行加工整理、增益削删，時至戰國中後期，某人或某些人將之前的相關史料記載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整理，並加入了具有戰國時代特徵的思想和内容輯録成書，即爲《六韜》。後又經漢代學者“附益”，在北宋時由何去非删定，即爲今本《六韜》。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録《周史六弢》六篇，“道家類”著録《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隋書·經籍志》《通志·藝文略》著録《太公六韜》五卷，《舊唐書·經籍志》著録《太公六韜》六卷，《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録解題》均著録《六韜》六卷。以上書目所載，《漢志》以下均未言及篇數。歷代目録書著録的《六韜》基本上以六卷爲主，篇名及順序也大致保持一致。此外，目録書中也出現了其他名稱，如《太公陰謀》《太公金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等。從典籍著録的情况來看，《六韜》被很多目録書著録，而在一些兵書、類書、注疏之中，也經常被引用，影響很大，流傳較廣。

傳世本《六韜》六篇，其傳承大致分爲以下四個系統：

《武經七書》本。宋神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神宗下詔命校訂《武經七書》，作爲武學教材。何去非在校訂《六韜》過程中，對其内容進行了增删和改定。顧實認爲，“今本《六韜》與《羣書治要》所載異，已非漢、隋、唐志之舊，而爲宋元豐間所改定本”（《重考古今僞書考》）。北宋版《武經七書》今已不可見，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孝宗或光宗時刻本。一九三五年，上海涵芬樓以此本爲底本影印出版。宋本《武經七書》校刊精審，明清以來翻刻傳抄多據爲底本。

出土文獻。《六韜》出土文獻系統主要有：一、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本《六韜》。簡本中七篇與傳本《六韜》相應，其餘七篇分别爲《呂氏春秋》《漢書》《羣書治要》《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所引録《六韜》佚文及佚篇。二、河北定縣出土的《太公》竹簡本。一九七三年，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了《太公》竹簡，有《治國之道第六》《以禮儀爲國第十》等十三個篇題。三、敦煌寫本《六韜》。爲唐人手抄本《六韜》殘卷，共計二百一行，其中一行衹存半個字，計有二十個篇目，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寫本《六韜》。

引文。《六韜》在流傳過程中佚失了很多内容，但是這些内容被古代典籍所引用，從而得以部分地保存下來，成爲《六韜》的一個重要版本系統。漢代戴德的《大戴禮記》、陸賈的《新語》、劉向的《説苑》以及《吳越春秋》《越絶書》《虎鈐經》《武經總要》，另外如注疏類兵書《孫子十家注》等均或多或少地引用了《六韜》作爲論述的依據。

逸文。由於《六韜》在流傳過程中存在佚失和人爲增删的情况，後世一些學者爲了恢復《六韜》原貌，做了大量輯佚的工作。清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孫同元從《禮記》《史記》《文選》等漢、唐、宋各代著作及類書中輯録出《六韜逸文》一卷；孫星衍亦輯録《六韜逸文》一卷；汪宗沂輯有《太公兵法佚文》一卷。此外，尚有王仁俊輯《六韜逸文》一卷，黄奭輯《六韜佚文》一卷，洪頤煊輯《太公金匱》，嚴可均輯《六韜佚文》等。

《六韜》作爲一部先秦時期兵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言兵之祖”姜太公玄妙的軍事智慧和深邃的軍事思想，並吸收借鑒了先秦兵家及諸子論兵的精華，建構了獨特而完備的軍事思想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價值和學術價值，歷來爲研究者所重視，在古今中外均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一，文獻史料價值。《六韜》作爲先秦時期的一部古籍，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尤其是其最早的版本《金板六弢》《周史六弢》等因記載時間早，對西周初期的軍事思想及軍事實踐活動保留得較爲完整，彌足珍貴。一九七七年，陝西省岐山縣周原出土一批甲骨文。岐山南麓的岐山縣與扶風縣一帶古稱周原，是周人滅商前的都城遺址，故這批甲骨又稱周原甲骨。其中有記載：“衣王田至於帛。”據學者考證，衣王指“殷王”，帛在今陝西地區。即殷王曾到周的境内進行田獵活動。但甲骨文記載的十分簡略，詳情不得而知。敦煌遺書手抄本《六韜》則對這段歷史進行了詳細記載。太公曰：“紂之時亦有西土之邑。紂嘗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有諫者曰：「六月，天之復生，地之以務，長養之時也。六月逐禽，是逆天道，絶地德，而人行賊。夫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而煞之。西土之人相謂：「自其命也。」後其年天大暴風，飄牛馬，發屋拔木，人飛揚數十里。一人爲無道，天加之以咎。”由此可見其史料價值。

其二，軍事思想價值。《六韜》具有完備的軍事思想理論體系，内容豐富，論述縝密嚴謹，涵蓋了先秦軍事領域的各個方面，涉及政略、戰略、戰術、治軍、陣法、兵器等。尤其在軍事思想方面，提出了很多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的理念，比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天下同利”的政略思想，“全勝不鬥，大兵無創”的全勝思想，文武並伐、見機不失、以弱勝强、出其不意、靈活用兵、速戰速决的作戰原則等。治軍思想方面，《六韜》對將帥的作用尤爲重視，從將帥所應具備的標準到將帥的選拔、考核等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在練兵問題上，提出了層層教戰、層層訓練的練兵方法。軍隊管理上，《六韜》主張嚴明賞罰，“殺貴大，賞貴小”。《六韜》的軍事思想形成了一個完備的體系，標志着軍事理論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

其三，文化交流價值。《六韜》流傳到國外的時間很早，研究者衆多，研究成果豐碩，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以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刊本最豐富。如日本慶長十一年（一六〇六）刊元佶《校訂訓點六韜》六卷，日本萬治二年（一六五九）林道春《六韜訓點》一卷，日本延寶三年（一六七五）山鹿高祐《六韜要證》一卷，日本文化五年（一八〇八）關重秀《六韜正義》一卷。一七七二年，法國神父約瑟夫·埃米歐選擇了中國幾部兵法名著翻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名爲《中國軍事藝術》，其中就包括了《六韜》，這是目前所知的《六韜》傳入歐洲的最早文字記録。此外，《六韜》還曾傳入朝鮮、越南等國家，朝鮮有一七八〇年無名氏《新刊增注六韜直解》，越南刊刻有《六韜》阮孟保注本，可見《六韜》流傳之廣。

《六韜》作爲早期兵家著作，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通過系統梳理，今輯得《六韜》文獻四十一種影印出版。在遵循《子藏》“求全且精”編纂總原則的前提下，本卷編纂又具有如下特點：

注重同一文獻不同版本的收録。不同版本之間的文字差異也代表了刊印者的學術見解，今從文獻傳承與發展的角度，在精選的前提下，《六韜》卷注重對同一文獻各種不同版本的收録。如《六韜》白文本收録宋刊本一種、明刊本兩種、清刊本五種、抄本兩種，孫星衍校《六韜》收録清刊本三種。這些不同版本的收録，既反映出文獻的傳承情况，又爲學術界提供了較爲豐富的文獻資料。

注重精抄本的收録。《六韜》文獻抄本較少，本卷收入了清抄本四種，這些文獻的出版，無疑豐富了《六韜》的研究資料。

注重叢書内《六韜》文獻的收録。本卷收録了《武經全題講義通考》《兵書七種》《汪氏兵學三書》《增補武經集注大全》等叢書内與《六韜》相關的文獻，不僅爲學界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同時也反映出《六韜》在歷史上的傳承情况。

趙 英

關於司馬穰苴其人，史籍記載較少，且多有抵牾之處。《春秋》《左傳》對司馬穰苴未曾記載。主要有“春秋時人”和“戰國時人”兩種説法。《史記》《晏子春秋》記載其爲齊景公（前五四七—前四九〇）時人。《史記》記載了司馬穰苴在齊景公時受命爲將軍，伐燕晉之師。他立誓盟、明約束，將國君的寵臣莊賈處以軍法，從而使得軍旅大振，却燕晉之師，收復失地。齊景公因此封他爲司馬之官。《晏子春秋》記載，齊景公深夜造訪司馬穰苴家，想與他飲酒取樂，但被司馬穰苴以並非“臣子本分”爲由拒絶。《戰國策》則記載司馬穰苴爲齊湣王（前三〇〇—前二八四）時期的執政者：“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學術界目前仍然以《史記》所載爲準。

《司馬法》最早見於《史記》。《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曰：“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自序》亦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綜合來看，《司馬法》成書大致分爲四個時期：“司馬之法”時期，太公“紹而明之”；古者《司馬兵法》時期，孫武、吳起“紹而明之”；司馬穰苴“申明”時期；齊威王追論時期，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並將穰苴兵法附於其中。綜合來看，《司馬法》一書的流傳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司馬之法”時期。“司馬”作爲官職，最早可以追溯至堯帝時期。《淮南子·齊俗》曰：“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史記》記載：“黄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紹而明之。”可見，在西周之前，“司馬之法”就已廣爲流傳。“太公”指呂尚，他曾擔任西周首任司馬。《論衡·是應篇》記載：“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因此，太公對古“司馬之法” “紹而明之”即在情理之中。《周禮·縣師》曰：“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及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周禮·司兵》云：“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由此可見，西周時期確實存在一部“司馬之法”，是“古者《司馬兵法》”的源頭。

古者《司馬兵法》時期。據《左傳》記載，春秋時期很多諸侯國都設有“司馬”之職，如子反爲楚司馬、韓厥爲晉司馬、季孫爲魯司馬等。爲了適應日益頻繁的作戰需要，出現了記載軍禮法規的“古者《司馬兵法》”。《史記》記載孫武、吳起對《司馬法》“紹而明之”，當指對“古者《司馬兵法》”的繼承和發揚。在《孫子》《吳子》兩部兵書著作中，提到或引用了記載有古“軍法”的《軍志》《軍政》《令典》等著作，“古者《司馬兵法》”當爲包括這些“軍法”著作在内的有關軍禮法規的合集。

司馬穰苴“申明”時期。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説：“《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 王子能紹而明之……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司馬遷認爲，司馬穰苴曾對“古者《司馬法》”進行過闡明和解釋。因此，《穰苴兵法》應包括了他對古《司馬法》的解釋以及其自己撰寫的兵法。這個時期“古者《司馬法》”尚未失傳，司馬穰苴在春秋前、中期諸多司馬“申明”的基礎上，對春秋時期的“古者《司馬法》”進行了一次深入、系統的整理和研究。

齊威王追論《司馬法》時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齊威王時期，“古者《司馬兵法》”在流傳過程中已經散失或者亡佚，齊威王十分重視總結和發揚古代的軍事理論、整理齊國的兵學遺産，因此便組織諸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鑒於司馬穰苴的軍事功績，並將司馬穰苴的兵法附在其中，從而將追論的“古者《司馬兵法》”和“穰苴兵法”雜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新的兵書，即爲《司馬穰苴兵法》，亦稱《司馬法》。

關於《司馬法》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後人也多有論述。綜合來看，司馬穰苴曾對古《司馬兵法》做過闡明、解釋，並在軍事實踐中發展了古《司馬兵法》，其兵學理論稱之爲《穰苴兵法》。但司馬穰苴“申明”古《司馬兵法》的作用不宜過分誇大。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 王子能紹而明之。”可見，春秋時期“申明”司馬法的不止司馬穰苴一人，他的兵學理論是《司馬法》的内容來源之一。齊國諸大夫對古《司馬兵法》進行了追論，並將《穰苴兵法》附於其中，《司馬穰苴兵法》最終成書。

《司馬法》最早著録於《漢書·藝文志》，班固將其載入《六藝略》“禮類”，名之爲《軍禮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並在“兵權謀”類下注曰：“出《司馬法》，入禮也。”劉歆《七略》將《司馬法》歸於“兵書略”，然班固認爲《司馬法》是一部關於古代軍禮的書，從而將其歸爲“禮類”，並在《司馬法》書名上加上“軍禮”二字，稱之爲《軍禮司馬法》。

隋唐時期的志書又將《司馬法》歸入了“兵家”。《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等史書都將《司馬法》列入了子部“兵家類”。此外，宋代官修書目《崇文總目》和其他私人書目亦將《司馬法》列入“兵家類”。

《司馬法》作爲一部流傳至今的古書，受到了歷史上諸多軍事家、經學家、文學家的關注，爲其作注之人不少。最早的注者目前可以上溯至曹操。較早的尚有零散保存於《北堂書鈔》《羣書治要》《太平御覽》等類書和某些古書中的引文附注，所引《司馬法》皆有古注。

自宋代以來，爲《司馬法》作注者大約有三十餘家，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宋施子美撰《武經七書講義》之《司馬法講義》，明代劉寅撰《武經七書直解》之《司馬法直解》，清代曹元忠作《箋經堂叢書》之《司馬法古注》等。

《司馬法》在流傳過程中，散佚比較嚴重，至隋唐時已由《漢書·藝文志》記載的“百五十五篇”减爲五篇。《司馬法》的逸文零散地見於古書的引文或古注中，前人曾對這些逸文作過輯録，主要代表性的本子爲清人張澎、錢熙祚、黄以周所輯。因此，《司馬法》又有今本和輯本之分别。

今本《司馬法》主要有一卷本和三卷本兩個系統。一卷本系統傳世本主要有明黄獻臣輯注《武經開宗》本、《四庫全書》本、清任兆麟《述記》本、《百子全書》本等。三卷本系統有日本静嘉堂文庫藏宋刊補抄《武經七書》本、《四部叢刊》本、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本、清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本。此外，還有一種是五卷本，如《施氏七書講義》本。但是無論是五卷本、三卷本、一卷本，總篇數均爲五篇。

《司馬法》是我國先秦重要的法典性兵學著作，是對我國古代戰争和軍事實踐經驗的理論概括，是我國古代軍事文化的璀璨明珠，有着十分重要的軍事價值和學術價值，歷來爲研究者所重視，在古今中外均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司馬法》與《孫子》《吳子》等兵書不同，它主要反映了我國古代諸多“軍禮”或“軍法”方面的制度，比如軍賦、組織編制、訓練、號令、奬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

《司馬法》是一部以“仁、義、禮、讓”爲核心思想價值的先秦兵學著作，藴含着一系列作戰指導思想、治軍思想和戰略戰術原則，幾乎涉及了古代軍事領域各個方面的問題。如“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的戰争觀念，“好戰必亡，忘戰必危”的慎戰思想和備戰思想，“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的治軍思想，“臨機制變、趨利避害、出奇制勝”的戰術原則，“甲以重固，兵以輕勝”的軍事技術觀念等。《司馬法》的這些軍事思想和原則對後世兵家影響深遠，成爲《孫子兵法》等兵學著作的重要思想來源，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産生過深遠影響，對後世精彩紛呈的軍事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司馬法》在國外也産生了重要影響，曾先後流傳到日本、法國等國家。日本是《司馬法》最早流傳的國家，其關於《司馬法》的刊本有三十餘種，其地位與《孫子兵法》相當。其中日本天明七年（一七八七）刊刻的唐魏徵所編的《羣書治要》就包括了《司馬法治要》，這一版本收録了今本《司馬法》前兩篇的内容，並附有古注，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一七七二年，法國神父約瑟夫·埃米歐將《司馬法》翻譯成法文並收在巴黎出版的《中國軍事藝術》中，這是目前所知《司馬法》傳入歐洲的最早的文字記録。《司馬法》被法國學者評價爲世界上最早的“國際法典”。

李元鵬

《尉繚子》最早的著録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宋代元豐中期被列爲《武經七書》之一，成爲武學必讀之書，影響日大。

關於尉繚，史籍無載，僅在《漢書·藝文志》雜家類《尉繚》下注有“六國時”三字。《尉繚子》開篇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一句，《隋書·經籍志》中《尉繚子》下注：“尉繚，梁惠王時人。”《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大梁人尉繚來，説秦王曰……”一句，即秦始皇時也有尉繚，而所處時代比梁惠王時晚數十年。鄭樵《通志》注“梁惠王時人，《隋志》一卷”，宋王應麟稱其爲六國時人，施子美則稱尉繚爲“齊人也，而所著之書乃有三代之遺風”（《七書講義》）。明茅元儀稱其爲“魏人”（《武備志》），清朱墉稱“尉姓繚名，魏人，鬼谷之高弟，善理陰陽，深達兵法，與弟子隱於夷山，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武經七書彙解》）。梁啓超認爲，“《史記·秦本紀》云：「大梁人尉繚來説秦王，其計以散財物賂諸侯强臣，不過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據此可知尉繚籍貫及時代。”（《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錢穆則認爲，“《史記》尉繚子説秦王在始皇十年，今傳尉繚書有梁惠王問，年世不相及。後人因謂今所傳者乃兵家《尉繚》，在梁惠王時，而始皇時雜家《尉繚》則佚。”（《先秦諸子繫年》）諸家所論，不一而足。綜而論之，先秦時期確有尉繚子其人，亦確有《尉繚子》一書。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雜家”和“兵形勢家”分列有《尉繚》二十九篇和《尉繚》三十一篇，目前所見的《尉繚子》二十四篇，僅從篇數上看，與《漢書》著録的兩個版本均不相同。此後，《隋書·經籍志》著録有《尉繚子》五卷，列入雜家。《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有《尉繚子》六卷，均列爲雜家，兵家中不見有著録。學術界對於今本《尉繚子》傳自何處尚無定論。一些學者認爲，兩種《尉繚》原是兩本不同的書，今本由兵形勢家《尉繚》三十一篇流傳而來；另一些學者則持相反的認識，即今本《尉繚子》由雜家《尉繚》二十九篇流傳而來。還有學者認爲《漢書》的分類本身有誤，是將一書分列入兩類之中，從而引起誤解。

目前所能見到的《尉繚子》版本，古本主要有：銀雀山漢墓竹簡本、《羣書治要》節録本、宋刊《武經七書》本。

明清兩代《尉繚子》注本較多，比較重要的有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本，清代丁洪章輯注《武經七書全解》本、謝重綸《武經全題講義通考》本、朱墉《武經七書彙解》本，以及明焦竑《尉繚子品彙釋評》、趙光裕《尉繚子正義》、阮漢聞《尉繚子標釋》、沈應明《注解尉繚子》、陳元素《標題評釋尉繚子》、陳玖學《評注七子兵略》等。

《尉繚子》中保留了較多先秦時期的軍事觀念、軍法、軍令、軍禮等内容，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從思想上看，《尉繚子》是一部言兵而不止於兵的著作，書中討論的問題涉及面廣，除治軍、用兵原則外，還對國家治理、政治與軍事的關係、農戰等問題作了較爲深入的闡釋。

“謂之天官，人事而已。”《尉繚子》開篇即明確表達了反對迷信神鬼的觀點，他批駁梁惠王迷信《刑德》：“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尉繚子·天官第一》，宋刊《武經七書》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在《戰威》和《治本》兩篇中尉繚對這一認識做了進一步發揮：“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政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戰威第四》）“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第十一》）

“不得已而用之。”對於戰争的殘酷性，《尉繚子》認識深刻，但他同時也認爲，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放棄武力是不現實的：“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兵令上第二十三》）《尉繚子》主張義戰：“誅暴亂、禁不義。”（《武議第八》）認爲義戰貴先：“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攻權第五》）而對“争私結怨”的不義戰争，則應採取不得已而爲之的態度：“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争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攻權第五》）

攻守權謀。强調戰前謀劃的重要性：“夫蚤决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蚤决，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勒卒令第十八》）

“賞如山，罰如溪。”《尉繚子》特别强調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制談第三》）衹要“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制談第三》）。《尉繚子》同時强調依法從嚴治軍，强調要明法申令，公允執法：“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武議第八》）反對徇私枉法，堅决杜絶當時社會存在的“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將理第九》）

興農戰。《尉繚子》提出“兵勝於朝廷”，他説：“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争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制談第三》）又説：“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而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治則國治。富治者，車不發軔，甲不暴出，而威制天下。”（《兵談第二》）

一、依據《子藏》“求全且精”的原則，本卷收録《六韜》白文本、注釋本、校勘本及研究著作（原則上截止到一九四九年）共四十一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七册影印出版，提要另以單行本出版發行。

二、司馬穰苴、尉繚子爲戰國時期著名兵家，其軍事思想影響較大。本卷輯得《司馬法》四十四種、《尉繚子》三十五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共七册，附於《六韜》之後。

三、本卷所收各書，略以著者生年先後爲序。然自晚清以來，出書年代間隔不斷縮小，晚輩所著或在長輩之前，所以於“略以著者生年先後爲序”原則外，亦不乏視實際情况作適當調整者。

四、每種書原則上收録最初刊印者，但如有後出轉精的刊本，則視具體情况而定。如有二刊本與稿本或抄本並傳者，原則上皆予收録，以便讀者窺其全貌。如今所見《六韜》白文本最早爲宋刊《武經七書》本，此後歷代均有刊印，本卷還收入明刊本兩種，清刊本五種、抄本兩種，民國刊本一種，以期完整體現《六韜》流傳之序。

五、本書所收著作，原則上都採用原書全稱。如所收僅爲某書一部分，不便於使用原書全稱者，則作適當處理。如《百家類纂》《諸子奇賞》《武經開宗》等所收《六韜》，分别名爲《六韜》《姜子奇賞》《六韜開宗》。

六、原書如有缺葉而無可補足者，則於目録中予以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