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兵家部·孙子卷（附吴子）（全三十四册）

本書包含《孫子》122種，附《吳子》42種。本書將其版本的遴選放在編纂工作的首位。收錄目前所知有關以上孫子（吳子）各種之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珍稀古籍版本。本書的出版，必將有力地推動相關學科的研究與發展。

李桂生

《子藏·兵家部·孫子卷》收書一百三十八種，並附《吳子》四十六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三十四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孫子》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集《孫子》各種版本及研究文獻之大成。

孫子，名武，春秋末期兵家代表，後人尊爲“兵聖”，中國兵家鼻祖。關於孫武的記載，最早見於《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這是官修史書所能見到關於孫子最完整的記載。但因其簡略，許多問題至今仍有争論。學術界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孫武是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爲陳國公子田完後裔。《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曰：“孫氏出自姬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無宇二子：恒、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憑，字起宗，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爲亂，奔吳，爲將軍。”《古今姓氏書辯證》“孫姓”條所載與此一致。兩書對孫武的得姓淵源和世系傳承有明確叙述，但也有學者通過計算孫武先祖年齡以及世系年數並結合有關史料，認爲孫武非田完後裔。如唐人林寶《元和姓纂》“孫姓”條云：“周文王第八子衛康叔之後，至武公生惠孫，惠孫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爲氏。玄孫良夫，生林父。林父生嘉。又楚令尹孫叔敖及荀况，並爲孫氏。吳有孫武、孫臏。漢有孫會宗、孫寶……樂安，孫武之後……東宛，孫臏之後……吳郡富春，吳孫武子世居富春……富陽，孫武之後，世居富陽……清河，孫武之後。” 《史記》記載寥寥，説明孫武家族世系詳情在司馬遷時代已不甚明瞭，《新唐書》《古今姓氏書辯證》《元和姓纂》等雖有較詳細記載，却不免引起後世學者的懷疑。

《孫子兵法》爲孫武親著現已成爲學界共識。孫武因齊國内亂奔吳，並以《孫子兵法》十三篇獻於吳王闔閭，得到吳王闔閭賞識，任以爲將。然自宋代以後，對孫武及其著作《孫子兵法》持懷疑態度並予以批判的聲音不絶如縷。北宋梅堯臣認爲《孫子兵法》是“戰國相傾之説”（歐陽修《孫子後序》引），南宋葉適認爲“穰苴、孫武者，辯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習學記言》），南宋陳振孫亦謂《孫子兵法》“吳孫武撰，《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世之言兵者祖孫氏，然孫武事吳闔閭，而不見於《左氏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直齋書録解題》）。至清代，仍有學者懷疑和否定孫武及《孫子兵法》，如全祖望云：“《左氏春秋内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絶不一及孫子，即《越絶》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鮚埼亭集》）姚鼐亦曰：“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十三篇非所自著，戰國言兵者爲之，托於武焉爾。”（《惜抱軒文集》）近人錢穆、梁啓超、馮友蘭等均有此論。

筆者認爲，《孫子兵法》成書於春秋末期無疑。理由如下：

首先，《孫子兵法》所言“帶甲十萬” “十萬之師舉矣”，符合春秋末期兵員數量及出兵規模。魯隱公五年（前七一八）鄭國有三軍：“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魯桓公六年（前七〇六），楚國有三軍：“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魯僖公三十一年（前六二九）晉國有五軍：“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魯成公三年（前五八八）晉國建六軍：“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杜預注曰：“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魯昭公十三年（前五二九），晉國“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杜預注曰：“三十萬人。”魯昭公元年（前五四一），楚國“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雖然擁有的兵員數量不等於出兵規模，但是從上述所引文獻看，春秋末期有的諸侯國出兵規模可達到三十萬人，所以在春秋末期“十萬之師”完全是正常的用兵規模。

其次，《孫子兵法》所描述的作戰方式及兵種構成符合春秋時期車兵、步兵結合的特點。西周至春秋作戰，多以車戰爲主，並輔以步戰。春秋時期規模較大的戰争，車兵都比較多。如晉楚之戰“晉車七百乘”；秦晉之戰，“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晉楚之戰，“晉侯許之七百乘”；艾陵之戰，吳軍繳獲齊軍“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春秋戰場主要分布在平整開闊的平原地帶，故春秋以車戰爲主，輔以步戰。

再次，《孫子兵法》兵種構成符合春秋末期特點。《孫子兵法》全書，無一“騎”字，衹有“駟”字。“駟”者，四馬駕一車之謂也。戰國之際，中原諸國，趙國最先裝備騎兵。周赧王九年（前三〇六），趙武靈王實行軍事改革，推行“胡服騎射”，摘下峨冠博帶，脱掉長袍大褂，改穿胡人短裝，學習騎馬射箭，積極發展騎兵。《孫子兵法》多有“車”字，而無“騎”字；有車戰，而無騎戰。毫無疑問，《孫子兵法》反映的是春秋末期的作戰方式。

最後，《孫子兵法》反映了春秋末期進攻戰、速决戰的戰略思想。《左傳·成公二年》載，齊頃公統領大軍打敗魯國，又乘勝進攻衛國。魯、衛兩國不甘落敗，故一起向晉國求援。晉景公派郤克爲中軍主將，馳援魯、衛。晉、魯、衛三國聯軍挺進到靡笄山（今山東長清縣境内），齊頃公不屑一顧，派人出陣挑戰。齊將高固沖入晉軍，如入無人之境，走馬高喊：“欲勇者，賈余餘勇！”齊軍和三國聯軍約定第二日早晨交戰。第二日，在鞌（今山東濟南西北）列陣，齊頃公驕傲輕敵，下令曰：“滅此朝食！”連盔甲都未穿戴，就縱馬而出。此戰表現了春秋中期速决戰的戰争特點。《孫子兵法》的戰略思想，正體現了這種戰争特點。孫子主張進攻戰略，且要速戰速决：“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鋭，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鋭、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作戰》，宋刊《武經七書》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

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一批竹簡，其書寫年代大致爲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公元前一一八年間。竹簡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元光元年曆譜》，與《孫子兵法》相關的竹簡還有《吳問》《四變》《黄帝伐赤帝》《地形二》和《見吳王》五篇。《吳問》記述吳王與孫武的問答。《見吳王》記述孫武教練吳王妃的事迹，與《史記》及《吳越春秋》所記孫武事迹相同，並且簡文中兩處出現“十三扁”（ “若□十三扁所……［十］三扁所明道言功也”），這説明司馬遷對孫子與《孫子兵法》的記載真實可信。《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的同時出土，證明了《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各有其書，孫武與孫臏各有其人，消除了歷史上對孫武及《孫子兵法》的懷疑。

《孫子兵法》自問世以來便廣泛流傳。戰國後期，“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韓非子·五蠹》）。西漢時期，當政者非常重視兵書的收集與整理，共有三次大的兵書整理工作：漢高祖時張良、韓信“序次兵法”；漢武帝時，楊僕“紀奏兵録”；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漢書·藝文志》）。漢成帝時，劉向、任宏、尹咸和李柱國受命整理圖書。劉向負責整理經傳、諸子、詩賦，每書整理完畢，便撰成提要，彙爲《别録》，呈報皇帝。劉向死後，其子劉歆繼其業，總括所有圖書，撰成《七略》，其中就有《兵書略》。而《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歆《七略》而來。任宏和劉歆所見到的《孫子兵法》已經是八十二篇。《孫子兵法》在司馬遷至劉歆的約百餘年中，從最初的十三篇驟增至八十二篇，還有圖九卷，這正説明了《孫子兵法》的巨大影響和漢代兵學的繁榮。增加的六十九篇，很可能是漢代人對《孫子》十三篇的推衍和發揮。三國時期，曹操整理《孫子兵法》，剔除多出的六十九篇，他在《孫子序》中説：“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説，况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魏武帝注孫子序》）曹操之後，爲《孫子兵法》作注者，魏晉時期有王凌、張子尚、沈友，南北朝時期有梁代孟氏，唐代有李筌、杜牧、陳皞、賈林等，宋代有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等。在諸家《孫子》注中，以魏武帝曹操注本最爲通行，影響最大。《隋書·經籍志》載“《孫子兵法》二卷”，下注云：“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又有“《續孫子兵法》二卷”，下注云：“魏武帝撰。”宋神宗元豐年間，“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習之，號《七書》云”（《文獻通考》）。《七書》即《武經七書》，由武學博士何去非、國子司業朱服校訂並由國子監頒行。

隨着《孫子》注本的增多，便有了集衆注爲一書的可能。晉有王凌集解，宋有蕭吉注《孫子》一卷，杜牧注《孫子》三卷，魏武帝、杜牧、陳皞、賈隱林、孟氏《五家注孫子》三卷，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據目前所知，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未見傳世本。日本昌平坂學問所藏《十家注孫子》一部，但未題寫編撰者，衹有注者：曹操、王凌、張子尚、賈詡、李筌、杜牧、陳皞、賈林、梅堯臣、王晳。傳世本《十一家注孫子》注者分别爲：曹操、孟氏、李筌、杜佑、杜牧、陳皞、賈林、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其中“曹操、李筌、杜牧、陳皞、賈林、梅堯臣、王晳”七家相同，其餘各家不同。可見，傳世本《十一家注孫子》與日本昌平坂學問所藏《十家注孫子》並非一書。清代中葉，孫星衍從華陰《道藏》中得《孫子集注》，以之爲底本，據《通典》《太平御覽》等書對十三篇進行校勘，並據《宋史·藝文志》改名爲《孫子十家注》，因爲孫星衍斷定《道藏》本《孫子集注》就是吉天保所輯的《十家孫子會注》。所以，清中葉以後，孫星衍校刻本《孫子十家注》取代了《武經七書》本《孫子》，影響很大。近代許多注解《孫子》的大家如顧福棠、黄鞏、陸懋德、蔣方震、劉邦驥、錢基博等都以孫星衍校刻本爲底本。

從宋代《武經七書》頒行和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刊刻以來，《孫子》十三篇的傳本系統有兩個：一個是《武經七書》本，一個是《孫子十家會注》本。一九七二年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出土，與今本《孫子兵法》基本相同，還有五篇殘簡或佚文。從竹簡《孫子》可以窺見任宏整理兵書前的《孫子兵法》原貌，並可據以校勘今本《孫子》，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簡言之，《孫子兵法》一書，版本繁富，流傳甚廣。我們能够見到的重要版本有：曹操《魏武帝注孫子》本、宋《武經七書》本、宋《十一家注孫子》本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本。其中，刊刻最多、流傳最廣的是《武經七書》本，其次爲《十一家注孫子》本，二者構成了傳世本《孫子》書的兩大主要版本系統。

《孫子兵法》以闡述用兵之道爲主，但也涉及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内容，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軍事思想

《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博大精深，體系完整，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和很高的理論價值。

其一，慎戰。慎戰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要慎重决策，切不可以意氣用事，盲目出戰。孫子説：“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説，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火攻》）二是要積極備戰，做到有備無患。孫子説：“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

其二，詭道。孫子説：“兵者，詭道也。”（《始計》）他總結“詭道”十二法云：“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始計》）

其三，先勝。孫子認爲要取得戰争勝利，必須處於“先勝”地位：“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軍形》）由於戰前勝負已定，所以雙方交戰，我方易勝，彼方易敗，故孫子又説：“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軍形》）

其四，速勝。孫子説：“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貴勝，不貴久。”（《作戰》）又説：“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

其五，全勝。孫子説：“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謀攻》）

其六，致人。《孫子》强調掌握戰争的主動權：“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其法有三：一是“示形動敵”。“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兵勢》）二是攻其所必救。“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虛實》）三是乖其所之。“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虛實》）

其七，形勢。一是示形，二是任勢。孫子説：“形人而我無形。”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虛實》）“勢”要以“形”爲依託，没有强大之形，就没有破竹之勢：“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兵勢》）

其八，利動。一是决策要合乎利益：“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始計》）二是出戰要合乎利益原則：“非利不動，非得不用。”（《火攻》）“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火攻》）三是戰争時間要合乎利益：“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作戰》）四是以利誘敵：“故善動敵者……以利動之。”（《兵勢》）“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虛實》）五是趨利避害：“故軍争爲利，衆争爲危。”（《軍争》）“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作戰》）六是變害爲利：“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軍争》）“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虛實》）

其九，虛實。一是避實擊虛：“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進而不可禦者，沖其虛也。”（《虛實》）“避其鋭氣，擊其惰歸。”（《軍争》）二是藏實露虛，露實藏虛，隱真示假，示形惑敵：“形人而我無形。”（《虛實》）

其十，奇正。《孫子》繼承了《老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道德經》五十七章）思想，並在軍事上加以發展：“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勢》）又説：“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兵勢》）

其十一，用將。孫子從正面指出將領必須具備五德：“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始計》）又從反面指出必須避免“將有五危”：一是“必死”之將，二是“必生”之將，三是“忿速”之將，四是“廉潔”之將，五是“愛民”之將。孫子説：“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九變》）

其十二，廟算。所謂“廟算”，即戰前計謀、對戰争的預測、戰略决策。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無筭乎？”（《始計》）

其十三，知彼知己。“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謀攻》）是孫子的重要思想。舉凡計謀、决策、行軍、交戰、宿營都要“知彼知己”，始終處於明瞭雙方情况的狀態中。不僅要“知己”，而且要“知彼”。

其十四，用兵。孫子用兵，非常重視兵力的分合變化，主張分散敵人兵力而集中我方兵力，做到以一當十。“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虛實》）兵有分合，須做到分合自如，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九地》）

其十五，治軍。《孫子》在治軍方面有系統而深刻的見解。概括起來，就是“令之以文，齊之以武”（《行軍》）。“文”就是奬賞，“武”就是懲罰。《孫子》説：“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對士卒要恩威並施，既要親近士卒，又要有相應的懲罰措施。要做到賞罰分明，還要有嚴密的組織制度。《孫子》説：“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兵勢》）“分數”指軍隊編制，“形名”指軍隊號令。“形名”的作用是“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軍争》）。《孫子》主張要依法治軍，但又要靈活變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九地》）。

其十六，用間。孫子强調戰争要“先知”，而“先知”的前提是“用間”。孫子説：“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用間》）

其十七，軍事地理。《孫子》有專門論述地形的篇章，如《地形》與《九地》篇。《地形》篇講地的形狀有六種：“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九地》説：“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爲將之人，必須熟知地形，在不同的地形采用不同的策略：“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九變》）

其十八，後勤。從某種程度説，勝敗取决於後勤補給能否跟上。爲了保障後勤補給，孫子明確主張“取用於國，因糧於敵”（《作戰》），“掠鄉分衆，廓地分利”（《軍争》）。

（二）政治思想

《孫子兵法》是先秦兵家的開山之作，同時閃爍着政治智慧的光芒。

其一，保國安民的政治理想。孫子提出“王者之道，厚愛其民也”（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吳問》），“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 （《地形》），“安國全軍”（《火攻》）。

其二，修道保法的政治制度。孫子“安國保民”的治國理想，有賴於“修道保法”的政治制度。孫子主張“道”“天”“地”“將”“法”五位一體，他敏鋭地覺察到軍事勝利與政治制度的密切關係，提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軍形》）。取勝的首要因素是“主孰有道”，無道之君其國必亂，其軍必敗，此“道”實爲儒家仁政與禮教。孫子所説之“法”，即“曲制、官道、主用”，通俗地説，是關於國家、軍隊的各種法令、規章以及制度，與法家的“法治”相通。

其三，君臣相得的政治生態。孫子提出政治上必須是君明將賢，將忠於君，君不疑臣，相得益彰。他説：“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謀攻》）衹有君臣相得，纔能治國而國昌，治軍而軍强，戰勝攻取，無往不克。

其四，兼容百家的政治視野。孫子融會春秋時期原始道家、法家、儒家、陰陽五行思想，充分體現了其兼容百家的政治胸襟。譬如，孔子講仁政，在政治關係上，表現爲上對下的仁愛以及下對上的忠孝。孫子從仁愛之心出發，要求將領以父愛之心帶兵：“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即使對戰俘，也要“善而養之” （《作戰》），此爲攻心策略，與老子所言“報怨以德”（《道德經》六十三章）、孟子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相通。在愚民論上，孫子主張“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九地》），與老子“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道德經》六十五章）相通，又與儒家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通。

（三）經濟思想

孫子認識到戰争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政治、經濟緊密相關：“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内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作戰》）在用兵之前，各項物資都計算清楚並準備充足。他説：“故軍無輜重則亡， 無糧食則亡， 無委積則亡。”（《軍争》）“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基於此，孫子又提出以戰養戰的經濟思想：“故智將務食於敵。”（《作戰》）

（四）哲學思想

孫子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他提出在軍事活動中要重視調查、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礎上得出認識和結論，通過“五事”“七計”來預測勝負，從而否定鬼神和天命，“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也”（《用間》）。

一是提出一系列矛盾範疇。譬如，虛實、形勢、奇正、分合、攻守等。

二是揭示戰争的普遍規律。譬如：“兵者，詭道也。”（《始計》）“兵貴勝，不貴久。”（《作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謀攻》）“以正合，以奇勝。”（《兵勢》）

三是戰術上提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譬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始計》）“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謀攻》）

四是提出戰争是矛盾的對立統一。譬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軍形》）

五是提出戰術戰法具有不可重複性。譬如：“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虛實》）

六是提出事物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解决問題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譬如：“先奪其所愛。”（《九地》）“攻其必救。”（《虛實》）

七是提出全面分析事物的各對矛盾和矛盾的各個方面。譬如：“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九變》）

八是提出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能够互相轉化。主張善於轉化矛盾，分辨利害，變害爲利。譬如：“軍争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軍争》）“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兵勢》）

九是把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的辯證思想引入兵家理論中。譬如：“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始計》）“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行軍》）他以水比喻用兵：“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

（五）軍事倫理思想

孫子重仁義，主張以仁立兵，以仁修身，構建以仁爲本的軍事倫理，提出將領的修養有智、信、仁、勇、嚴五個方面。譬如：主張“視卒如嬰兒” “視卒如愛子”（《地形》）。主張厚待間諜：“相守數年，以争一日之勝，而愛爵禄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用間》）主張善待降卒：“卒善而養之。”（《作戰》）《孫子》既重仁義，也重功利，軍事之争最終表現爲利益之争。他説：“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九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火攻》）“兵以詐立，以利動。”（《軍争》）這些都是關於争利的論述。孫子追求社會和平、國泰民安，提出了戰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兵不頓而利可全”（《謀攻》）。

（六）管理思想

孫子創立的兵家管理思想表現出以下特徵：組織結構的科學性；指揮權力的集中性；群體行爲的統一性；勞動分工的專業性；管理方略的權變性；方案策劃的周密性；組織環境的封閉性；行爲動機的功利性；人性價值的工具性。在管理方式與手段上表現爲：定性定量；系統分析；心理行爲；奇正交用；動静相宜；虛實相生；造形蓄勢；刑德兼施；情理並舉；謀略制勝。

孫子認爲管理的本質在於治人。他從管理制度談如何治人，認爲要有科學合理的體制編制，還要有快捷便利的指揮體系。孫子認爲，治人在於治氣、治心、治力、治變。將領要善於養士氣，用士氣，導士氣，鼓士氣；要善於攻心，養心；要善於奪敵之心，定己之心；要善於養力、用力、借力；要善於破敵之力，蓄己之力；要善於知變、思變、用變。

《孫子兵法》自問世以來，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重視。自竹簡以下抄録、刻印、注釋者衆多，由此形成了《孫子》文獻系統。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輯録《孫子》文獻，系統梳理《孫子》文獻；于汝波主編《孫子學文獻提要》在系統梳理《孫子》文獻基礎上，簡要介紹每種著述主要内容，也爲研究者提供了諸多便利；謝祥皓、劉申寧編輯《孫子集成》收録《孫子》相關文獻，是目前唯一一部影印出版的孫子文獻集成，爲學界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其收書過於駁雜。《子藏·兵家部·孫子卷》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廣搜博徵，收録歷代與《孫子》相關的文獻一百三十八種。綜合來看，本卷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注重版本之全。在《子藏》“求全且精”編纂原則指引下，我們儘量搜集較多版本，並在此基礎上甄别比對，選取學界公認的善本爲底本，最大限度還原《孫子》文獻流傳原貌。如《孫子》白文本本卷收入上至宋刊本、下訖民國印本十六種傳本，體現《孫子》文本流傳之序。

注重精抄本的收録。抄本作爲一種文獻體系，也一直受到學界關注。本卷在搜羅刻本等印刷本的同時，也注重收入較好的抄本，如清人抄《武經七書》本《孫子》、抄本《孫子兵書》、清抄《齊魯先哲遺書》本《孫子》、抄本《魏武帝注孫子》等。

注重批校本的收録。名家批校在文獻研究領域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考慮不同版本的前提下，本卷也儘可能收録影響較大的名人批校本，如吴大澂、王懿榮校跋並録清王念孫校《孫子》、王綸光批校《魏武帝注孫子》等。

注重稀缺文獻的收入。歷代《孫子》文獻衆多，稀缺文獻更是層出不窮，也不斷爲學術界提供珍貴的文獻資料。本卷在文獻整理過程中，十分注重稀有文獻的收録。如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刊彭祖遠纂輯《武經七書大小全題衷旨合參》，今所見文獻資料未見著録，可謂海内外孤本，本卷截取其中《孫子》予以收録。

李桂生

吳起是與孫武、孫臏齊名的兵家，在兵學史上往往以“孫吳”並稱，其平生功業亦可與孫武、孫臏相牟，其所著兵書《吳子》之影響，僅次於《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今輯得目前所知《吳子》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四十六種，附於《孫子》之後。

吳起約生於公元前四四〇年，卒於公元前三八一年，正值戰國前期（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吳起的一生可以分爲四個階段：求仕與求學；殺妻求將，大破齊軍，初露鋒芒；去魯之魏，擊秦拒韓，奠定功業基礎；去魏之楚，任楚相，圖變法，行改革，富國强兵，威震天下，達到人生事業的頂峰，而又爲此亡身。司馬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説：“吳起説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批評吳起重法治不重德治，以殺伐爲務，最終在殺伐中亡身。

吳起確實是個有争議的人物，他的思想比較複雜，既有儒家的仁德，又有法家的嚴苛，是一位内儒外法的兵家。吳起早年師從曾子研習儒學，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但他又是儒家的叛逆者，母親去世竟不奔喪，更不守喪，這與儒家“孝”的思想格格不入；爲了成就功名，竟然殺妻求將，這更是不仁之至。但“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這又是何等的仁義！《戰國策·齊策六·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云：“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這衹有仁義之將纔能做到。吳起一面是殺妻求將，不奔母喪；另一面是與士卒同勞苦，爲士卒吮疽膿。殘忍與仁義這兩種互相對立的性格在吳起的身上得到了統一。吳起離開魯國，投奔魏國文侯時，魏文侯向李克詢問吳起是個什麽樣的人，李克説：“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可是司馬遷在下文説：“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之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李克説吳起“貪而好色”，文侯認爲吳起“廉平”，究竟吳起貪還是廉？國相公叔痤的謀士回答了這個問題。國相公叔痤排擠吳起，想把他趕走，公叔痤的謀士爲其出謀劃策時説過“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話，這説明吳起貪名而不是貪利。公叔痤正是抓住吳起貪名的弱點而把他趕走，却抓不住吳起貪利的辮子做文章。司馬貞《索隱》按云：“今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纍千金，破産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司馬貞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儒家講仁義，吳起却殺妻求將，不仁；儒家講忠孝，吳起却母死不赴，不孝。那麽又怎麽説吳起“外法内儒”呢？《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載：“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並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吳起殺妻求將，對妻子實爲不仁，但他抵禦外侮，大破齊軍，使國土免遭蹂躪，使生靈免遭塗炭，而且愛兵如子，同甘共苦，又是至仁；吳起母死不赴，實爲不孝，但他實現了告别母親時所發的出將入相的誓言，又是至孝。因此吳起的“仁”不是婦人之仁，而是大丈夫之仁；吳起的“孝”不是小人之孝，而是大丈夫之孝。吳起在魏國做西河守時曾經向魏武侯進言：“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劉向《説苑·建本》）“用刑必中”“除民之害”就是“法”；“君心必仁” “思民之利”就是“儒”。這是對吳起外法内儒的最佳詮釋。

關於《吳子》的作者與成書，在學術界一直存有争議。姚際恒認爲：“《漢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論膚淺，自是僞託。中有屠城之語，尤爲可惡；或以其有禮義等字，遂以爲正大，非武之比，誤矣。”（《古今僞書考》）姚鼐認爲：“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頗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惜抱軒文集》）明胡應麟則認爲：“《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僞作也。”（《少室山房筆叢》）

傳世本《吳子》六篇，《漢書·藝文志》則著録《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録賈詡注《吳起兵法》一卷，未言篇數，《宋史·藝文志》著録《吳子》三卷亦未言篇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均著録《吳子》三卷。王應麟《玉海》著録《吳起兵法》三卷，且注明六篇，並説明六篇具體爲《圖國》至《勵士》，與傳世本《吳子》篇目相符。

從先秦文獻記載看，《吳起兵法》在戰國時期就和《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在社會上廣爲流傳。《韓非子·五蠹》説：“境内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這説明《吳子》至遲在韓非子時代，也就是戰國末期就已經成書。到了漢武帝時，司馬遷説：“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戰國秦漢時期，往往“孫吳”並稱。《孫子》一書有十三篇，至於《孫臏兵法》與《吳起兵法》有多少篇，司馬遷未予明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吳子》與《孫子》一樣都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流傳很廣，而且在流傳過程中有内容增加，這是符合先秦文獻産生、發展的一般規律的。

吳起思想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戰有五因，兵有五類。吳起是世界軍事史上第一個探求戰争根源的人，他認爲戰争是某些社會現象引起的：“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積惡，四曰内亂，五曰因饑。”（《圖國》，明萬曆間刊《二十子全書》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他把戰争也分爲五類：“一曰義兵，二曰强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圖國》）吳子認爲，禁暴救亂叫義兵，恃衆伐弱叫强兵，因怒興師叫剛兵，棄禮貪利叫暴兵，國亂民疲、興師動衆叫逆兵。當然，吳起不可能從階級和私有制這個總根源上去認識和理解戰争，更不可能從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的角度來考察戰争現象。

（二）内修文德，外治武備。這是吳起軍事思想的核心。吳起强調文武並重，把政治與軍事、治國與治軍結合起來。

“内修文德”主要有以下含義：

其一，要教化百姓而親附萬民。作爲君主和將帥，必須“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以此“四德”教化貴族和平民，達到“四和”的目的，即“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陳”“和於戰”（《圖國》）。

其二，要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圖國》）。

其三，要使“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圖國》）。社會經濟繁榮，百姓安居樂業，官民關係融洽，國内政治穩定，這是戰争勝利的前提。

其四，要使“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圖國》）。

其五，爲君者要禮賢下士，不要自以爲是。

“外治武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内容：

首先，要“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圖國》）。

其次，主張建立强大的軍事防禦力量，所謂“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料敵》）。建立强大而精鋭的軍隊並不是要窮兵黷武，而是實行戰略防禦，做到有備無患。

再次，主張一戰而勝，一勝取天下。吳起認爲，“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圖國》）。

（三）嚴明刑賞，以治爲勝。吳起既强調以儒家的“道”“仁”“義”“禮”治軍，又强調以法家的嚴刑峻法來約束軍隊，主張嚴明刑賞：“進有重賞，退有重刑。”（《治兵》）吳子認爲，對不從令者要實行嚴厲的刑罰，而對那些優秀將士則要善待厚賞，使之有尊貴的地位、崇高的榮譽、豐厚的俸禄。

（四）用兵之法，教戒爲先。吳起特别注重對士卒進行教育訓練，既注重思想意識的教育與灌輸，也注重作戰技能的訓練。在思想意識方面，認爲“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圖國》）。

（五）總文武者，爲將之道。吳起有《論將》專篇，認爲不僅治國治軍要文武兼備，就是爲將也要文武兼備，他説：“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論將》）批評一般人僅僅以“勇”來衡量將領，説：“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論將》）

（六）審敵虛實，趨敵之危。“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料敵》）是吳起重要的作戰指導思想，要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個是國家層面，一個是軍隊層面。從國家層面來説，吳起針對魏國處在齊、秦、楚、燕、韓、趙的包圍之中，準確而深刻地分析六國國情民俗，縱論六國形勢，分别提出擊敵之法；從軍隊層面來説，要觀察敵情，明白虛實，分析利弊，掌握戰機，决定擊敵與避敵。

（七）占將察才，因形用權。吳起認爲，將有“智將”與““愚將”之别，追擊敗兵假裝追不上、見到利益却不貪圖的將領爲智將；那種追擊敗兵唯恐不及、見利唯恐不得的將領爲愚將。

自戰國以來，即以“孫吳”並稱，今以《吳子》附於《孫子》之後，亦屬遵循古法，然其兩家思想之不同，則體現了各自所處時代之特徵，兹條述如下：

其一，《孫子兵法》没有提到騎兵作戰；《吳子》則有車、騎、徒的協同作戰。這衹有在車兵、步兵、騎兵各自形成獨立兵種之後纔有可能實現。

其二，《孫子兵法》不主張攻城，認爲攻城之法爲不得已。《吳子》雖然没有論述攻城之法，但有城邑攻破之後的做法：“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禄秩，收其器物。”（《應變》）這與《孫子兵法》“掠鄉分衆，廓地分利”不同，反映了春秋與戰國不同的戰争目的。春秋時期，戰争目的是獲得更多的土地資源、人力資源，以便稱霸諸侯；戰國時期，戰争目的不再滿足於稱霸，而是兼並天下，使天下諸侯歸於一家。因此，兩者的區别並不説明孫武殘忍而吳起仁義，而是各自所處時代不同，戰争目的也不同。

其三，《孫子兵法》多注重論述平原地區作戰，《吳子》多注重論述深谷、高山、沼澤、水流地區作戰，説明戰場範圍在擴大，戰術戰法也在豐富、發展，這也表明《吳子》具有戰國時代特色。

其四，《孫子兵法》多從戰略着眼，具有高度的理論概括，指導性强；《吳子》多從戰術着眼，更多的是具體的戰術戰法，操作性强。這也符合兵家發展的基本規律。

其五，孫武有“分晉六家，范氏、中行氏先亡”之論，分析范氏、中行氏、智氏、韓、魏、趙六國“制田”，作出范氏、中行氏先亡，智氏次之，韓、魏又次之，晉國終歸於趙的預測（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説明孫武生活在春秋時期；吳起有齊、秦、楚、燕、韓、趙六國形勢之論，針對六國不同弱點分别提出擊敵之策，説明吳起生活在戰國時期。

一、依據《子藏》“求全且精”的原則，本卷收録《六韜》白文本、注釋本、校勘本及研究著作（原則上截止到一九四九年）共四十一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七册影印出版，提要另以單行本出版發行。

二、司馬穰苴、尉繚子爲戰國時期著名兵家，其軍事思想影響較大。本卷輯得《司馬法》四十四種、《尉繚子》三十五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共七册，附於《六韜》之後。

三、本卷所收各書，略以著者生年先後爲序。然自晚清以來，出書年代間隔不斷縮小，晚輩所著或在長輩之前，所以於“略以著者生年先後爲序”原則外，亦不乏視實際情况作適當調整者。

四、每種書原則上收録最初刊印者，但如有後出轉精的刊本，則視具體情况而定。如有二刊本與稿本或抄本並傳者，原則上皆予收録，以便讀者窺其全貌。如今所見《六韜》白文本最早爲宋刊《武經七書》本，此後歷代均有刊印，本卷還收入明刊本兩種，清刊本五種、抄本兩種，民國刊本一種，以期完整體現《六韜》流傳之序。

五、本書所收著作，原則上都採用原書全稱。如所收僅爲某書一部分，不便於使用原書全稱者，則作適當處理。如《百家類纂》《諸子奇賞》《武經開宗》等所收《六韜》，分别名爲《六韜》《姜子奇賞》《六韜開宗》。

六、原書如有缺葉而無可補足者，則於目録中予以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