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图书馆管理札记

著者：方家忠 著

定价：88元

ISBN：978-7-5013-7667-4

装帧开本：精装32开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广州图书馆学术丛书”之一，是广州图书馆方家忠馆长对自己三十余年公共图书馆职业生涯所做的思考与心得。全书分为“时代、机遇与环境”“理念、使命与功能”“领导与管理”“特殊时刻”四个部分，不仅全方面展示了广州图书馆的这些年来的发展，还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于图书馆管理的认识。全书从时代环境着眼，内容囊括公共图书馆的理念、使命、功能、管理等诸多方面内容，并在图书馆资源建设、人才建设、馆舍建设、组织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总结并凝练了自己的经验。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行文灵活，语言生动，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专业著作。它不仅能为图书馆人提供实践工作方面的指导，也能为热爱关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认识图书馆、了解图书馆提供一个便捷的途径。

作者简介

序

专业化管理的新探索

家忠馆长嘱我审读他的新作《图书馆管理札记》，并作序。

我们是相识相知三十年的老朋友，有同事、同行、同学的深厚交谊，彼此从未间断对各种问题的交流、探讨、争论，互相支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从业经历相似，成长历程相近。

《图书馆管理札记》中的很多观点我以前听家忠说起过，有些篇章我以前看过。整本书读下来，就如在听一位老朋友侃侃而谈，他的思考，他的成绩，他的遗憾，他的理想。阅读的过程中我时时想起和他在洛杉矶度过的美好时光……

2009年3月，我和家忠一起赴美国开展为期半年的考察、访问。前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在洛杉矶同吃同住同学习，白天与美国同行交流、参观、访问、学习，晚上我们整理笔记，交流看法，畅谈个人的职业理想和广州图书馆的未来。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愉快的记忆。行前我已经知道自己大概率会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履新，因而这次的交流也多了一层工作交接的意思。在专业领域的直率叙谈、交流乃至争论中，我对家忠坚持的图书馆价值、管理理念、职业理想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家忠任广州图书馆馆长已超过十年。馆长的首要职责无疑是管理。馆长对图书馆的管理具有系统性、连续性、全局性的特点，会影响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面。家忠是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一直从事图书馆的业务和管理工作，有良好的专业学术背景、丰富的专业实践和专业管理经验。近年来，家忠更是提倡专业化发展模式（“发展的两种模式”），因应专业化服务的实际提出专业决策机制的设想（“图书馆的专业决策机制”），呼吁发起图书馆专业化运动（“我们需要发起图书馆专业化运动”）。崇尚专业化管理是其管理理念的底色。管理者的思想是无形的，观察图书馆的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可以窥见图书馆馆长的管理方式、治理理念。

谈两点阅读札记的体会，代序。

在洛杉矶交流期间，我和家忠探讨过制定广州图书馆发展规划的问题。当时，我们是一起“搭班子”的同事，广州图书馆新馆项目的基建即将完成，用发展规划来擘画未来，厘清发展方向，确立新馆定位，我们达成了诸多共识。我们曾用正反方辩论的方式反复争论制定规划的必要性，规划对图书馆发展的利弊得失，尤其是规划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在这种辩论中，我发现家忠对规划管理有着异常坚韧的执念。2009年，家忠组织编制《广州图书馆2011—2015年发展规划》（又称广州图书馆“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广州图书馆的理念、目标与功能，广州图书馆由此建立起理念先进、功能多元、绩效突出的图书馆服务结构。接下来，广州图书馆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框架内，制定新馆专项规划，借新馆内部业务布局和服务内容设计之机，突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确立新一代公共图书馆转型发展方向。可以说，“十二五”发展规划和新馆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广州图书馆新馆取得杰出服务绩效的关键。这种业务方向的调整，使得广州图书馆新馆在业内脱颖而出，取得傲视同侪的骄人服务绩效。

制定发展规划，需要系统的调查研究，全面理解政策导向和发展环境，深入了解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而明确认知所面对的机遇、挑战，以及自身优势和劣势，在此基础上，确立自我定位、目标任务与实现路径。同时，图书馆的规划需要融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以获得政策、财政等方面的保障。要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参与讨论，在实施规划时，把任务目标分解到各部门执行。在规划的制定过程中，还需要广泛征求业界的建议，鼓励社会公众建言献策。可以说，通过制定发展规划，能更清晰地发现、理解社会需求，更好地预设政府保障，优化图书馆服务。围绕规划目标的分解和实施，广州图书馆的绩效管理、服务效益、服务总量和品质都上了一个台阶。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有效贯通了事业发展“三支柱”——需求、保障、服务。

以前瞻的战略眼光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是广州图书馆科学管理的最重要方式，也是理解本书的最好视角。

广州图书馆“十二五”发展规划选择文化服务作为重点方向，并提出建设“多元文化窗口”。这落实在新馆专项规划中，细分出传统与本土文化、世界多元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等三大系列，相应设计了广州人文馆、多元文化馆等主题空间和服务平台，加上在空间设计与服务方面充分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安排，产生的直接效果是“日均接待量很快达到了2.7万人次，周六日日均达到3万—4万人次，最高纪录是一天接待了51774人次”，“自2014年起基本服务指标值稳居全国公共图书馆首位，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位置，年接待读者量突破900万人次，年文献外借量突破1100万册次，注册读者累计230万人，年利用数字资源达到1.2亿篇（册）次，年举办读者活动超过4000场次”。政府部门乐见图书馆服务效益成倍增长，加大了支持力度，新增处级机构“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设立“广州（国际）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广州图书馆一跃成为广东省体量最大、编制内工作人员最多、财政经费最多、年度新增图书最多的公共图书馆。巨大的服务量，带来了与之相称的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图书馆赢得大量珍贵的社会捐赠。计有：广州市文史研究馆调拨移藏该馆全部馆藏11811册（件），其中古籍及民国线装书5399册、现代装帧图书4799册、字画及工艺品1613件；一家三代九位女画家的苏氏一家，著名文献大家王贵忱先生，老一辈革命家与收藏名家欧初先生，岭南文化名家刘逸生、刘斯奋家族，敦煌名家姜伯勤教授，历史学家蔡鸿生教授、李龙潜教授、朱雷教授，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与夫人王玄伉俪，以拍摄“叶健强跑街”城市影像作品著称的摄影师叶健强等名人名家的一系列捐赠。这些捐赠弥补了馆藏缺失，大大增强了图书馆对地方文化研究的文献支撑能力，对于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广州图书馆还积极践行“多元文化窗口”的社会使命，推动与各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合作，这就使广州图书馆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独树一帜，既成为政府外事活动的“城市客厅”，又是公众了解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的窗口。广州图书馆新馆自2013年开放以来，先后与38个国家驻广州总领事馆以及多个友好城市合作举办了约300场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为纪念艺术大师达·芬奇、拉斐尔逝世500周年，分别于2019年、2021年与意大利驻广州领事馆合作举办“达·芬奇的艺术：不可能的相遇”“拉斐尔的艺术：不可能的相遇”展览。这些活动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家忠馆长也因此获颁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勋章。

制定规划可以让我们清晰地了解机构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规划管理是持续性的管理行为。考察广州图书馆“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三五”发展规划、“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配套的专项规划，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规划管理在广州图书馆分步实现、逐步递进的转型发展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良好的管理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广州图书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图书馆”。

“抓住机遇比解决问题重要”，管理者要善于创造机会，敏锐地抓住机遇。

制定《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是我和家忠接续参与完成的一项工作，本书中着墨不多，却是把握作者职业理念、专业水平和管理思路的绝佳切入点。我们在洛杉矶三个月的考察学习，直接动因是想要全面了解、学习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组织、管理、运营、服务总体概况，为建立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提供参照。2012年起，家忠积极参与重启《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的立法工作，参与推动广州市“图书馆之城”项目建设，得到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把地方立法工作与“图书馆之城”建设目标结合起来，同步推进，体现了富有远见的管理思维和专业化水平，有很好的示范意义。广州图书馆深度参与地方立法，提出专业的、切合实际的且可实现的建设标准，说服相关部门，协调各方立场，经过艰难的多方博弈，守住了关乎全市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核心条款：第一，政府对图书馆馆舍建筑面积、馆藏、年新增藏量、工作人员配备等要素投入要按服务人口量化保障标准，增加兜底条款，规定乡镇（街道）图书馆建筑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第二，明确广州图书馆作为中心馆。前者引发了广州市各区级政府高标准建设区级公共图书馆的热潮，并带动各乡镇（街道）建设了一批高质量的公共图书馆，大大增强了基层服务能力。后者使广州图书馆成为全市公共图书馆的管理系统核心、服务标准和规范的制定者、人才培训基地、数字资源服务的提供者、“通借通还”的中心节点，有效减轻了区、乡镇（街道）图书馆的负担，强化了资源共享，提升了基层图书馆服务水平，以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要求，带动市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朝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稳健迈进。广州创立了以地方立法确立中心馆/总分馆的模式，成为高质量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典范。《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成为业界公认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地方图书馆立法。截至2022年上半年，广州市共建设实现通借通还的总分馆、服务点748个，其中面向所有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分馆）333个。2015—2021年，服务人口年人均访问次数从0.95人次增至1.92人次，年人均文献外借次数从1.02册次增至2.13册次，年人均数字资源利用次数从3.74篇（册）次增至8.42篇（册）次，每万人参加活动人数从1308人增至4526人，注册读者占全市人口总数比从14%增至24%，乡镇（街道）、社区基层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一名优秀的图书馆馆长，对其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对所处环境的正确理解、对社会需求的准确把握、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与时俱进地校正发展方向、调适管理方式，则非常考验管理者的学习能力、专业素养、职业理念、学术视野和理想境界。

家忠是理想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札记中对现行繁复的合规性检查、对管理体制中责权利不一致及法人责任无限扩展等，似乎有未尽之言，其“言外之意”，也值得我们阅读者深思。

管理，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以前读何兆武先生的历史文化随笔，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历史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这种观点肯定人文动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既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又强调历史是自由人创造的事业。我读后深有感触，想到图书馆管理何尝不是如此。后读人本主义的相关著作，又认识到，在现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人文主义常常是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大潮的反动；而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则都是与思想蒙昧作战的武器。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管理工作的理解。

我担任广州图书馆馆长迄今已逾十年，加上此前受聘副馆长、部门主任、部门副主任的时间，算起来，我从事图书馆管理相关工作已超过二十年。回想起来，我自己有限的管理知识大体上来自实践、前辈的言传身教与耳提面命、对其他图书馆管理运作的观察研究以及读书学习等。

我对图书馆管理最早的认识来自大学课堂。当时谭祥金先生刚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任上转任中山大学教授、图书情报学系主任，他声若洪钟，给我们讲解图书馆管理案例。我也一直记得黄俊贵先生的“双谋”论，他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任上与我们分享，图书馆管理要“双谋”，既要“谋”事业的发展，也要“谋”图书馆员个人的成长。差不多同一时期，广州市传奇式的老市长黎子流大力倡导“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我跟刘洪辉馆长长期共事，他是我们很多年轻同事的良师益友，他给我们分享很多管理智慧，其中我印象最深并一直铭记在心的是，管理工作要尊重人性的需求。我的一位老领导、著名书法家、曾分管图书馆工作多年、以宽厚待人的陈春盛先生经常用很素朴的一句话——“人忙心不累”与我们共勉。

给我管理工作注入强大内在动机的是，2006年应时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之邀，参加由程焕文教授、刘洪辉馆长等共同组织的广州地区图书馆高级人才研修班。该班在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进入中国百年、图书馆界掀起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大背景下，以传播现代图书馆理念为己任，让我和七十多位同学经历了一场理念的洗礼，为我们在新时代共同推动图书馆事业注入了理念、理想和激情。时至今日，每当想起程焕文、范并思、李国新等老师们交流分享时的专注、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我仍然会为之激动。我反复研读的专业著作是于良芝教授的《图书馆学导论》，它以一个相对宏大、完整的视角为我们建构起了一个贯穿历史、现实，贯穿服务、使命、理念、哲学的图书馆学思维框架。我也经常拜读吴建中馆长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等大作，受益良多，我的许多理念和想法就是受到吴建中先生观点的启发。我自己思考，作为馆长，我有别于他人的或许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即我深信我们的服务、职业、事业、志业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追求自主发展和幸福生活、对社会进步、对国家发展有价值、有意义。当然，我所认识的每一位有所作为的馆长似乎都具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这大体上也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各行各业的引领者具有的共同特征。

管理科学方面的著作，我先后读了一些，其中印象深刻、深为服膺的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先生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也是我经常研读的经典著作之一。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我们也知道，经验是科学的来源之一。我认为，彼得·德鲁克先生的管理思想确乎是经验、智慧与科学的统一体。图书馆管理著作，我也时常翻阅，尤其在组织制定广州图书馆“十二五”发展规划时深入参考的是美籍华人图书馆学家李华伟博士的《现代化图书馆管理》。

我的管理理念还来自许许多多我接触过的图书馆行业的前辈，一些我深为敬重的长者和智者，如倪晓建、吴晞、褚树青、李东来等资深图书馆馆长。

近年来国家对事业单位管理日益规范、细致，各种合规管理要求不断出台，如“中央八项规定”“一岗双责”等，也让我深有感触和体会。

这些年的学习和实践，让我对图书馆管理有了三个层面的认识：

图书馆管理是科学。这是主体、主流。管理是科学，图书馆管理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应自觉地将各种管理理论，如科学管理的经典理论，组织管理、行为管理、战略管理、绩效管理、品牌管理等，应用于图书馆管理实践。这也是新时代我们需要强化图书馆专业化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

图书馆管理是艺术。艺术有丰富的内涵，是面对相对复杂、困难问题时的一种或多种处理技巧与智慧。在管理工作中，我们不时会碰到难题。当然，对专业出身的管理者来说，一般不太愿意考虑艺术或技巧，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作为专业人士的基本立场，即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会也不愿意拐弯抹角。

图书馆管理是人文。在实践中，很多工作超出了传统科学管理的范畴，需要我们利用心理学，甚至离开所谓科学的规律性，进入人的内心深处，去理解、体验个体的意志、情感、欲望和心理、人格等的发展需求，去理解出于人性的合理诉求。当今我们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建设，从管理的角度，就是要更多地关注图书馆员的心理需求、合理诉求。在实践中，很多工作既超出了管理的范畴，也超出了专业的范畴，尤其是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在建构过程中，新的环境给管理者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而这些新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标准、规范，没有固定的、公认的答案。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权衡，而做出选择的标准需要放到管理科学、管理艺术的更底层，即人文的层面，从人格、人性、人的权利层面，从真、善、美的层面，或者说将“善”作为我们管理工作的底层原则——对于作为管理客体的人，管理者要特别尊重他的主体性，要有谦卑、敬畏、包容之心。面对很多新问题，可能有多种选择而难以抉择，这时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善意的、与人为善的选择。有时候，“真”会与“善”发生矛盾，这时候，“善”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从管理的人文性出发，也让我们对国家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当然，管理的人文性，我想，还体现在管理工作的思辨性质上，作为管理者，我们常常需要去反复思考、反思我们的工作。

从传统哲学的层面看管理，主要涉及的或许就是仁义与刑赏之别。儒家传统重仁义轻刑赏。何谓“仁义”？孔夫子自道，忠恕而已，并一以贯之。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标举的是科学管理的大旗；当科学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更要举起人文主义的思想旗帜。需要融入管理者常识的是，我们不要忘记管理的人文底色。

我的教育背景是图书馆学，又一直在公共图书馆工作，自我定位是专业技术人员，自我期许是做好一名专业人士。蒙组织信任，我先后被聘为副馆长、馆长，不知不觉间，已过去十七年。关于图书馆员和馆长的角色及其社会贡献，我细想起来，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服务实践，二是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三是管理实践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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