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中医血脉  传承华夏瑰宝——让《中华医藏》绽放国粹之光

六十载耕耘不忘初心寄情苍生利万邦，一甲子稼穑牢记使命系念疾苦动山河。

60余年勤求博采、风雨兼程，一代代中国中医科学院人奋进求实、勤勉不辍。

东直门内、小街路旁，坐落着一处绿树成荫的中医殿堂，它便是中国中医药科研的领军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走进院内，映入眼帘的是院直机关综合大楼，大家亲切地叫它“大白楼”。在“大白楼”两侧，医圣张仲景和药王孙思邈的雕像静静伫立，映照着古往今来中医药学人“大医精诚”的初心。

《中华医藏 · 养生卷》部分图书（图片来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盛世修典，承续中医药学传统文脉

中医药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极为珍贵的组成部分，它们记录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抗击疾病、护卫健康、养生延年的丰富经验，体现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精神，是我国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中医药古籍承载的原创思维、独特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中记录的一些临证经验、经典方剂、养生方法，具有十分珍贵的临床价值。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重要启示，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并应用于疟疾治疗，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2020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医疗团队以中医典籍中记载的经典名方为基础，化裁而成“三药三方”，为我国抗击新冠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古籍犹如源头活水，不断为中医药的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浇灌出守正创新的实践之花。“实际上，中医古籍中有许多类似的宝贵精华，需要我们用现代科学知识整理发掘、传承发展。”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中华医藏》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洪欣教授如是说。

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存世的9000余种中医药古籍中约3000余种已经沦为孤本，保护状况堪忧。这些古籍分藏在全国300多个图书馆（博物馆），其中有历代善本、名医手稿、名家批校本、刻书底稿、彩绘本草图、经络图等。另外，近20年来，通过中国中医科学院学者的努力，也陆续从世界各地复制回归了一些国内失传的中医药古籍和相关珍稀版本。

尽管如此，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仍然进展相对迟缓。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加强了对中医药古籍的发掘整理、保护利用。2005年，财政部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曹洪欣教授牵头中国中医科学院实施中医古籍抢救工程，165种珍稀孤本文献得以汇集出版，成为中医界古籍“善本再造”的精品力作。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其广教授提出编纂《中华医藏》的建议，对此，著名学者任继愈说：“这件事情迟早是要做的，它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项目，需要有一批懂中医和中医学史的专家参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谈得上科学整理。现在能做这件事的人已经不多了，应该提醒有关主管部门，及早把这个项目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

对中医药古籍事业而言，201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出席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涉及中医药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利用的新政策，不断为传承留载体、守正强基础、创新筑平台。2018年，《中华医藏》庄严立项。2019年，“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精髓，加强典籍研究利用，编撰《中华医藏》”被写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中华医藏 · 养生卷》内页    中国中医科学院/供图

《中华医藏》，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已故国医大师余瀛鳌对《中华医藏》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推进《中华医藏》的编纂工作，有助于承续中医药学统文脉，厘定中医药学术源流，发掘东方生命科学智慧，彰显我国医药文明辉煌。”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华医藏》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璐琦院士所作的《中华医藏》工作情况汇报。总书记指出，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

部分中医药古籍   中国中医科学院/供图

无愧于先人，对得起来者

“整理医藏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能够参与其中，是人一生中难得的机遇”，《中华医藏》第一届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周和平的话，道出了学者们的真切感受。采访中，作为《中华医藏》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的李鸿涛反复提及“认真”二字，他说 ：“中医人能遇到《中华医藏》是一辈子最大的幸运，我们理应穷尽才能和智慧编好这套新时代的中医‘四库全书’，为国家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中医文献答卷。”

编纂中，担当是本分，“舍我其谁”是共识！为编纂好这一旷世医典，多领域、多民族的一代学人，全身心投入其中。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华医藏》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永炎等老专家不顾年高事繁，以丰沛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积极建言献策。还有许多人，奔走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精益求精地搜采秘本佳籍。

2023年5月15日，西藏丁青县孜珠寺。大案子上陈列着为古籍调研专家们提供的藏文苯教文献，每部书函的上下夹板被皮绳精致地缠绕着。解去绳带，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萨仁高娃的目光就再也没有从写本上离开过。“这应该是18世纪的写本，可内容来自7世纪前象雄文化时期，应该是藏医学的起始源头。”萨仁高娃兴奋地在第一时间把新发现报告北京，经编纂委员会同意，她的发现毫无悬念地被收入《中华医藏》。像这样的寻找与发现，贯穿于《中华医藏》编纂的始终。正如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反复叮嘱的那样，课题组一定要广泛论证、深入调研。还有许多民间收藏家在听闻《中华医藏》编纂后，向项目组主动公布了自己珍藏的古籍，如中医古籍收藏家程钢公布的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寿世青编》和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翻症奇方》。“一为珍稀的源头性单行版本，一为久已失传的孤本书籍，都稀有难得、极为珍贵。”李鸿涛说。 

据张华敏介绍，在编纂中，版本的确定是难点。编者发现，有些古籍或因成书较早，或因编入丛书，导致早期版本流传较少，濒于失传，而早期版本因近于作者著作年代，在校勘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补佚工作是《中华医藏》编纂的重要工作。比如，《养生类纂》的最早版本为明代成化十年（1474）钱塘谢颎刻本，在实地调研中，编纂者发现它的卷一至卷五、卷十九至卷二十二，珍藏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卷六至卷十八珍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编纂中，编者将这两家图书馆分藏的卷本合并，并采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同版本对缺页（卷二十一末、卷二十二首）进行补配，使此珍稀版本终成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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