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从杭州出发，民进会员、浙江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医疗总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喻成波到武汉已经20多天了。

喻成波（左一）

2月15日深夜，他在结束工作后向《人民日报•健康时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援鄂经历……

“刚来的时候看到的武汉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路上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回想起刚到武汉支援时的情景，喻成波这样说。这些天，他经历了太多。

除夕夜，我在医院值班的时候，接到了带队支援武汉的紧急通知，说实话并不惊讶，也有心理准备。大年初一出发，到今天整整20天。我们接手的武汉市第四医院西院区，位于武汉疫情严重的核心区——硚口区。

2月10日，我像往常一样到医院进行交接班时，护士及各楼层医生汇总告诉我说，今天我们负责的3个病区共有17个重症患者、9个危重症患者，其中1个病区有7个重症患者、5个危重症患者。这就意味着，护士会不停地叫医生，“这位病人不行了，那位病人需要抢救……”那一天，是我到武汉之后最累的一天。

重症、危重症患者是我们每天工作中重点关注的对象，负责1位重症患者差不多等同于负责10个轻症患者。接到这个通知，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天巨大的工作量。我照常走进清洁区，用20分钟时间仔细地穿戴好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开始一天的工作。如预料的那样，这一天，我和同事们不停地穿梭在各个病房，忙忙碌碌地照顾重症、危重症患者，同时还要负责80余个轻症患者。

到下午5点交班的时候，说不累是骗人的；但是还好，我们所有的重症、危重症患者全部平安度过了这一天。我再次回到清洁区——每次规范地脱下防护服，才算真正完成隔离病房的工作，这个过程中至少要洗10次手，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全副武装”准备进入隔离病房

这些天，我脑海里总是回想起曾经抢救过的一些患者。

我们接管的医院原本没有感染科，抢救设备、抢救措施不能满足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救治需要，也没有条件设置负压病房。有一个40多岁的男士，2月初住进我们接管的病区。他本身的身体状况不错，加上家里有妻儿老小，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但是谁也没想到，他的病情进展非常快，第二天就开始昏迷不醒，血压和氧合下降。当时由于缺乏ECMO等特殊的抢救设备，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我作为医生，本能地感到煎熬和无助。

这样的患者去世，是最令医护人员失望和痛苦的。每当遇到这种场面，我们的医护人员总是表情凝重，在病房里强作镇定地医治其他患者，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他们暗自流泪。

喻成波（左一）和同事探讨患者治疗方案

有一位女患者，婆婆因为感染已经去世；公公的病情非常严重，住进了的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一个很小的宝宝被感染，住在武汉市儿童医院，目前病情稳定；丈夫则被隔离在宾馆。

一家五口天各一方，她每天见到我们就伤心流泪，精神压力很大。于是我们在查房的时候，总是给予她特别的安慰，鼓励她，帮助她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现在她的病情在逐渐好转。我们也意识到，不能仅仅医治病人的身体，他们的心理也同样需要被关注。

现在，病房里的“陌生感”已经被打破。每当有患者明显好转，特别是治愈出院的时候，都是我们和病人之间的联络感情最好的时候，也是病房的气氛最活跃的时候。

在病房与患者沟通

现在的武汉已经不像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样寂寥，她正在慢慢地恢复生机，有了“春天”的气息。虽然重症、危重症患者依然很多，他们中有很多不能及时转入条件更好的医院，但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正携带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武汉；从负责对接的医院医护人员感染较严重、人员紧缺，到如今可以正常运转；从核酸检测数量太少，到现在已经完全够用……

相信有一天，像往常一样繁华的武汉能目送我们带着胜利的喜悦、不辱使命的结果平安回家。这一天，我觉得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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