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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困境和未来

历史之瞳 2019-08-07


1880年的巴黎圣母院


前言

  看到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心里是灰暗的。一切美好事物的陨落,都让人伤感。说来也巧,前几天刚比较了一下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小革命,并且感慨了一下柏克的洞见,紧接着圣母院就出事了。本文剖析几个关键问题:

  1、巴黎圣母院火灾起因?

  2、法国的问题在哪里?

  3、法兰西的未来如何?


二十多年前峰哥爬上了巴黎圣母院塔楼,背景就是给烧掉的哥特式穹顶和塔尖,那时候人们还用胶卷不用数码相机。虽然欧洲还有更雄伟壮观的科隆和米兰大教堂,但一直认为巴黎圣母院是地球上最美的教堂,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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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圣母院建了近二百年,1345年(注:中国的元顺帝时代,那时朱元璋18岁在做和尚)落成,到现在已经快八百年了,比南京的明孝陵还年长。这期间经历了多次战乱,但巴黎圣母院屹立不倒,成为法国的地标和天主教的圣地。

  据史料记载,教堂穹顶上的上千根木材,都还是最初修建时的原材,总共使用52英亩的林木。可惜在火灾中都付之一炬。

  人们不禁要问,这么重要的历史建筑,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官方很快给出解释,说原因在于近期的修缮施工。这么重大的事故,这么快就得出调查结论,实在是让人生疑,我们来理一下时间信息:18:50 发现起火,19:53 中部的尖塔坍塌,20:07 整个穹顶倒塌。


  大家知道,法国人的法定工作时间为每周35小时,象此类修缮工作,如果不是中国牛B企业外派的966员工,法国工人肯定是在5点-5点半准时下班。也就是说,如果是因为施工原因,那火情发生在工人下班后一个半小时。可能的原因,要么施工人员忘记断开电源,由于使用电器装备老化,电线短路后导致着火;要么是施工人员在现在动明火,比如抽烟后未完全熄灭?考虑到此类重大项目,施工都有一定的消防安全管制要求,上述可能性很小。

  教堂发言人 Andre Finot 称不确定火灾原因,也不能确定修缮工人下班后是否还有人在上面。

  难道是有人故意纵火?不能排除。

  这是过去四年法国天主教堂受袭击的示意图:

  最近几周法各地有12座教堂遭到袭击


  在圣母院着火之前,同在巴黎的Saint Sulpice和中南部的Saint Alain两座教堂先后起火。被攻击的教堂,涂有撒旦符号,雕像被损坏。

  谁干的呢?

  火灾的三天前,在三年前企图用装满煤气罐的汽车炸毁巴黎圣母院的三名女性伊斯兰恐怖分子被判刑八年。

  人们质问:“你相信这是个意外吗?法国的天主教堂到处被亵渎,但官方却称不知道原因。”

  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否认修缮工程引起火灾的说法

  此次火灾倒底是意外,还是有预谋的纵火?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确认。想起了前几天美国神奇的奥马尔议员评价911恐怖袭击用的词汇,“某些人做的某些事/some people did something”,感觉特别贴切。相比911造成的近三千平民死亡,烧个教堂又算什么呢?

  类似的事情不止在法国,在德国也经常发生,英国人甚至已经主动把圣乔治十字旗都藏起来了。现在欧美主流媒体统一说,这是施工导致。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法兰西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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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圣母院上一次被严重损伤,发生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冲进教堂破四旧,国王们被砍头,雕塑品被砸烂,文物被销毁。无独有偶,如果你到过栖霞寺,依山而建的数百个精美石佛都没有头,同样是革命年代群众的杰作。

  如果说大动荡年代的破坏还情有可原,那现在是和平年代,圣母院为何遭此厄运?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天灾的可能不大,那主要就是人祸。

  法国怎么成这样?


诉求混乱的黄马甲运动


  法国的内忧

  马卡龙本来是要和黄马甲组织会谈,结果大火改变了他的行程。他的表态一如既往的美丽:无比心痛+决心重建,可惜的是,火灾给财政吃紧的法国政府雪上加霜。

  对比一下法国人的劳动时间和社会福利。法国人被公认为工作时间短假期多,除每周35小时工作制,还有一年5周带薪假外。同时,法国是全欧洲甚至全世界,在社会保障和福利上花费最多的国家,2016年法国在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32%,而其他欧洲国家不到28%。

  在高税收高福利高管制下,马克龙能够做的有限。所以,他把四大问题提给了法国人:税务和公共开支的议题;国营企业的议题;生态转型的议题;民主和公民资格的议题。

  在现在的框架之下,如果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全社会进行伤筋动骨的政治框架大调整,谁又能解决呢?这是个死结。

  但法国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族群融合失败。



伊斯兰教法在法国


  法国的内患

  财政困境,实在不行就勒紧裤腰带,过几天苦日子,就算发生大革命,法国还是法国人的法国,还是基督世界的法国。但族群冲突问题的后果更严重。

  当初法国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战和二战时期,因为缺乏劳动力大量引进原法属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北非和中东国家。法国官方一直实行“共和模式”的政策,强调外来文化与法兰西文化的融合,在共和、世俗、平等的基础上,促使外来移民完全融入法国社会。考虑到历史上大量的欧洲其他国家移民,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犹太人等都能够很好地融入到法国社会中,所以法国人自信满满,认为可以融合中东和北非移民。

  但是此移民非彼移民。中东和北非移民有着特殊的沙漠游牧民族的革命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虽然伊斯兰以宗教的形式展现,但其特有的组织性、封闭性,形成了超强的排他性和侵略性。在清真寺阿訇们的管理下,在亲属朋友的影响下,在伊斯兰社区的监督下,每天五次的祈祷,每周一次的集中学习,种种必须遵守的仪式固化了信徒脑海中的思维习惯。每个伊斯兰信徒集中区,移民们组成一个个紧密联系的社团,在法国各地扎根发芽、繁衍壮大,并不断向外扩张,最后形成一个一个的禁入区。

  和法国人的期望相反,不谈老移民,就算是在法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说流利的法语,在法国读书工作,大多依然坚持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和特征,原来美好的融合设想和规划都化为泡影。近十年,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多国领导人都宣布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融合失败意味着社会的冲突和分裂。当经济情况良好时,尚可通过福利赎买维持秩序。一旦经济形势恶化,财政无以为继,社会矛盾将集中爆发。

  但是,从规则来说,这并非外来移民的问题,而是法国人自身的问题。正是法国人自己把大门洞开,引进了巨量移民。

  对应的,法国人自身有更大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

  那些富裕起来的法国人,把他们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对艺术、哲学和美食的无限追求和享受中。在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和医学发展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法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在 十九世纪末,法国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比现在老龄程度最严重的日本要早近一个世纪。

  二战后,不到一个月就投降的法国人,更是无比厌恶战争,极度渴望和平和享受,和丘吉尔的命运类似,戴高乐将军被人民一脚踢开。高福利制度蓬勃发展起来,国家可以负责从生到死的一切功能,家庭自然也就不需要了。这就陷入一个悖论,我们都知道,先有家才有国,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父母不会改变,但国籍可以改变。随着家庭观念的消亡,国家可能也就解体了。

  看看法国和欧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孩子: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意大利总理保罗和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无一例外。当整个欧洲的精英们,政治家、商业大佬、学术巨头、演艺明星、艺术大师,都在越来越抗拒异性婚姻和生育孩子。精英都没有了后代,平民又能如何?这简直是全社会版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于是,法国马赛有1/4的人口是穆斯林,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也是如此。法国巴黎、比利时安特卫普、英国曼彻斯特的穆斯林比例都超过了15%;伦敦、法兰克福、哥本哈根、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则均超过了10%。如果按照年年龄来看,年青穆斯林的比例更高,而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这些大城市,新生婴幼儿中最多的名字通常是穆罕默德。一个法国人越来越少的法国,呈现在世人面前。

人口是文化的载体,没有了法国人,还是世人印象中的法国吗。

法兰西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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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差异在于,有的纠错能力强,而有的缺乏纠错能力。可惜的是,法国就是后一类。因为他们的道路,是宏大词汇下的革命之路,并发散到世界上很多国家。

  人作为观念的动物,观念决定了行为,群体观念决定了社会的走向。法国人近代贡献了哪些观念呢?当然是高大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普世价值”。

  本来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一个群体中各色人等是五花八门,不可能完全一样。现在每个人是“平等”“自由”的,于是卢梭创造出了“人民”的概念,人民至上。但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根本无法定义。当这样的抽象群体概念创造出来后,人们的思想就开始混乱了。法国大革命期间,以人民之名义开始砍头,先砍了路易十六的脑袋,然后砍了罗伯斯庇尔的脑袋,当然砍得最多的还是人民自己的脑袋。从“平等”“自由”起的大革命,最后是拿破仑皇帝来收拾残局。正如戴高乐所说:为了要当主人,政治人物总是先装成仆人。法国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拿破仑皇帝在巴黎圣母院加冕


  法国大革命收获的,是拿破仑皇帝。皇帝修复了被人民严重破坏的巴黎圣母院,在1804年12月2日加冕仪式上,拿破仑自己拿起皇冠戴到头上,然后再为跪在地上的约瑟芬加冕为皇后。革命-共和国-复辟-皇帝-革命-共和国-复辟-皇帝-革命-共和国......,法国就这么不断折腾,成为欧洲二流国家的典范。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火花向地球的各个角落辐射,从“人民主权”开始,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各种抽象的群体概念层出不穷。

  二战中,法国被德国轻松蹂躏,要不是英美出手,差点就被灭了国。战后法国启蒙家们面子上过不去,于是痛定思痛,搞了二个大事情。第一,是从群体走向个体,从群体至上走向群体虚无,人/权至上,于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伏波娃的《第二性》大行其道,大声解放人性,自己的事情自己定,虽然通篇不知所云,但人们为自己的无限放纵找到了理论依据。第二,是偷换政治概念,为自己正名。反正德国是战败国,帽子随便扣。明明纳粹无论是名字还是实践,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但启蒙家给扣上了种族主义的最大帽子。更卑劣的,是把纳粹思想定义为极右,造成人们思想架构的混乱。被套上种族主义和极右帽子的希特勒,被欧洲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法国启蒙家思想的极端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拼命地反对种族主义,却忘记了客观上群体的差异。他们拼命地反对承认差异的右,把平均主义的左树立成政治正确,却忘记了社会发展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具体在文化融合的理念中,一面是法国人满满的文化自豪感和浪漫主义,希望以法兰西的传统文化融合伊斯兰移民;一面却是全球的普世的文化平均主义,大力鼓吹社会的文化多元论,对以宗教面貌展现的伊斯兰主义无比包容。这样的左右互博神功,是不是脑子坏特勒?

  既然个体至上,那么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是一样了。既然个体至上,那么无论自律高尚,还是律他卑劣,都是一样了。既然个体至上,那每个人都至上,大家都一样了,不同的群体都一样了,全世界人民都一样了。换成一种常见的句子:“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尊重每个人的信仰,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峰哥实在忍不住骂一句,纯属放屁!有人脑子里都是屎,有人成天想打劫他人,值得尊重个毛线啊。但很可惜,这正是现在的欧美白左所展现的索多玛的世界:


《索多玛的120天》

三个装X的经典人物


性别认知混乱

既然同婚合法,那群婚自然合法

装X的抽象派


  普世启蒙派的特点,在于他们提供了一种飘在天上的、遥远的大爱,但这种大爱永远无法落地,结果就是给远方的人以希望、给身边的人以痛苦。所以,世人形象地把普世派比喻为“白莲花”,确实因为他们“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正如诗人徐志摩的判断,他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社会建设,需要一点一滴的改进。

  朋友们,启蒙家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空话大话,听听可以,千万别当真啊。因为人的价值观永远无法统一,所以世界上没有普世价值。现实生活,只能谈普世规则,比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以德报德,以怨报怨”。 

  法国人普世情节泛滥,不断地引发社会危机。巴黎圣母院火灾,正是一个信号。那么,法兰西的未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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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和先贤的预言。

  吉本说:如果公元八世纪铁锤查理·马特没能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打败了阿拉伯人,那么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不经海战就能驶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教学内容就是《古兰经》,也许还要在讲坛上向行过割礼的学生们讲解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性与真理性。

  没有查理·马特和他的胜利,法国将是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查理·马特阻止了伊斯兰大军,成为法国的功臣。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法兰西民族,基督教文明以及欧洲人身份的意识形态基础。客观来说,与其说查理·马特骁勇善战,不如说在那个依靠人力的农耕时代,遥远的距离使得伊斯兰大军到达了地理扩张的极限。但现在,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欧洲白左,却主动对伊斯兰主义者敞开了大门。甚至,英国很多小学开始以宗教交流的名义传授《古兰经》,瑞典发现小学生成批地接受残忍的女性割礼。

  法国现在的问题,依然是二百年前大革命的余波。再回顾一下柏克的预言: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法国作为帝国对其他民族的扩张,而是一个政治宗派谋求建立全球帝国的计划,法国仅仅是这一征服的开始。这个政治宗派,叫做“普世价值”派。普世价值的假设前提,就是把人抽象化平均化,认为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认同一些基本的最高价值观。但正如大自然的五彩缤纷,人注定有善恶差异,文明注定有层次之分。


巴黎圣母院的精美塑像


  从宗教的角度,法国人“以人为本”,抛弃了上帝,把人当成了神。当人们如此狂妄,失去对造物主的敬畏,试图建设人类的巴别塔,就仿佛一个人想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在“人民主权”旗号下选出的总统,无法解决人民自身的问题。高税收意味着国有化,高福利意味着民粹化。二者叠加,就成为死局。

一个衰老而富有的法国,一个衰老而富有的欧洲,一群年轻而贫困的伊斯兰信徒,这实在是完美的社会动荡组合。但冲突的本质,在于法国人内部,是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的矛盾。未来大致有三种结果:

  最好的结果,是建立隔离区。隔离,天哪!一大波道德卫士向峰哥冲来,都21世纪了,竟然还想着隔离?其实,欧洲早就不是原来自由的欧洲,遍布欧洲各国的禁入区No-go Zone,不就是现成的隔离区域嘛?如果不能融合,隔离是最好的方案。

  其次的结果,那就是重复八十年前的悲剧。法国人从反对种族主义始,大搞族群平均主义,最后却以族群冲突终,这实在是个笑话。法国人之所以不断重复原来的错误,因为出发点错了。

  最差的结果,是欧洲的伊斯兰化。如果法国的对立双方打得两败俱伤,最后将是伊斯兰势力的借势崛起。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如雅典和斯巴达打得两败俱伤,最后是马其顿的崛起。比如罗马人与波斯人的纠缠不休,最后是阿拉伯人的崛起。试想一下,法兰西人在伊斯兰教法下,男人穿上长袍,女人裹上头巾,法兰西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眼看它起高楼,眼看他楼倒。大革命催生了拿破仑,二战催生了戴高乐,法国人需要的,终究还是一位国王。


2013年5月 历史学家瓦内在巴黎圣母院自杀


  回想起六年前在巴黎圣母院自杀的法兰西历史学家多明尼克·瓦内,他在博客中说“需要以一个新的壮举来唤醒梦游者以及震动麻木的良知,我们正进入言出必行的新时代。”毫无疑问,白左思想种下的恶果,需要由全社会承担,法兰西的动荡之门已经开启。修复圣母院不难,但修复社会很难。

  在远方的我们,正在亲眼目睹现代欧洲文明的崩塌。法人不暇自哀,而吾人哀之;吾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吾人也。在哀伤叹息之后,我们该怎么做?

  如果你持肉弱强食的从林价值观,那就尊重强者,不要占强者便宜,好好向强者学习。如果你持市场经济的契约价值观,那应该理解世界上还有众多的妖魔鬼怪,时刻警惕野蛮对文明的侵蚀。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忽略黑暗,而是理解黑暗的存在,并永不被黑暗所掩蔽。



  未来会怎么样?

  英国是否独特?

  我们如何应对?

  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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