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史故事｜ 郑振铎保护汉画像石轶事

郑振铎先生不仅是民进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还是闻名国内外的收藏家、训诂家，对中国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徐州是华夏九州之一，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2600多年的建城史，汉风遗韵淳厚，文物古迹众多。但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历经千百次战火，文物保存状况堪忧。

1953年夏，时任徐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王肯堂到北京，去文化部文物局汇报工作，主要商谈茅村汉画像石墓的保护问题。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亲自接待，此后一直心系徐州文物保护工作，这也是他亲赴徐州考察的主要动因之一。

1956年4月2日晚7∶22，郑振铎自开封抵徐，历时7个小时。一路舟车劳顿，到徐时天色已黑，没有开展工作。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写到：“（自开封）12点18分开车。沿途景色，无甚可观者。过兰封、中权、商丘、黄口等，到徐州时，天色已黑矣。有市委书记及市文教处长来接。住招待所。九时半，睡。”

4月4日下午，郑振铎离徐奔赴上海，“下午一时半许，到车站。准二时许开。车上很空，我一人占住一房。六时晚餐后，不到九时就睡了。车过浦口，渡江而南，我均在睡梦中”。不知郑振铎何时到上海，但是从徐州到浦口，也用了7个小时。这一路颠簸，对于一个年近花甲的病人，确实异常辛苦。考察过程也不轻松，4月3日下午二时许，他乘吉普车“赴茅村，走了一小时才到……颠簸不堪”，返程也应如是。

在来徐之前的4月1日，郑振铎一早就感到“微有腹疾”。在徐几日，他忙于考察，在4月3日的日记中提及“腹疾未愈，然兴致甚佳也”；这是因为此行收获不菲，胸怀大慰。至上海后，他在4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 ：“六时许起。腹疾仍未愈。”而到夜间，症状加重，所以4月9日的日记开篇就是：“六时许起。腹疾仍未大愈。昨夜里起来数次，便后，血流甚多，痔疾大发……”抱病如斯，他仍然坚持按时起床，投入繁重的工作，其敬业精神可见一斑。

当然，自4月2日晚至4月4日中午，郑振铎在徐州整整一天半的时间，也是拖着病体坚持考察的。但是行程之紧凑、内容之丰富、工作之细致，让人完全感觉不到他身体不适。根据这两天的日记，笔者梳理出他的考察日程安排如下：

郑振铎在徐州考察时间短暂，亲赴现场十余处，对徐州文物评价甚高，但对保护状况甚为忧心。

4月3日上午，先到范增墓（今已确认为东汉彭城王墓），预言“此地处处是古物，汉墓尤多”。

继而登云龙山，见“云龙山石碑林立，皆近代物”，但“二铜钟，一弘治，一康熙；二铜鼎，一嘉靖，一万历，皆佳”。到石佛寺（今兴化寺），寺中“多摩崖佛像，又惜为风日所裂，片片欲坠，多已磨没无迹”，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寺有三石室，认为其中“汉画像石室则极佳。徘徊不忍去”，认定“每石四周的花纹，类汉墓，殆从汉砖墓更进一步者”。更进一步指出汉画像石甚多的原因是：“丰沛徐砀多汉高从龙子弟，荣归后，纷纷经营墓室，汉墓之多，殆以此欤？”在保存古物的二室，指出“三关（官，笔者注）庙出土的一套北魏俑，中有类狮身人面兽的二俑，尤可贵。有朱沦瀚和薛渔的指画，甚好。范江的一张画，也不坏”。

再到楚霸王戏马台，见到万历、天启碑。此碑为明万历年间徐州兵备右参政莫与齐手书的“戏马台”三字碑，清道光廿八年（1848年）建碑亭覆护，光绪十三年（1887年）重修，题篆书匾“从此风云”。至于楚霸王当年“遗迹一无存者”，叹惋之余又觉此地“甚狭小，不知如何盘马弯弓法”。

4月3日下午，到茅村汉墓，“打开了门，才见出此墓之宏伟”，但“凡五室，只三室有画像”，特意注明余皆散遗农家、小学中，而“农人打井要用石，闻铜山县因打井发现一画像石墓，农人拟取出圈井。正阻止之”，真是暴殄天物啊！所存物中，“有一石窗，可考见汉制。画像极生动，马的姿势尤好”。郑振铎甚喜，“徘徊半小时而出”。

四时半，到蔡邱，文献多称“丘湾遗址”，位于徐州市北17公里，茅村镇檀山村东南，坐落在近山傍水的台地上。郑振铎在此展现出了作家应有的细腻情怀，对遍地野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赞其“很可爱，似是子午莲之类”。归途到桓山，汉墓虽“今已堵塞，不能入内……未能穷其究竟也”，但见“红日西照”，顿觉“精神倍振……腹疾未愈，然兴致甚佳也”。

郑振铎原打算4月3日连夜离徐，但没有买到车票，“乃决定乘明天下午车动身”，他说：“有此半天余闲，可料理几件事。汉画像石如何集中，拟尽半日之力为之。”但4月4日上午，他一刻也没闲着。先到奎山文化馆，见图书不多，仅一千余册，但馆内寂无一人。随后到子房区文化馆，存书多达七千余册，看到有群众搞柳琴剧，觉得“很有精神”，“图书宣传栏”以彩画为宣传，经验也很值得推广。由此可见，郑振铎对群众文化的普及工作亦极为上心，而且在走访的同时，也在思虑着汉画像石的集中保护之策吧。

迨及4月10日，郑振铎在上海考察完毕，是日五时许起，收拾行装拟赴杭州，适逢江苏派时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葛家瑾前来汇报，得悉“徐州情况较我所知的更为严重”，又不禁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详细罗列六处：“①凤凰山有画像石汉墓四个，②路山有画像石汉墓八个，③东贺村有古墓，④后周埚有四个残墓，⑤二郎山利国铁矿在一丈深的地方发现画像石墓（陶器、玉器二十八件），⑥东山古墓亦有画像石”，而“有画像石的汉代大墓到处皆有之。已露头者即有十多个。如何清理发掘”呢？

1956年6月间，为加强汉画像石的保护，根据已升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指示，成立“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保管组”，办公地点设在云龙山下的乾隆行宫。作为汉代三绝、江苏三宝之一的徐州汉画像石保护工作，在他的亲自关照下，终于走上了正轨，使承载中华传统文明的汉画像石的魅力开始在新的时代大放光彩。

然而天妒英才。在郑振铎来徐考察两年之后的1958年10月17日，他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行失事不幸遇难。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在《郑振铎与商务》一文中痛悼：“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斯人虽殁，余情难了。今天，当我们伫立在云龙山西麓的汉画像石馆前，当我们来到兴化寺观摩北魏大石佛，当我们登顶戏马台吊古抚今……我们应该为郑振铎先生不辞劳苦抱病考察的高尚精神，为他对徐州文物保护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深深感动，鞠上一躬。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7年12期）

责任编辑：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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