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两个面向：士文化与游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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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和吴用，分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最经典的谋士形象，两人都是读书人，都是“军师”，因此常被人们拿来对比。
但有人觉得，他俩根本没任何可比性：
·读书品味上：诸葛亮读的是治国平天下之书，未出茅庐，就已名动天下；吴用读书则是为了求取功名，可惜连个秀才也没考上。
·定力上：诸葛亮出山之前，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但他没有选择走捷径，去投靠某个已称雄一方的诸侯，而是静候“潜力股”刘备三顾茅庐；而吴用却为了一笔横财，劫取生辰纲，铤而走险，最后落草为寇。
·认知上：诸葛亮未出茅庐，《隆中对》已定天下三分；吴用却对北宋以及当时的天下大势，没有任何战略层面的认识。
·谋略上：诸葛亮草船借箭、空城计、七擒孟获，早已被奉为中国式谋略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吴用智取生辰纲、拱火林冲火并王伦，赚取卢俊义、秦明，用的全都是小聪明、鬼点子、黑手段。
·品德上：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依然鞠躬尽瘁，辅佐平庸的刘禅，被奉为“忠君爱国”“清正廉洁”的榜样；而吴用在宋江上梁山后，很快就抛弃晁盖，站队宋江。
·成就上：诸葛亮大治川蜀、开疆云南，《出师表》更成千古名篇，文治武功，无一不是读书人的天花板；吴用虽然混成梁山实际意义上的“二号人物”，但并没有带领梁山兄弟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最后连自己性命也搭进去，“梁山军师吴用”也因此成了一个贬义词——无用。
总之，诸葛亮和吴用，同为四大名著里读书人出身的军师，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这种比较虽然浅层，但也直观，好处是能快速抓住人物的优劣，缺陷就是没有深入的分析，也没有阐释出两个相似的角色，为何表现如此不同。
三国与水浒，诸葛亮和吴用，一直是文学、评书、影视剧的大热门，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能从中国历史文化基因的深度来比较、思考这一现象，进而帮助我们把精彩、鲜活的故事，升华为对历史与现实有深刻洞察的作品。
比如：
水浒中都是些“杀人越货”的勾当，这样的作品如何成为了中国小说艺术的巅峰作？
诸葛亮高风亮节，其他人物也多塑造他们忠厚仁义的正面价值，这与水浒截然相反的精神面貌，到底谁代表了中国文化？
又如：
水浒中严重不符合道德价值观（不仅不符合当下，也不符合古代）的情节，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
当下很多家长要求将《水浒》章节从学生课本中删除，是对塑造正确价值观的要求，还是曲解了这部经典？
对于文学艺术作品，很多的争议、不解，其实都源于对现实的不解。三国与水浒作为两部以历史为依托的小说，背后深埋的是中国历史的逻辑，很多人不解经典，只是对历史现实的陌生。
然而，却鲜有人有能力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认真探讨这一现象。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家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出版。
王学泰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面向，有大雅之堂的士文化，也有底层社会的游民文化，而主导中国历史的，不仅是士，还有庞大的游民群体。
诸葛亮被塑造成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完美人设，甚至达到了“神”的级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他身上都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种儒家思想主导的“士文化”，在《三国演义》成书的明朝初年，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士文化”无法解释吴用以及《水浒传》。
吴用既不是士大夫，也不是农民，王学泰给吴用和大部分的梁山好汉起了一个准确而又形象的名称：“游民”。这一群体的处事风格和心理特质，就是典型的“游民文化”。
用游民视角看水浒，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水浒中为何全是杀人越货，但却是艺术经典；明白了施耐庵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也许从这一角度来说，水浒的成就，要远远高于三国。
作为“游民学”的奠基之人，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该领域第一本，也是出版即封神、迄今无人超越的唯一一本。
历史学家张鸣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大的贡献：第一，它揭示了我们的社会中，还有我们的革命中，一些游民的痕迹。第二，从游民文化的高度，研究民间通俗文化和游民知识分子问题。因此，读本书后就会明白，吴用与诸葛亮之间巨大差别的原因所在：
相反，吴用的生存状况则要困苦得多，他完全是平民出身，靠着在乡野山村做私塾先生艰难求生，结交的基本都是文盲，甚至还有流氓，生活从来没有着落。用王学泰的说法，他们本质上都是“游民”。
游民与平民百姓不同，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常常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不相信未来，不相信原则，只相信利益，往往会以暴烈的手段求取“翻身”的机会，哪怕是落草为寇，甚至是造反，他们也愿意豁出一条命。
这就是吴用不同于诸葛亮，李逵不同于张飞、宋江不同于刘备的原因，也是他们之间差距的关键，因为游民文化只能是“官文化”“士文化”的陪衬，甚至牺牲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绝大部分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李自成、洪秀全）。相反，成功的改朝换代，大部分都是豪强或军阀与士大夫的组合（如刘秀、杨坚、袁世凯）。
曾任周总理外交秘书的李慎之高度评价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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