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的要义，是释放两种“活力”丨直观三中全会

郑永年教授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

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公布。外界迅速注意到，“改革”一词在公报中出现了五十余次，成为全文最高频的关键词，而“发展”、“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成为高频词。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党的二十大设定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而三中全会则是针对这一目标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

“‘改革’、‘发展’等关键词多次（在公报）出现，说明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郑永年说，“那么如何追求发展呢？那就是通过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就是‘改革—发展’的逻辑，发展还是硬道理。”

细读文本会发现，《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并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郑永年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决定》全文中，“高”“新”二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围绕“高水平”“高质量”“新质生产力”等关键词，同时也多次对“体制”“机制”“制度”等进行了强调，这是和以往的三中全会都不一样的地方。

“要理解三中全会的精神，‘高质量发展’是核心的主题词。”郑永年强调，“这充分说明，全会强调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保证这一点呢？就是要让高质量发展符合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因此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也是全会所特别强调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在郑永年看来，除了强调体制机制改革之外，本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强调改革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郑永年指出，在改革早期，通常是寻找各种突破口逐个击破，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改革方案要求是要系统地、全面地推进。

郑永年强调，要从以前“非均衡的发展”到如今所追求的“均衡的发展”，而“均衡”的核心意涵，就是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国家治理各个重要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等等。

“好吃的肉都吃完了，现在就是要啃硬骨头。”郑永年说。

郑永年指出，与历届三中全会相比较，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更为系统、全面，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总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是经济增长，这是实现均衡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二是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等等，这是社会实现均衡发展的社会基础；三是国家治理的发展，核心是确保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地位，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并且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等。

“经济、社会、政治这三大块，一定要均衡推进。这一点很重要，放在今天的世界乱局中来看，三中全会的意义更显得重大。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陷入了‘失衡’的困境，也就是政治和经济不相配合了，社会和经济也不协调了，所以才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乱局。只有实现了均衡发展，才能真正走得远。”郑永年强调。

为更好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值得注意的是，《决定》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早在三中全会开幕之际，作为前海国际研究院院长的郑永年教授，就在微信公号“大湾区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前瞻性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社会活力”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内可促进高质量发展，对外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过去的成功在于“国家活力”和“社会活力”之间的均衡，也是需要我们继续践行的。

在专访中，郑永年重申了上述观点，多次提到“活力”一词，这也成为了他解读本次三中全会的关键切入点。

郑永年说：“所以我之前也写文章说，‘国家活力’跟‘社会活力’要均衡发展，要有两个活力才行。光有国家的活力，仅靠国家去推动发展，但社会没有活力，这肯定不行；光有社会的活力，比如说仅靠资本去推动发展，那国家的发展也会失衡。”

在郑永年看来，如何把握“放得活”与“管得住”之间的尺度与平衡，释放包括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全社会的“活力”，正是三中全会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来释放地方的活力？还有如何释放企业的活力？这就触及到了社会层面的改革。还有包括社会组织在内，这都是社会的活力，都需要释放出来。”郑永年说。

《决定》明确强调，一方面，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另一方面，着眼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郑永年指出，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有资本家和国家安全有着重大关系，关乎国计民生，这部分我们一直都做得很成功。另一方面，竞争性比较强的行业，很多领域都应该更多地开放给民间资本，这样才能释放社会活力。”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开篇杰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三次来到深圳，而“改革开放”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词。

《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其中明确强调，要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着力打造的四大重点合作平台，深圳一地就占其二，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从地理区位上看，二者相距约20公里，且均位于深港边界交会处，都以“深港合作”和“制度创新”为使命，二者并非替代关系，分别以现代服务业和科技创新为核心推进产业错位发展。

郑永年认为，从长远来看，河套和前海两大平台势必会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一东一西的两大起步区，对于正在追求“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中国而言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河套本身很小，与前海的一体化过程无非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一体化，千万不能各自搞出一套东西，不然不利于向其他地方推广。”郑永年说。

“深圳有自己的短板，香港也有自己的短板，如果各干各的，这些短板都很难克服。”郑永年强调。

谈及深圳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将发挥的作用，郑永年说：“深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先行先试，过去也都是领头羊，深圳当然有强烈的责任感，要走得比别人更快一些。”

郑永年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还是非常“瘦”的，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穷则思变，所以都“跑得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相比以前是“吃胖了”，所以有的地区就“跑不动”了，具体反映出来的就是改革的速度变慢了，这都是问题所在。

“即便如此，深圳还是跑得比较快的。但还不够快，还可以跑得再快一点。”郑永年说，“深圳还有好多制度上的优势没有利用起来，比如以前的‘特区立法权’，为什么不用呢？对照三中全会提出的措施，哪些事情深圳可以做这个领头羊？我们还是要好好梳理一下。”

作者丨陈淼松，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笔

记者丨何嘉琪，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