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贵系邀请我就我本人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发表讲话，我深感荣幸。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回顾我的工作，我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在一个时代的全部成就中所占的份额的确很小，一个人的贡献不仅应当归功于他的先驱者和老师，还在同样的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同事和学生。我知道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我有多么巨大的帮助，特别是自从许多年前我的老师庞巴维克叫我研究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费特（Frank A. Fetter）和其他美国学者的著作之后。在我所有的活动中，美国经济学家对我的贡献的认可鼓舞着我。我也不会忘记，我还在维也纳大学做学生时发表了一部关于奥地利劳动立法的演化的著作，最先对它表示兴趣的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后来，第一位赞赏我的《货币和信用理论》一书的也是美国人，我尊贵的朋友安德森（B. M. Anderson）教授，他在1917年出版的《货币的价值》中提到了我的书。

货币理论

当我开始研究货币理论的问题时，存在一个普遍的信仰，即现代边际效用经济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论述货币理论。Helfferich是那些持有这一看法的人中最为开诚布公的。他在其《货币研究》（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企图论证边际效用分析在建立货币理论时必然失败。

这一挑战激励我运用现代边际效用的方法于货币问题的研究。这么做的时候我必须采取一种方案，它完全不同于数理经济学家们的试图建立所谓的交换方程式的公式的方案。

在论述这样一个方程式时，数理经济学家们假定某个量（显然是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变化了，于是其它变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方程式中的这些变量并非个人经济的项，而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范畴，因此变化并不发生于个体而是发生于整个体系，发生于作为整体的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这种推理方式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而且与现代交换学（Catallactics，这是“研究市场现象的知识分支，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市场中谈判达成的物品和服务的交换率如何形成、这些交换率在人类行动中的起源及其对后来的行动的影响”，见Human Action ，232页）的方法根本不同。这是向一种必然败坏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工作的推理方式的回归。货币问题是经济问题，必然要用研究其它经济问题的方法来研究。货币经济学家不必论述总量，例如贸易总量或者整个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总量。他更不能运用“流通速度”这样的含混比喻。他必须认识到，对货币的需求来自市场社会中个体的偏好。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或多或少持有一些货币，于是存在对货币的需求。货币永远不单纯地存在于经济体系内，货币永远不单纯地在流通。一切货币都是某个人的现金持有。任何货币都会在某一天从一个人的持有转变为另一个人的持有——有时候频繁有时候不那么频繁。但是货币在任何时候都是某个人所有的，是某个人的现金持有。个体关于其现金持有的数量的决定、是否增加持有量的选择是购买力形成的最终原因。

货币的供应或者需求的变化不可能同时在同样程度上作用于所有的人，因此也不会同等地影响他们对价值的判断和作为买主卖主的行为。因此，价格的变化并不同时在同等程度上影响所有的商品。初级的数量理论的公式和当代数理经济学家的公式都假定价格——一切价格——都与货币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成比例地上涨或者下跌，这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应当这么认识货币变化：它先发生于一些个体，然后缓慢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直到最先受益的那些人的增加了的需求传达到其它阶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取得对货币变化的社会后果的符合现实的认识。

工商业循环（The Business Cycle）

以此为出发点，我提出了一个关于货币和信用的一般性理论并且试图把工商业循环说明为信用现象。这个理论今天被称为货币理论，有时候也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工商业循环理论，这个理论使我对欧洲大陆的特别是德国的信贷体系提出一些批评。读者起初更加感兴趣于我对德国中央银行政策的趋势的悲观判断以及我的悲观预言——1912年时没有人相信，但是几年后实际情况比我预期的还要糟糕。经济学家的宿命就是，人们更感兴趣于他的结论而不是他的阐述，而且虽然经济学家指出了一个政策的不良的但是必然发生的后果，人们仍然不愿意改变。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经济核算

我对货币和信用问题的研究后来导致我建立了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研究所。由此出发，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核算问题。在我首次发表于1920年的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经济核算的文章中，以及后来在《社会主义》一书中，我证明了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不可能找到决定生产要素的价值的标准，因而不可能实行核算。自从我最初涉及到这一点之后，出现了不同语言的几十本书和几百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这些讨论并未驳倒我的论点。我指出了核算是关键，这给予了与计划经济——当然是全面计划和社会化——相关的问题的研究以全新的方向。

存在中间道路吗？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比较研究使我注意到一个相关的问题：除了这两个能够想像的社会合作制度——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之外，是否还存在第三种可能的社会制度。这样一个第三种方案被其拥护者说成是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而是两者之间的道路，既避免了两者的缺点也保留了两者的优点。这样的主张被人们反复提出。我试图考察这些实行政府干预的制度的经济涵义，并且表明它们永远无法达到人们希望它们达到的目的。我后来扩展了我研究的领域以容纳国有公司（stato corporativo）的问题，国有公司是法西斯主义主张的灵丹妙药。

人类行动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论述使我感到有必要考察人类活动的价值和目的。我们不应当继续容忍社会学家们指责经济学家们仅仅研究不现实的“经济人”的说法了。我试图表明，经济学家从来不像那些批评家相信的那样狭隘。我们试图说明价格是需求的函数，它与那些从事交易的人们的动机无关。那些买家的动机是利己的还是利它的、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爱国的还是卖国的是无关紧要的。经济学研究的是达到目的的稀缺手段，与目的的性质无关。目的是理性范围之外的，但是自觉地致力于特定目的的人的每一个行动必然都是理性的。经济学是理性的并且研究理性，为此而谴责它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了，科学总是理性的。

我关于经济学理论的论著（《国民经济》National?konomie, Theorie des Handelns und Wirtschaftens, ?ditions Union, Geneva, Switzerland,1940年5月）几个月前在日内瓦出版，英文版即将出版（编者注：英文版是《人类行动》，Human A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年，它是重新写的，而不是1940年的《国民经济》的英文翻译）。在书中，我不仅论述了市场社会的经济问题，也同样论述了所有其它能够设想的社会合作形式下的经济问题。我认为在一个经济组织的基本原理备受争议的世界上这样做是必需的。

我在论著中把静态均衡的概念仅仅看做工具性的，并且把这个纯粹虚拟的抽象作为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手段。许多经济学理论家的缺点之一就是他们忘记了引入这个虚拟的概念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离不了没有变化的世界的观念；但是我们用它只是为了研究变化及其后果，也就是说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就是研究利润和亏损。

资本积累和利息理论

这个观点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经济量的一些神秘诠释的瓦解。资本这样的术语的几乎是形而上的用法就必须避免。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事物对应于资本或者收入这两个词。存在不同的商品，生产品和消费品；是个人和行动的团体的意图决定了一些物品是资本而另一些是收入。资本的保持或者新资本的积累永远是那些最大限度节制消费以避免资本减少的的人们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假定资本是不需要特别关注的天然的不可变的事物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反对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的奈特教授的见解。

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弱点并非——如奈特教授相信的——毫无用处地引进生产周期的概念。庞巴维克犯下的所谓的生产率理论的错误才是更加严重的缺陷。与普林斯顿的费特教授一样，我致力于通过仅仅用时间偏好说明利息来消除这个弱点。

根据一个经常被引述的说法，任何经济学理论的试金石是其对工商业循环的论述。我不仅试图重述循环的货币理论，还试图表明所有其它的说明都不可避免地运用了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当然了，景气意味着价格的上涨或者至少是下降趋势的减缓，说明这一点需要信用或者货币增长的前提。

经济学家的职责：挑战经济错误

在我的论著中，我随处都试图考察不同的制度因素和不同的经济数据的作用。我还讨论了其它经济学派提出的以及那些认为经济科学不可能存在的人们提出的反对意见。经济学家必须回应那些认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人们。这些人否认人类逻辑和经验的同一性，试图用关于他们自己的阶层、国家或者种族的特定的观点取代他们所谓的超越国家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也就必然是空洞的——知识。我们无权听任这些说法横行，哪怕不得不重申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但是有时候重申真理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古老的错误不断再现。

编辑案

关于The Business Cycle的译法。这个词目前通译为商业周期。彭定鼎认为这是错译，是望文生义的译法。Cycle一词在这个概念中意指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的来回变换。熟悉奥地利学派的人应该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为了正确地表达这个含义，彭定鼎将The Business Cycle译为工商业循环。

（1940年11月20日米瑟斯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俱乐部对经济学系发表的讲话）

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哈耶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