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马蹄铁理论（horseshoetheory）错误地分析了极左和极右之间的关系，但是极左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极右保护主义者特朗普的拥趸们在抨击经济自由方面就像马蹄铁理论所设想的那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上周，我发觉许多保守派都愤然批评美国人不应该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与外国进行自由贸易。事实上，这些保守派认为市场已经太过于自由了，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崩塌，富人不断地剥削穷人。

最受攻讦的则是“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虽然很难定义这个词语，但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一般而言都不相信政府可以通过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对国家前35%的高收入者征收个税，或者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自由意志主义者们认为，那些呼吁保护主义手段的保守派完全忽视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并对美国制造业施以沉重的税负和管制的现实。这群保守派误以为，美国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正是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并实施了以高税收、高补贴和冗员冗官为特征的“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

这些保守派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早已在越来越庞大的政府组织以及高额税负的重压下难以喘息了。但保守派似乎并不打算仅仅讨论自由和审慎经济行为。他们还为抨击自由贸易留了一个花招：他们攻击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是不爱国的。他们说道，“所谓的自由正在摧毁我们的社会，政府必须动用强制力量让每个人都采取有利于‘国家’的行为。”

自由暂放一边，我们要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个论调显然很符合许多保守派的胃口。他们向来喜欢嘲讽和谴责经济学只是为技术统治者服务的没有灵魂的工具。左翼人士常常将经济学视为替富商辩护的阴谋理论。同左派一样，赞成保护主义的保守派坚信，自由意志主义者宣扬的自由与国家相互冲突，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与“爱国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今年五月，约翰·波特卡（JohnBurtka）在《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一书中说道：

显然，自由意志主义者们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没有束缚的全球市场。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资本受跨国公司利益的驱使而得到利用。这个目标的代价是国家和政权（nation-state）的削弱和崩塌以及地方和传统制度的灭亡……自由意志主义者和精英人士越快地铲除地区、家庭或宗教信仰的内涵和特征，他们就能越快地建立起一个没有约束的世界。到那时，世界上不会再有人类或者说创造者。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雇佣了20名员工的防盗门企业老板，如果你批评新出台的税收政策让你的生意血本无归，那么对不起，只要你反对税收新政，你就是在破坏美国。换句话说，如果你爱国，那么企业家先生，你必须牺牲商业上的利润，忍受艰辛的生活状况，你和你的员工这样做是为整个国家做贡献。

赞同低税收会导致“国家和政权倾颓以及地方和传统制度灭亡”的人绝不止约翰·波特卡一人。

比如塔克尔·卡尔森（TuckerCarlson）认为只有一切都符合政治家预想时我们才能接受自由，因为政治家总是在为更好地建设国家而出谋划策。并且我们接受的自由决不能受到“自由放任”思想的感染。塔克尔认为经济学就是“自由市场”一词经过包装的产物。他说道：“我们的领导人认为可以把经济学同其他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来，这是他们最大的谎言之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经济学不能同许多重要的事情，如爱国主义区分开来，经济活动的前提必须是爱国。——译注）

塔克尔的言下之意是：只要企业家、工厂主或消费者的行为符合我的拳拳爱国之情，我可以允许他们追求自由。一旦他们购买了太多的国外产品，在其他国家做了过多的投资，他们的自由就必须被撤销。

自由是不爱国的：一个简史

不幸的是，这个观点在保守派心里早已是心照不宣了。并且他们一直坚信爱国主义就是消费者们必须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购买，商人们必须出于爱国的原则售卖商品。

事实上，这个观念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贵族保护主义者和中产阶级自由贸易者之间的斗争中就已经萌芽了。

1832年，英国下议院通过了《改革法案》（Reform Act）。法案扩大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投票权。经过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英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并且拥护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但保守派却对这个国家走的自由意志主义道路感到害怕。

当时，社会评论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Taylor Coleridge）用保守派的论调谴责了自由主义者：

你们破坏了议会的自由根基；竭尽全力阻止家财丰厚、血统高贵、功勋卓绝并且智慧过人的人（这里主要指的是贵族。诗歌下文使用的gentry等词语有相同意义的指代——译注）进入下议院，向徒有热情的蠢人投怀送抱；你们剥夺了贵族的权力，抹杀了这个国家的爱国情操；你们鼓动暴民当政，让权力失去原来的平衡。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不爱国最不保守的行为。

现在很多人认为要让自己的国家变得伟大，必须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不受国外竞争者的破坏。同样地，许多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在农业保护上也持有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农业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根基。

所以，在柯勒律治和许多在位的保守党人士看来，通过保护主义手段维护贵族农业的利益是一项“爱国”政策。至于这项政策是否违背市场自由，是否会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根本是微不足道的问题。

在转变成反保护主义者之前，罗伯特·皮尔爵士（Robert Peel）表达过相同的观点。1839年，皮尔爵士坚称为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实施保护主义。并且，他抨击支持自由贸易的人都是些纸上谈兵的冷血动物，缺乏保护主义者那样的道德责任感：

这群冷血的经济学家只盯着钱看，好像钱就是国家幸福的源泉。他们看着波兰，想把我们也变得卑劣低下……我应该告诉他们，除了商业利润，我们还有更崇高的事物需要追求。

到1843年，皮尔认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会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而摇摆不定，但只有保护主义者才真正关心国家的利益：

我承认，如果我们抛开国家真实的情形和条件，抛开保护主义政策下产生的效益；如果我们只是讨论繁杂的政治经济学，就数理上分析这些经济学原则，那么经济学家们很可能是对的……你们可能沉溺于现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条中，但是你们却在破坏国家的和平与幸福，你们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皮尔最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但他曾经对自由贸易的批评已经为数十年后的反市场保守派污蔑自由放任主义者奠定了基调：自由主义者只关心利润和抽象理论，而爱国者才真正关心整个国家。

普鲁士的保守派

并非只有英国的保守派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大加挞伐。奥拖·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和他的普鲁士同僚们更为激进，他们认为应该彻底限制和消除个人自由，以便能够保护他们所声称的爱国情怀，维系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

此前，埃蒙德·博克（EdmundBurke）只是轻微讥讽自由市场。从此以后，普鲁士人开始对自由主义发起全面攻击。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坦恩伯格（Jonathan Steinberg）论述道：“博克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忠实的拥护者都是反对改革的地主或者反对任何国家实行‘进步举措’的人。”斯坦恩伯格为他们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保守贵族派（conservative aristocrats）。保守贵族派的观点之一便是要让市场臣服于国家的需要。他们“痛恨市场，痛恨自由的农民，痛恨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痛恨自由思想，痛恨犹太人，痛恨股票市场、银行制度，痛恨城市和出版自由。”

俾斯麦极力反对英国自由派的自由市场原则。俾斯麦称他们只是一群“曼彻斯特的政治团体，只会为钱袋子说话”，这群人：

一直不公平地对待穷人。他们竭尽所能限制国家帮助穷人。自由放任，最大限度的自治，没有管制，只会导致小企业被大资本家吞噬，无知者和缺乏经验的人被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剥削。国家必须充当警察的身份，治理那些剥削者。

人们常常奉俾斯麦为现代福利制度的创始人，也奉他为如今早已遍及欧洲各国的政府医疗保障计划的先驱。

安东尼·缪勒（Antony Mueller）提醒我们，俾斯麦之所以要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和政府医疗保障计划，是因为想以此强调国家的伟大：

社会政策必须是有利于国家的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让工人远离私有制，远离共产制，投入国家政权怀抱的工具。在俾斯麦看来，只有国家才能维持民族统一。并且国家必须与公民建立一个相互负责的体系才能维持社会统一。

俾斯麦惺惺作态地声称要关心穷人，实际上只是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非真的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这让人联想到美国保守派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收买选票促成一项长久的政治联合。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称之为“一个必须在保守派、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套餐和福利国家、战争国家、市场干预国家套餐之间做选择的状况”。

我们从来不会听到保守派讨论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减少福利国家的规模等话题。很多人甚至嘲笑减税减支的想法。

这个状况很符合波特卡的设想。他将其称为“工业化战略（industrial strategy）”，美国的政府官僚必须操控经济，服务于他们嘴里模棱两可的“最高国家利益”。华盛顿一小撮的政策制定者决定了全美3.2亿人的生活。

自由放任造就了繁荣的社会

不同于柯勒律治、俾斯麦和卡尔森推崇的政府计划和税收，我们应该让那些为政府计划买单的人，那些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推动文化进步的人获得自由。但保守派却越来越强调只有政府而不是家庭、个人和企业才能真正管理好我们的社会。

事实上，正是自由放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将美国塑造成热心公益的繁荣国家。

保守派试图说服我们必须通过一个强大的国家将美国民众“聚集起来”。曾经的美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它的中央政府权力非常微弱，并且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保守派如今崇尚的国家主义者的反市场政策只会把美国变成一个并不富裕的强权政治国家。

的确，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政权的逐渐强化，原本高度自治的社会群落开始式微。古老的社会网络崩塌，宗教组织和家庭的作用被弱化。通过实施类似于俾斯麦的福利国家政策，我们的国家逐渐“与公民建立起一个相互负责的体系”。课税、管制和保护主义措施，这些在塔克尔·卡尔森看来至关重要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过去50年国家政策的主基调。

这些保守派在蔑视经济学的状况下不断造就了如今这个庞大的美国政府。正如皮尔所说的，他们认为“有比经济利润更值得考虑的事物”。他们无视“冷血的”经济学家们亲市场的理论，完全“不受政治经济理论原则的约束”，肆意制定国家政策。

这就是如今的美国。一个现代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和“量化宽松政策”横行的国家。普通民众原本能从自愿协商下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极大的益处，他们原本能在和平的环境下贩卖自己的水果和劳力。如今，他们的面前横亘着无尽的障碍。他们永远无法摆脱障碍获得真正的和平，因为“爱国主义”还有“伟大的祖国”不允许。（本文由屠禹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