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疫情，有关“发国难财”，“口罩是否应该涨价”等问题在经济学界中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比如在田轩、夏春和薛兆丰等人之间。这些争论牵涉到如何理解市场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下面笔者将主要从经济学的“目的-手段”框架去予以说明，和田轩、夏春等人做一下商榷。 

关于“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

田轩说“国难当头，都是要命的需求，而供给侧因为各种险阻和制约迟迟供应不上来，那仅用价格手段调节真的好吗？商人能看到个体需求并通过满足个体需求获得回报，但对于社会需求则难以判断且更难获得回报了。” 他接着说“道德站在社会需求的角度，当然唾弃这些发国难财的商人，因为他们伤害了社会利益。”

经济学中，商品的性质不在于商品的物理性质，而是看他人对它的评价。不同个体的需求不同，包括需求的迫切程度和需求的商品的多样性都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不同的价格。在“国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比如对口罩需求最迫切的是接触病人的医生。田轩虚构了一个“社会需求”概念，然后认为用统一的政府配给去满足是最优的。就如“国难”下的口罩，很多商品都是大众都需求的，比如水，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把这种商品交给政府配给。企业家满足无数个体的需求，就是满足所谓的“社会需求”。

关于价格

全国各地有千千万万的人对口罩有需求，配给手段不能达到满足他们需求的目标，因为它完全超出政府能力范围，比如收集不到需求信息。相反，利用价格这种手段更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价格提供激励刺激生产，价格发现需求信息，价格能够避免浪费，让更多人得到急需的商品等等，在价格的引导下，无数的人自动地被动员起来，去实现了这个目标。

有人会说，可以在限制价格的情况下，用配给制来满足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我们说，这种手段不会比放开价格更有效，因为配给制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计划经济时代已经用票证的方式搞过配给制。要说明的是，正是这种配给制导致了短缺，而不是短缺所以需要配给制。所以国难本身不意味着必然短缺。相反，在国难时，假如使用配给制会人为地制造出稀缺来。如不使用配给制，反而不会有短缺。

田轩说“价格只有在市场能维持运行的时候才能起到调节的作用”，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均衡”意义上来理解价格。真实世界中的价格从来都不是在满足“维持市场运行”的这一条件下才产生的。他把“国难”视为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特例，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特例，真实世界从来都是如此，有各种要素阻碍价格的完美运行。

关于商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即便是在疫情的情况下，企业家（商人）的自利行为也不可能是损害他人的。因为商人总是在满足他人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增进自己的利益。何况，价格不是商人自己可以决定的，而是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价格商人价格定太高，没人买。如限制商人的价格，那意味着普通人很难买到，因为低价的话，早就被抢光了，轮不到普通人买了。

商人的利益也是利益。经济学家不能简单地认为牺牲商人利益，去满足他们认为的某些人的需求，就是“公共利益”的增进。公共利益不是这么计算的，因为不同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公共利益在于规则的遵循，恰当手段的选择，发挥每一位商人的企业家才能，无论他们是以交易的方式，还是以慈善的方式，都是公共利益的增进。

允许企业家发挥才能，更多地让民间参与，救助的效果会更好。这次的疫情中，民间慈善组织和私人医药企业的效率已经是有目共睹了。

关于“市场失灵”

田轩说“在国难来临这种极端情况下，市场已经完全失灵，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市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国难”的情况下，只要允许交易的自由，就还有市场存在，因为总有冒险的企业家去满足人的需求。市场的消失，往往不是因为国难，而是因为人为地限制了交易。如果限制交易是为了满足更重要的目标，比如不让病毒扩散，那么这种限制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保护生命权的手段，因此这种行为也可以视为“市场行为”。

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限制交易比允许交易更有助于消除国难，设想一下，在疫情发生时，是允许超市电商营业好，还是都把它们都关了好。田轩等人或许会辩解说，他是指限制特定商品，如口罩的交易，而不是限制其他的商品的交易。但是，要知道，不同商品的生产是联系在一起的，要限制特定商品的价格，那也必须限制所有其他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比如限制了口罩的价格，也要限制棉纱的价格，限制棉纱的价格，也要限制棉花的价格，这样整体的经济都被扭曲了。还要指出的是，不限制价格，让价格发挥作用，会创造更多财富，财富越多，可供救助的资源也会越多。

田轩认为，在发生国难的情况下，“只能靠政府甚至暴力机构（警察甚至军队）来维持运行。一旦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些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资源有效配置，就都变成了纸上谈兵。”这个观点是低估了人的自组织能力。自组织机制在国难下仍然会起作用，如武汉五千司机组织的救助车队，某著名歌星建立的基金会等等，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自组织的效率一定不如政府的效率。事实上，往往是民间更专业，因此也更高效，如某医药公司在短时间内完成医疗物质的配送就是例子。

如前所述，学院派经济学者一般从“均衡”角度理解市场。然而，市场是一个过程概念。市场随着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而扩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增进了，实现目标的手段也会得到改善。由于没有正确运用理性而没有实现目标，不能被称为“市场失灵”，这是市场的正常现象。人会从失败中习得理性，这是市场的自我纠错。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认为存在“市场失灵”？我们认为，只有当不允许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解决他们发现的问题，从而使得问题长久存在时，才能被认为是“市场失灵”。换句话说，只有当自我的纠正机制不起作用时，才能被认为存在“市场失灵”。

关于“自利”和“利他”

田轩误认为经济学建立在“自利”假设之上，而利他行为超出了经济学的解释范围，他说“那危难时刻不记报酬、无惧生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就无法用经济学逻辑解释了”。我们说，利他与自利是经验层面的区分，不是理论层面的。在目的-手段框架下，可以不区分自利还是利他，因为自利和利他都是为了更好地增进自己利益或减少自己的不适，即都是“理性”的。

人都是理性的，无论是谁，他都会选择更有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利他”也是增进自己效用的手段。因此，利他行为当然是可以纳入经济学解释的行为。经济学原理是关于目的-手段的，和是不是出现重大危机无关，无论有没有危机，人都要选择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是在不同情况下人们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表现为行为、制度和规则等的不同上。

经济学判断一种行为的是不是道德，不是看行为人的“动机”如何，是不是具有“同情心”，而是看他的手段是增进了他人利益还是伤害了他人，如改善可他人，那么这种行为是“道德的”。比如商家响应市场需求，提高价格，有助于满足他人的需求，因此这种行为是“道德的”。相反，限制价格，使稀缺性，使更多人买不到口罩，不能满足他人的需求，反而是不道德的。

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也要选择合适的手段才能达到他增进他同情对象的人的福利的目的。假如他手段错了，那么他不如那个没有同情心，却因为选对了手段而增进他人利益的人更有美德。夏春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为自己的“利他观”辩护，事实上斯密并不是强调利他，而是强调行动要遵循自然的道德，自然的道德自发地起协调作用，产生利他的效果。斯密恰恰反对过度解读仁慈（利他），认为这是相对次要的美德。

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和伦理底线

田轩说“在分析和解释经济世界运转规律的时候，除了象牙塔里的知识，经济学家还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的能力不在为疫情提供医学分析与救助，只能用微不足道的文字唤醒一些沉睡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商家赚了黑心钱，面对大家的谴责和抨击只能受着，这是他们应得的。但为此背书的“经济学家”就错得离谱了。当然，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对此，笔者倒不认为“唤醒沉睡的人，谴责商家赚了黑心钱”是经济学家的道德和伦理底线，如这是底线，那经济学家和不了解经济学的人有什么区别，他们不也是经常这样谴责商人的吗？所以，这种谴责不是“唤醒”而是“蒙昧”。经济学家的伦理的道德和伦理底线是传播正确的经济学知识，传播自由市场理念，因为这种知识帮助大众选择正确的手段（包括制度）实现他们增进自己福利的目标，这正是经济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