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何以可能：解开李约瑟之谜
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一个社会中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理性，就决定这个社会将成为什么样的社会。虽然我们渴望开放社会，但它不是自然会出现，也不是必然会出现。为了说明“开放社会”产生的条件，下面引入“社会理性”概念。米塞斯被认为是“社会理性主义者”。下面分两部分来说明。
一、“开放社会”是“社会理性”的产物
“社会理性”不是“社会的”理性，仍然是“个人的”理性，即这里社会与个人不是对立概念。社会理性是指个体把自己的利益放到“社会”下思考，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所处的“社会”，而不完全取决于他周围看得见的东西，以及他自己的努力。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个体的大部分生活用品都是以“分工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提供的。如社会出现危机，如分工合作的程度下降，那么他的境况就会恶化。换句话说，如果社会遭受破坏，他的利益也将受损，所谓“覆墙之下，没有完卵”。因此，对一个理性的个体来说，他应该支持那些有助于使分工合作得以扩展的制度和政策，这会增进他的利益，这时他的行动具有“社会理性”。“社会理性”也往往是要付出暂时的牺牲，但是，一个具有社会理性的人，会知道他暂时的牺牲会换得更好的未来，是值得的。
社会理性，不是哈耶克批评的那种“建构理性”，即它不是指建构一种最优制度的理性，或那种把社会作为“机械”来看，认为输入什么程序，就会输出什么结果意义上的理性。社会理性指人在抽象意义上知道什么样的社会会增进他们的利益，什么样的社会会损害他们的能力，并且人能够根据他对社会合作原理的理解，对不同的制度做出上述判断。哈耶克强调“无知性”，这给人一个印象，以为他反对“理性”，其实不是这样。他强调的“理性不及”，与这里强调的“社会理性”是不矛盾的。“理性不及”是一个事实，它指人不可能全面了解一个制度的演化过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一个“理性不及”这人，也可以具有“社会理性”，即了解开放社会的原理，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如他遵循了演化产生的规则，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应该被视为他的“选择”。当然，不否认在“社会理性”问题上，人的能力不一样，“认识”的时间先后不一样。
具有社会理性的人，认识到开放社会比封闭社会更能够增进他的利益，他把“拥有一个开放社会”的作为目标，放到自己价值排序中较高的位置上。这里，“开放社会”可以理解为分工合作不断扩展，个体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自由度不断增加的社会。开放社会的原理，也就是使分工合作不断扩展的原理。经济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这样的原则，即提供了使开放社会得以可能的知识。这种知识，体现在经济学的方法论（如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理论中。这样的知识，为一个把“开放社会”作为自己目标之一的人，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人，正是借助于知识来达成他的目标。开放社会的原理，也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那些想生活在开放社会，使自己的境况不断改善的人所必须拥有的。如他们缺乏这样的知识，或对这样的知识毫不在意，那么他们的行动将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用经济学的话说，由于缺乏这种知识，他们会选择错误的手段，如“大跃进”就是这样的例子。
所以，开放社会对人的行动（理性）是有要求的，即必须遵循开放社会的原理，才可能拥有开放社会。“社会理性”的贫困，体现在人们追求自利，但不是在与开放社会的原则相符的规则下追求自利，他们没有运用他们的理性，对他们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不是与开放社会的原则相符进行判断，甚或根本不知道这样的原则是什么。一个社会中的规则，包括演化产生的规则，如“传统”，也包括人为的规则，它们都需要被“审视”，因为它们并不都是与开放社会的原则相符。如人为的规则或传统与开放社会的原理不符，而个体选择遵循它，那么他的行为就会破坏社会，使开放社会的出现变得困难，虽然这时他可以获得眼前的暂时利益。开放社会是人的理性（选择）的产物，认识并选择与开放社会的原则相符的规则，才能使开放社会得以出现，虽然这种选择会有代价。有人问米塞斯，大意是，如一个人不得不处在一个独裁者的位置上，那他该怎么做？米塞斯的回答是他应该辞职。
如越来越多的人遵循那些与开放社会的原则不符的制度，那么社会将会“卷”或“封闭”。他们追求自利的行为，将导致他们在一个财富存量不断减少的社会中搏杀，就像在不断下跌的股市中谋利一样，这种胜算当然很小。如同温水中的青蛙，他们对社会走向封闭的过程往往是浑然不觉的，因为这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他们没有去判断这个社会在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会发生什么。他们没有运用他们的理性，而是浑浑噩噩，任由事态发展，导致悲剧不断上演，个体的命运也很悲惨。
“社会理性”是指运用理性，判断“社会”的未来，从而在当下采取行动。由于“社会”与他的利益相关，他们应该思考，如要使社会变得更开放，那么他们现在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忙于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导致社会不断崩溃或陷入停滞。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就缺乏这样的理性，因为他们没有判断希特勒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他们都需要判断他们的“社会”将会如何。他们的精英需要有“战略”：究竟是要把一个民族带向封闭社会，还是带往开放社会？如他们的“精英”都忙追求眼前的利益，有了钱就“润”出去，而丝毫不考虑本民族的未来，这是该民族愚昧和不幸的体现。
如社会变得封闭，产生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将停滞。这种停滞，正是因为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主要是“精英”）放弃“社会理性”，他们在不符合开放社会要求的制度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把这视为理所当然。这样的“自利”和制造“公地悲剧”的自利没有区别，即他们在自己获得利益的同时，把“社会”搞砸，即给他人制造了困境。所以，真正精英，应该用“社会理性”来定义，即认识社会合作的原理，并使一个国家的“开放社会”得以出现的人士，才有资格被称为“精英”。
所以，开放社会对人的行动（理性）是有要求的。“社会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有时习得这样的理性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如二战后的德日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这些民族的国民才习得了这种理性。代价较小的方式是一些人首先习得社会理性，他们的行动有机会被他人模仿，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具有社会理性，并最终产生开放社会，但这一过程往往不容易发生，英国相对来说接近这一过程，如那些启蒙思想家就是社会理性的开创者。很大程度上，一个民族走向开放社会，只有两条路，即要么由这样的思想家来推动，要么由外力来推动，前者的代价要小。
经济学，通过发现与传播有关开放社会的原理，来推动社会转型，使自己具有社会意义。经济学不是教导人们，“长久来看，人都死了，赶紧追求当下利益”，如这样的话，这门学科对开放社会，就失去其指导意义。主流经济学家通常把自己作为旁观者，通过观察人的“自利”行为，然后得出如何“最优”的结论，这种“最优”是旁观者认为的最优，也是局部的最优，不同于分工合作所涉的“一般利益”上的最优。也即，这种研究指向的是“特定主体”（如某个国家、某些人，某个产业，企业或个人等等）的利益。但是，特定主体的利益，不等于“社会”的利益，因为“社会”不是特定主体概念，而是“人际的”或“互动的”概念。那些使特定主体（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规则或手段，有可能与开放社会的原理不能相容。
二、“社会理性”概念的其他应用
开放社会是一个有关“正当性”的问题，如某种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不正当的，那么，它就无法长久存在，相反，如被人们认为是正当的，那么它就会长久存在。而正当性的判断，是一个“知识”问题。拥有不同的知识，会对正当性有不同的判断。如一个人了解开放社会的原理，具有社会理性，那么那种阻碍开放社会的权力将被他视为是不正当的。相反，一个缺乏这种知识的人，则会接受这种权力。据说一位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人士是威权主义者，对此笔者不感到奇怪，因为行为经济学是有关特定主体的最大化的经验性研究，根据他们建立在“自利”假设上的逻辑，人是非理性的，需要理性的人或政府来“管一管”，以实现最大化。
“社会理性”的概念，可以回答“李约瑟之谜”，这个谜是指“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笔者认为，这个“谜”的答案，正是“普遍缺乏社会理性”。历史上的中国人当然都知道“自利”，但缺乏有关开放社会的知识，对既有的制度是否符合开放社会的原理没有进行判断，精英也没有有关未来社会的战略思考。由于社会理性的贫困，导致开放社会没有出现，而“工业革命”是开放社会的结果，并不是科技本身的结果。所以，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没有导致开放社会诸要素的出现，如权力的约束，产权的保护等等。由此，那些束缚资本积累与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制度没有被摒弃，人们继续在封闭性制度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工业革命”？科技又如何可能发展？同样，社会理性也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让国民具有这种理性，比让他们具有科技知识重要得多。
“企业家精神”可以从“社会理性”的角度来理解。人们普遍具有社会理性，是企业家精神得以出现的前提。或者说，企业家精神仅存在于大众具有“社会理性”的社会中。在普遍缺乏社会理性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如前苏联、宗教极端势力控制的地区，在这样社会中，难以产生企业家精神。愈是具有社会理性的社会，就愈是有可能产生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体现了一个人的社会理性，他越是具有企业家精神，他就越是具有社会理性，反之亦然。企业家精神不是“动物精神”，是“理性精神”。企业家在决策前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都是“社会的”，企业家的相关行动使社会的合作更充分。如一种行动是破坏社会分工合作，那它就不能被称为“企业家精神”，如海盗的行动。这样也可以说，社会理性是企业家精神的前提条件。
“社会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制度变革意义。制度的变革，是很多具有“社会理性”的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每个具有社会理性的人，都不应该低估自己的力量。他们不能认为，自己的力量渺小，无法带来改变，所以不行动。实际上，恰恰是他们的“不行动”，才制造了奥尔森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进步停滞。即这种“困境”不是必然，恰恰是缺乏“社会理性”的结果。如越来越多的人具有“社会理性”，那么，就在无意中创造了变革的力量，这种变革不是“集体”的，但有可能是“共同的”，以某种方式汇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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