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道德溃败的政治与制度逻辑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
美国学者科迪维拉的著作则干脆以《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为标题。这一理论视角值得借鉴。
●首先，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
如果非法市场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根源则在于法治的缺位。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社会风尚。
因此，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
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
●其次，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
政府管制过密，企业负担过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几乎注定会危及道德风尚。
管制过密和税负过重，会诱使或迫使企业违规经营。一旦企业选择违规经营，就倾向于规避一切可能的监管，并与监管部门官员形成复杂的交易关系。这会严重地腐蚀政商关系。
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刘志军案”、“丁书苗案”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企业主对公平竞争、提高质量、创新技术和改善效率通常并无多少兴趣，其经营关键就是“与政治联姻”。
如果这些做法大行其道，美德不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甚至还难以立足。正如美国著名腐败研究学者艾克曼所说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是基本的生存策略”。
●再次，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
在古老的帝国，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如果君主喜欢歌功颂德和豪华排场，阿谀奉承和奢侈之风就会迅速流行。
在当代很多国家，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在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
如果在官场——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会”，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如果奢侈意味着显赫，那么节俭就意味着卑微。目前奢侈之风日盛，无疑也受到了官场风尚的影响。
此外，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
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快速传染。这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官场风尚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塑造道德风尚的另一种机制。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诚实。那么，政治是否会影响一国的诚实程度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简单地说，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是否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政府的实际政策与其宣称目标是否相吻合？政府官员是否普遍地做到表里如一与言行一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可信？教育系统是否真的鼓励每个学生养成诚实的品格？新闻媒体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公开报道这个国家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肯定回答，诚实的品格才得到真正的鼓励。
否则，诚实将会成为一种罕见的品质，“说真话”反而成为需要勇气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忧虑：私人谎言可能只是公共领域谎言的继续，企业造假可能不过是政治领域造假的延伸。
只有公共领域的普遍诚实，才有可能塑造一个国家的诚实品格。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看法，道德对罗马共和国兴起和罗马帝国衰亡都至关重要。
在兴盛的罗马共和时代，“荣誉，还有美德，是共和国的宗旨”；而在衰落的罗马帝国晚期，“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的，不是谁的才德更为出众，而是谁更沉溺于无聊的奢靡”。
吉本认为，道德溃败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后世应当引以为戒！
市场经济固然会影响一国的道德状况，但其影响未必就是负面的。相反，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与美德共存。
与市场相比，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对道德风尚的影响更大。一个社会倘若出现了普遍的道德溃败，与其说是市场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的结果。
在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担忧关于道德的问题。一连串的食品和药品安全事件，使人们开始简单地归咎于市场经济，误以为是经济制度导致了人们的堕落。
但是，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包刚升认为，如果市场经济真的与道德下滑有直接关联，那么那些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应该出现更为严重的道德问题。但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并没有普遍感受到这种道德危机。反而，那里的人们更加尊重彼此，企业的行为也更为规范和透明。
由此看来，道德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结果，更多的与政治制度有关，并且需要我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有所信仰，坚守道德底线。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先秦时代的儒、法、道三家寻找重要的思想资源，因为，他们的兴起也正是源于试图扭转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包刚升教授的新书《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就是这样一本以现代政治眼光，介入传统思想史问题，反思危机时代解决方案的佳作。
本书并不是将儒、法、道视为一种思想的图腾，而是抱有一颗检讨与反思的心，用新的学术路径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为我们以一种更加客观公允的立场解读、诠释这些思想，从而实现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与现代政治议题之间的思想对话。
学者葛兆光亲自为本书作序说：“很佩服他研究政治学时，敏锐的问题意识、清晰的意义表达、严密的分析逻辑，而他的这些特长，同样呈现在这本著作中。”本书逻辑清晰，条理分明，用书友的话说，“真的是非常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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