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威:拿性说事
拿性说事
周永威|文
爱到极致,情到深处,性就水到渠成。干脆点说吧,到了这境界,没性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此时性中人,云雨事,心里那个什么,语言能表达出来吗?
如此成年人个个愿意做的一件美好事情,如此亲切温暖甜蜜的一个字眼,却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被视为大逆不道,洪水猛兽。
“封建主义”的“男女授受不亲”,很有点假道学的虚伪;而“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低级趣味”“生活作风问题”等等等等,更如同加在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头上的道道紧箍咒。
记得当年在武汉念书期间,有次学校请了当地一位著名作家来校作国际时事报告。他讲到不久前率文化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晚上被邀请去观看舞蹈演出。
“……跳的全是资产阶级腐朽低级的东西,女演员下面穿的,”他喝了一口茶,“打个不怎么好听的比喻,就跟女人用的月经带一样。”——当时还没有“卫生巾”一说。
就在台下千余师生想像女人穿那么点点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台上那作家拍案而起,声色俱厉的批判道:“这还哪有一点无产阶级的味道?!”
长年累月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我们这一辈几乎个个谈“性”色变,继而思想僵化,性格扭曲,心理障碍重重。
“爱”字说不出口,也不敢说出口。就连“喜欢”二字,也得考虑再三用还是不用。因为害怕一旦被对方拒绝,后果会很严重。不知多少美好的姻缘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也不知多少彼此心仪的俊男靓女才子佳人擦肩而过,遗憾终生。
国人对性全新的、不同程度的认知,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门的逐渐打开。那时,我们从未接触的思想观念象清新的山风吹了进来,而这个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有不少风口浪尖的先驱者竟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次震惊中外的“严打”,仅仅因为性,既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祸及社会,被判处死刑的不在少数。
西安有位马燕秦女士,因为跳舞,与多个男人上床,竟成了流氓集团的首犯,与另外两人一起上了刑场。
有个王姓女人,就因为和10个男人有性关系,也被处极刑。面对死刑判决书,她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这话听起来是如此理性,却又是如此地悲壮。果然过了20年,“流氓罪”在刑法中废除。从那以后,与人发生性关系,只要双方愿意,再多都是合法的。
那么多的大小贪腐官员,一出事就能发现他们几乎个个身后都有好多女人——有的甚至达100多个,然而这些“公仆”倒下的原因只是贪钱太多,和女人,和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003年广州有个木子美,一位貌不出众才华惊人的女士,公开宣扬性自由,并且亲历亲为,频繁更换性伙伴。这还不够,她把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性经历绘声绘色写成文字,公之于网络。如此明目张胆惊世骇俗之举,也能受到当时全社会的包容。
社会性观念解放的同时,也激活了封杀近半个世纪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性交易。直到现在,卖淫非但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反而遭到不断打压,然而它的从业员工从繁华大都市到边远小乡镇,加起来估计数百万之众。
这个行业的兴起对社会治安是有害呢还是有益呢,真的难说。说它有害,理由多多;可它减少了社会上大量的性犯罪,为庞大的外地打工队伍中那些性饥渴者提供方便、缓解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讲它从另一方面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不算为过。
卖淫正当与否,相对前卫的凤凰卫视有一年曾作了一个专题节目。节目中被电话连线的一位“性工作者”,态度相当洒脱,不光愿意上镜,还要求无需打马赛克。她说:
我们从事的也是一项职业,就跟工人在工厂造机器,农民在地里种粮食,白领在办公室做计划书一样。我们为那些需要性的人提供性,没有伤害谁,怎么就不正当了呢?
她还“代表”她的那些姐妹向社会呼吁理解她们,理解她们所从事的职业。
有位专家在他博客里发文称妓女卖淫没什么不正当的。他说:
人挣钱谋生是靠自己身上的一个或者几个器官来进行。有人靠手,有人靠脚,有人靠鼻子,有人靠脑。性工作者呢?她靠什么?你难道说她不是靠自己的一个器官来谋生的吗?
专家就是专家,他这番道理讲得十分透彻。
性与爱是两回事。性加上爱或爱加上性自然好的不得了。性没有爱也成。就象酒,窖藏几十年上百年的名酒,喝起来浓香扑鼻,回味绵长;可一般低档的,就几颗花生米,喝起来也过瘾。
拿性说事,有的是话题。
【作者简介】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
一枚园地欢迎您来稿(来稿请确认未在其他公号发表) 投稿邮箱:yimeiyuandi@163.com
微信号:anranyodai(请注明“投稿”)进园地读者群请加微信:anranyodai
《一枚园地文集电子版》对接微信:657767929
点击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