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眼中的中亚：近在咫尺，却又何以陌生？

题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一书是近年来比较鲜见的关于中亚的优秀旅行文学作品。该书作者刘子超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曾做过记者，为写作该书先后9次前往中亚。而我也恰巧有机会作为驻外记者在中亚工作近7年，读了子超君的作品，拉拉杂杂写了些文字，算是向优秀“同行”的请教和对话。

刘子超君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以下行文简称《失落的卫星》）一书其实很早就进入了我的视野。但受疫情影响，身在国外购书不便，直到离开了中亚回到国内才有机会寓目摩挲。

很羡慕也很佩服作者能够在中亚的东南西北行走并抵达。得以功成如此，支持作者行走与思考的物质条件显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旅行的兴趣和迈开脚步的勇气。

▲图为冬日的努尔苏丹独立广场。（文龙杰摄）

从作者呈现的文本来看，对异域风情的想象和追逐是激发作者探访中亚的重要动因。作者在该书开篇写道:

“他说，阿拉木图。他的口气让我感到阿拉木图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地方。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跳上卡车，随他一起穿越边境，前往阿拉木图——眼前的雪山变成一种致命的诱惑。”（页3，刘子超：《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文汇出版社 2020版）

▲图为冬日布哈拉古城夜景。（白恒川 摄）

毫无疑问，跳上车前往阿拉木图所代表的中亚，这看起来是一种个体层面的冲动。但我们如果把视域拓宽、景深拉长，就会发现这样的冲动并非无缘无故。如作者在一档节目中接受采访时所讲的那样，一个人的旅行看似是个体行为，但实际上脱不开自身所处时代的影响。

自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中亚在中文世界迅速成为热词，神秘的“地心岛”被重新“发现”。

▲图为初秋塔什干安霍儿河畔。（白恒川 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萨克诗人阿拜的诗歌出现在了2018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该国青年歌手迪玛希也在此前一年通过一档歌手竞赛真人秀在中国赢得千万粉丝。

如果说前者还是官方话语的有意塑造，那后者则毫无疑问是娱乐商敏锐地抓住了大众心理后的因势利导。在迪玛希这里，除了高超的演唱技巧，其所承载的异域想象才更是成功的关键。粉丝们对迪玛希的追慕，与《失落的卫星》一书作者想跳上车去往阿拉木图的冲动并无二致。

因此，若我们将作者的中亚行走放在国人对中亚的重新发现这一背景下（或曰“上下文”中）理解，或可免于对《失落的卫星》一书的阅读与理解过于浮皮潦草。

▲图为冬日夜色下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府。（文龙杰摄）

“就在隔壁，却浑然不觉”

该书的封皮上写道：一切如同离轨的卫星，暧昧而失落，充满活力、孤独和挣扎，我们就在隔壁，却浑然不觉——直到旅行开始，直到翻开这本书。

“我们就在隔壁，却浑然不觉”。笔者在六年前也有类似疑问：“中亚：近在咫尺，却又何以陌生？”（《中亚：近在咫尺，却又何以陌生？》，刊于中新网2015年8月31日）这种疑问源于我们重新“发现”中亚时生出的错愕——原来这个陌生的区域，竟与自己有着如此紧密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联系。

▲图为夏日努尔苏丹伊希姆河畔的晚霞。（白恒川摄）

今天，中亚五国中有三国与我国直接接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我国边界线长达3300公里。此外，我们还与中亚国家间存在跨界民族，他们在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即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等。以哈萨克族为例，自哈国实行号召世界哈萨克族回归政策以来，据官方数据，至今已有近10万中国哈萨克族人在哈萨克斯坦定居。由于各种原因，其他统计还要远高于这一数字。

▲图为冬日布哈拉古城商业街。（白恒川 摄）

而上溯至历史深处，中亚曾开华夏看世界之视窗。有学者指出，张骞出使西域“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使人们知道了新的天地。”历史学家翦伯赞甚至将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就像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

▲图为塔什干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恰苏尔大巴扎。（白恒川 摄）

吟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李白出生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此地位于吉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市西南8公里处，楚河南岸，曾是唐朝在西域所设的重镇。出土的文物表明，这不仅曾是一座边防城市，还是一座商镇。其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失落的卫星》一书也提到了碎叶城、托克马克、楚河。）

▲图为吉尔吉斯斯坦小城日常。（文龙杰 摄）

自古至今，历史上的亲密联系之所以演化为此后的疏离，由浩浩荡荡变为不绝如缕，从长时段来看，或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没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有关。而短时段来看，《失落的卫星》或许也给出了一种答案（尽管作者可能并无探讨该问题的主观意识）。作者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苏联已解体，而全球化未至，“帝国化为乌有”，因此，中亚像离轨的卫星一样“失落了”，变得不被关注。

▲图为冬日布哈拉古城。（白恒川 摄）

寻觅失重状态，理解历史潮流

“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页357）

与一般的游记不同，刘子超君的写作带有野心。如其所言，他有一种“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在铆定中亚的历史坐标时，在作者画出的坐标轴上，一端是苏联解体，另一端是全球化。旧的早已去、新的尚未来，中亚国家摇曳悬坠在二者之间，作者称其为“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

▲图为冬日布哈拉古城的清真寺。（白恒川 摄）

作者以诗人的思维给中亚国家取了“卫星”这一意象。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表述，既形象又贴切。卫星的轨迹身不由己，而是由更大的行星来决定。作者认为，像卫星那样，中亚国家所选择的轨道“身不由己”，而是由周边大国决定。

对此，学术化的表达则是：“中亚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昝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常识性认知》2011）

▲图为初夏塔什干库克尔塔什神学院。（白恒川 摄）

显然，学术化的表达理论性佳，而“卫星”的譬喻则更形象。就传播力而言，文学表达的生命力更显持久且具有韧性。事实也证明，该书在为祛除我们对中亚的陌生化提供了丰富知识的同时，还让读者获得了阅读享受。该书包揽了不少人所称道的奖项，可谓实至名归。或许，再过数十年，回望中国关于中亚的叙述，《失落的卫星》会占有一席之地。

借用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一个比喻，歌者要能唱出钢琴键缝儿里的那些音。与此相类，文学表达的长处或许在于能表达出一个个理论话语缝隙内的内容。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理论话语就像确定音准的钢琴键一样，其在准确性方面更擅胜场。

▲图为初夏塔什干库克尔塔什神学院。（白恒川 摄）

这里要稍作提醒的是，中亚是卫星，且部分地处于失重状态，但未必完全失落了。作者之所以产生这种观感，或与其主要接触的是中亚的普罗大众有关。当然，一个社会在数量上主要是由普罗大众组成的，但精英阶层的生活和思想绝不可因此而被忽略。我这里并无对作者求全责备之意，而是想指出，就中亚国家而言，由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内容组成的国家发展轨迹，与普罗大众相比，精英所发扮演的角色可能更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读者应该意识到从该书中获得的中亚印象，只是中亚的一个侧面。

▲图为远眺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遗址。（文龙杰摄）

叙述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视角

夹叙夹议，兼顾知识性与可读性，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旅行文学这一体裁。作者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自己钟爱旅行文学这种体裁，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放进去，可以有文学描述可以有历史知识也可以有个人感想，杂糅在一起而不会突兀。相较而言，其他文体则缺乏这种灵活性与包容性。

此外，本书所营造出的“虚无”“恍惚”感给人很深印象。这除了与作者收入笔下的人、物、地本身有关外，也与其使用的特殊叙述技巧有关。例如《天山游记》《草原核爆》这两章，作者一边旁征博引，讲述当地“过去的故事”，又笔锋轻转，在不经意间勾连回当下的见闻感受，营造出了一种时空对话场。

▲图为夏夜塔什干生态公园。（白恒川摄）

毫无疑问，作者是弄文高手，其出身北大中文系，后又曾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GQ》中文版。摹景状物，笔力老道，表达大胆、语言具有张力。比如，在《序幕》部分这样描写塔季扬娜的口音：她说一口夹杂俄文的英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口音也越来越重，就像一条路况越来越差的公路。

这里要稍作引申的是，叙述是一种能力，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有的国家不仅能叙述本国的历史，也能够叙述别国的历史；有的国家则仅只有叙述本国历史的能力；还有的国家连本国历史都叙述不好。我愿意相信，《失落的星球》是我们叙述中亚历史的尝试的一部分。

▲图为深秋布哈拉古城一瞥。（白恒川 摄）

叙述也是一种视角。就个体而言，该书作者的视角是精英的，无论是在旅行过程中因为被骗而显现出的鄙夷和讥诮，还是在感受到当地人的质朴与贫困时所表现出的善意与悲悯，作者与中亚始终是一种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而非平等地交流与对话关系。就宏观层面而言，西方人看中亚有西方人的视角，俄罗斯（苏联）人看中亚有俄（苏）的视角，中国人看中亚自然也有中国的视角。但该书作者视角的“中国性”却并不那么明显，这或许与作者的西方教育经历有关，或许与作者长期的世界旅行阅历有关，也或许是我们卷入全球化太深，所谓中国视角已与全球视角交融混杂。对此，我还没有自己的答案，请读者自己体会。（当然，什么是“中国视角”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问题。）

▲图为夏夜塔什干米诺尔清真寺。（白恒川摄）

我向有意了解中亚的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推荐此书。最后，以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结语：如果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想理解所身处的现实，还有什么比旅行和写作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