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读书会｜读《资治通鉴》，从历代兴衰中获得资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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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团结读书会
主委致辞
经典品读
资治通鉴（节选）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从历代兴衰中获得资政借鉴
——《资治通鉴》导读
杨永福，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西南边疆史、民族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高校古籍整理及校级项目多项，参与国家重大招标课题2项，出版著作5部，参编6部，发表论文60余篇，2013年获“全国先进社科工作者”表彰。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编年体通史，被后人视为君臣士人的必修教科书，其以各朝各代治乱兴衰为线索，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分析帝王人臣的品德善恶、治国理政的政策得失、总结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载史明鉴的同时，《资治通鉴》通篇闪耀着文学与哲思之光芒，其中无数惊世醒人的历代往事与振聋发聩的名言警句，使人过目难忘，品味不尽。《资治通鉴》可以怡情、可以增智、可以导正、可以借鉴，是探究中国古代历史不可多得的教材。
《资治通鉴》的作者与编修过程
《资治通鉴》的编修主持者司马光（1019年-1086年），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宋仁宗宝元进士，由奉礼郎累迁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即位后，擢翰林学士，因政见不合，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从此住在洛阳，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专意编修《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告成，迁资政殿学士。第二年，宋哲宗即位，召其为门下侍郎，进为尚书左仆射，在一年多时间里，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尽数被废。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亡故，终年68岁。
司马光从年轻时起，就爱好史学，喜读史学著作。他“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故“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于是在宋英宗时，先撰写《通志》八卷（即《资治通鉴》前八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奏上以后，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英宗乃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选官属，允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笔札，编辑历代君臣事迹，以为一书。自此，司马光组织团队启动编修工作，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历时19年。
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人员主要有三位，他们与司马光志同道合，在史学上均有很深的造诣。一是刘恕，是全程参与的助手，“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委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二是刘攽，是著名的汉史专家；三是范祖禹，专治唐史，著有《唐鉴》一书，被尊为“唐鉴公”。三位协修人员与司马光各有明确分工。初期由刘攽负责汉史长编，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史（包括隋朝）长编，后来司马光移官洛阳，对分工略加调整，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刘恕负责五代史长编，刘攽接替刘恕剩下的南北朝部分工作。刘恕死后，五代部分由范祖禹完成。最后，由司马光就各朝历史长编加以考订删定，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而成定稿。
《资治通鉴》成书后，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年）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1976年出版，是目前《资治通鉴》较好的版本。
《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司马光为何将起始时间节点安排在公元前403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韩、赵、魏三家分晋，终于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件事为《资治通鉴》首篇，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合。
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共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计354卷。《资治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因此《资治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政策描述警示后人。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由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资治通鉴》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该书中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体现了编修者史学思想的进步性。
《资治通鉴》的地位及影响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编年体通史，是宋代史学的光辉成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编年史自从《春秋》创始以来，后继者有荀悦的《汉纪》，袁宏、张璠二家的《后汉纪》，孙盛的《魏氏春秋》等，但都是以断代为史。《资治通鉴》虽沿用此体例，但却能贯通古今，纂成一部编年体通史，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自司马迁作《史记》创立纪传体后，班固等史家多仿效其例。纪传体记述全面，包罗宏富，显示了巨大的可容性，在汉唐之间成为史书的主流，使得编年体逐渐衰微。直到两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刊行之后，这种风气才开始发生变化，并在史学界掀起一股“编年史热”，续编、仿作之书络绎不绝。如李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以说，《资治通鉴》的产生，打破了汉唐时期编年史相对沉寂的局面，其成就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该书搜集材料丰富，而且比较真实可靠。其所用材料，除了十七史以外，凡是前代史书在宋代尚存者，都搜集参考，据说其索引之书达322种，这足以说明《资治通鉴》材料来源之丰富。《资治通鉴》在记载史事时，十分严肃认真。记一件事，要多方搜集资料，考异求真，互相补充，互相订正，然后给出结论。司马光用这种方法修史，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的各方面问题考订得清清楚楚，使得该书史料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可靠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有几种说法的，司马光经过反复研究，把各种不同说法和自己决定取舍的理由，逐条记载下来，成《通鉴考异》30卷。同时，又成《通鉴目录》30卷，把每年的事情，标题列举，读者可按目录检索，这都大大方便了读者阅读和检索。
其次，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融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司马光的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关于古代史家争论不休的正闰之分的问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给出了客观的态度。很多封建史家认为历史上的王朝，有正统与僭伪之分，譬如关于魏蜀吴三国鼎峙，大都认为刘备是继承两汉的正统，曹魏是僭伪。司马光摒弃这种封建的“正统论”。这就使《资治通鉴》能比较客观地叙述历史，避免了封建正统论者任意篡改历史、妄加褒贬的弊病，增强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便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近世要人的必读书籍，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他们均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可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清代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推崇到：《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认为，《资治通鉴》乃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晚清曾国藩云：“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了一生，他从这部史学巨著中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战争、吏治，体会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对其学术特点亦有独到见解。他在1954年与吴晗的谈话中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支部共读
民革遵义市委会第三支部开展团结读书会活动
民革遵义市委会第三支部成立于1982年，现有党员52人，其中市、县（区）级政协委员4人。近年来，支部在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和广大党员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民革遵义市委会中心工作，砥砺奋进，在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5年至2021年，支部连续七年获民革遵义市委会支部年度考核一等奖；2019年至2021年，连续三年获民革贵州省委会团结报征订发行工作优秀基层组织突出贡献奖；2019年，支部第一批荣获民革中央“民革示范支部”称号。
学习感悟
支部党员 张 俊：
通过参加“资治通鉴 历史启示”团结读书会，特别是聆听了杨永福教授分享《资治通鉴》的历史智慧及启示，让我知晓了司马光这位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以及《资治通鉴》。
阅读《资治通鉴》，我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为人须有仁厚品行的道理。书中介绍了晋国君主立继承人的故事。晋王想立智瑶为继承人，大臣智果听说后，苦口婆心地前来劝说：“智瑶虽然有美而高大、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坚毅果敢这五项长处，但是他的人品却很差。如果立智瑶为继承人，他就会用这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变得无恶不作，那智氏宗族的人一定会灭亡的。”可是晋国君主根本不听劝说，最后，因为智瑶的昏庸无道，智氏被韩、魏、赵三家所打败。所以，选择人才的标准，不仅要关注他的才能，更要注重他的品行。
品读《资治通鉴》，着实让我受益匪浅、深受感悟。
支部党员 唐正一：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从而更好地指引自己的未来。慎终追远，学习历史能让我们记住自己的根；中国人讲究文化传承，而历史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录与总结。我们要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自信从何而来？自信从历史中来，多读史书亦能增加我们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支部党员 贺逍遥：
中华历史波澜壮阔，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读历史，能够感知历史之浩浩荡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要有危机意识、家国情怀和全局观念，一切以民族发展为己任、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我们全体国人的责任所在。珍爱和平，抓住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坚守各自的岗位，恪尽职守，只争朝夕，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和富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支部党员 杨 澜：
通过阅读《资治通鉴》，我了解了六合一统；在《汉纪》的泱泱文风中，我知道两汉的兴衰；在《三国纪》中，我清楚了乱世中的演进；在《唐纪》中，我知道了封建社会的鼎盛：在《五代纪》中，我明白了五代十国的演进。可见，《资治通鉴》的历史内容十分广泛。
让我感触颇深的是汉武帝时期，骠骑将军霍去病少年得志，封侯拜将，立有赫赫战功，但他却不体恤士兵疾苦。而同时期的李广，他骁勇善战，威震匈奴，而且对下属十分爱护和体谅，深得下属的拥戴和信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李广未能封侯，但是，李广的仁义和谋略造就了这位流芳百世的将才。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想成为一名有威望有魅力的领导，不仅仅要有能力，还要懂得与下属之间相处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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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_ 李艳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