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祝勇

“人生如蚁”系列上篇，请点击阅读《每天都要为五斗米折腰的苏东坡》。

▍四

苏东坡不会忘记的那一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1年），他在那块名叫东坡的土地上开始了尝试作一个农民。

苏东坡开始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煽风点火，因为那些枯草，枝枝柯柯，弯弯曲曲，缠绕在土地上，拒绝着庄稼生长，让苏东坡觉得既刺手，又棘手。于是，苏东坡在荒原上点了一把火。今天我们想象他当时呼喊与奔跑的样子，内心都会感到畅快。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无论自己站立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火在荒原上燃起来，像有一支画笔，涂改了大地上的景物。大火将尽时，露出来的不仅是满目瓦砾，竟然还有一口暗井。那是来自上天的犒赏，帮助他解决了灌溉的问题。这让苏东坡大喜过望，说：“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那意思是，吃饱肚子还是奢望，但是至少，用不着为水源发愁了。

苏东坡买来了一头牛，还有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收纳着他的时光与命运。劳作时，苏东坡头戴竹笠，在田间挥汗。第一年种下的麦子在时光中发育，不断抬高他的视线，让他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怀有乐观的想象。孔孟老庄、四书五经，此时都没了用场。他日复一日地观赏着眼前的天然大书，对它在每个瞬间里的细微变化深感痴迷。

我们没有必要把苏东坡的那段耕作生涯过于审美化，像陶渊明所写，“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因为对于苏东坡本人来说，他的所有努力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求生。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曾体验过稼穑之苦，也没有在广阔天地里练过红心，但我相信，农民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职业之一。对苏东坡而言，这艰辛是具体的，甚至比官场还要牢固地控制着他的身体。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来。

但他是对土地折腰，不是对官场折腰。相比之下，还是对土地折腰好些——当他从田野里直起身，他的腰身可以站得像树干一样笔直，而在官场上，他的腰每时每刻都是弯的，即使睡觉、做梦，那腰也是弯的。李公麟《孝经图》卷中的这个细节，就是对这一身体命运的生动记录。一个人生下来，原本是健康的，但官场会把他培养成残疾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疾，死无全尸，因为在死后，他的灵魂也是弯曲的。

▲ [北宋]李公麟《孝经图》卷（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土地是讲理的，它至少会承认一个人的付出，一分耕耘，几分收获。张炜说：“这种简单而淳朴的劳动方式本身即蕴含着无可比拟的道德感。”但官场是没理可讲，道德更是尸骨无存，谁在官场上讲理讲道德，谁就是脑残。

所以，他的劳动生涯再苦再累，他的心是自由的。土地征用了他的身体，却使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在这里，他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官场培养表演艺术家，他们脸上可以变换出无数种表情，但没有一种表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都是演技派，而苏东坡是本色派，他不会装，也装不像——他的表演课永远及不了格。官场上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认为，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官位不能丢；而对于苏东坡来说则刚好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一定要从他身上剥夺什么，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舍不得丢掉。

苏东坡站在烈日下的麦田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日复一日地经受着风吹和日晒，人变得又黑又瘦。他的臂膀和双腿，从来也没有像这样酸胀转为了肿痛，又从肿痛转为了麻木。而他的情绪，也由屈辱、悲愤，转化为平淡，甚至喜悦。那喜悦是麦田带给他的——那一年，湖北大旱，幸运的是，苏东坡种的麦子，长势旺盛，芒种一过，麦子就已成熟。

这是田野上最动人的时刻，苏东坡一家在风起云涌的麦田里，抢收麦子。他让妻子用小麦与小米掺杂，将生米做成熟饭。他吃得香，只是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说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闰之则把它称作“新鲜二红饭”。

但苏东坡心中的自我满足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他经历了一次神奇的萃取，用他艰辛而诚实的劳动，把大自然的精华萃取出来。

一个黄昏里，他从田里返回住处。吱呀一声，沉重的门被推开了。朴素的农舍里没有太多的东西，一般的，有简易的床榻，有吃饭和读书兼顾的桌子，有长长的木柜放在地上，上面或许摆放着一面女人用来梳妆的镜子——那是唯一可以美化他们的事物。太阳的余光从屋檐的齿边斜射进窗格，一些灰尘的微粒在方形的光中飘动，证明屋子里的空气不是绝对静止。生活是那样自然而然，他好像与生俱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繁华的汴京、皇宫、朝廷，好像都是不切实际的梦。这里似乎只有季节，却看不见具体的日子。但他并不失望，因为季节的轮回里，就蕴藏着未来的希望，这是至关重要的。

独自啜饮几杯薄酒，晃动的灯影，映照出一张瘦长的脸。苏东坡提起笔，将笔尖在砚台上添得越来越细，然后神态安然地，给朋友们写信。这段时间，为他留下最多文字的就是书信尺牍。他说：“我现在在东坡种稻，虽然劳苦，却也有快乐。我有屋五间，果树和蔬菜十余畦，桑树一百余棵，我耕田妻养蚕，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

▲ [元]佚名《苏轼像》

后来，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听说苏东坡在耕田糊口，就给他带来了一批柑橘树苗。这让他沉醉在《楚辞》里“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灿烂辞句里。他在诗里自嘲：“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假如我们能够于公元1082年在黄州与苏东坡相遇，这个男人的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他不再是二十年前初入汴京的那个单纯俊美的少年，也不像三年前离开御史台监狱时那样面色憔悴苍白，此时的苏东坡，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铜，两鬓皆白，以至于假若他在梦里还乡，从前的发妻都会认不出他来，因此此时的他，早已“尘满面，鬓如霜”。

有一天夜晚，苏东坡坐在灯下，看见墙壁上的瘦影，自己竟怵然一惊。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他赶忙叫人来画，只要他画轮廓，不要画五官。画稿完时，每个人都说像，只看轮廓，就知道这是苏东坡。

▍六

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苏东坡原本就出身于农家，假如他不曾离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场与文场两条战线上尽得风流，他或许会在故乡眉州继承祖业，去经营自家的土地，最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此时，他在官场上转了一圆，结局还是回到土地上，作一介农夫。

好像一切都不曾开始，就已结束。

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对于一个农夫来说，田野家园，构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而对苏东坡来说，即使田野大面积地控制了他的视线，在他的心里也只占了一个角落。他的心里还有诗，有梦，有一个更加浓厚和广大的精神空间等待他去完成。他的精神半径是无限的。

我想那时，不安和痛苦仍然会时时袭来。那是文墨荒疏带来的荒凉感，对于苏东坡这样的文人，“会引起一种特殊的饥饿感”。每当夜里，苏东坡一个人静下来，他的心底便会幽幽地想起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但在苏东坡的案头，那人的诗集翻开着，苏东坡偶尔闲暇，便会读上几句。读诗与写诗，其实都是一个选定自我的过程。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诗，他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公元4世纪的东晋，有一个诗人，曾经当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但这一串威赫的名声拴不住他的心，终于，他当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在鄱阳湖边一个名叫斜川的地方，写下《归园田居》这些诗歌，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不朽的散文。

陶渊明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在苏东坡的时代亦不例外。那段时光里，陶渊明成了苏东坡最好的对话者。他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

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那个人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汁液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

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炜说：“他们都是出入‘丛林’（指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时至今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他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

▲ [北宋]苏轼《归去来兮辞》（右侧三分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中部三分之一

▲ 左侧三分之一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数千年，王国维只筛选出四个人，分别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这四个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上一个一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到公元1101年（苏东坡去世），此后近一千年（12世纪到21世纪），一个名额也没占上。

假如从这四者中再选，我独选苏东坡，因为苏东坡身处的宋代，中国历史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中，机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几乎是冰炭同炉。苏东坡就是宋代这只炉子里冶炼出来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里创造的奇迹，既空前，也绝后——对此，我后面还要分头阐述。但他不是横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的铺垫，那个人就是陶渊明。

▍六

苏东坡写下一首词，名叫《哨遍》，把《归去来兮辞》的意蕴隐括其中。所谓隐括，与和韵、集句一样，是宋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根据前人诗文内容或名句意境进行剪裁、改写来创作新词，而且是宋代词人独创的创作方法。晏几道《临江仙》、刘几《梅花曲》，都是著名的隐括之作。但苏东坡是真正明确使用“隐括”这个概念的词人，因此，历来都把苏东坡视为开宋代隐括词风气之先者。南宋最后一位著名词人张炎在《词源》中写道：“《哨遍》一曲，隐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清代著名诗人冯金伯在《词苑粹编》卷四引《本事纪》说：“东坡隐括《归去来辞》，山谷隐括《醉翁亭记》，两人固是词家好手。”

纸页上的《归去来兮辞》是无声的，苏东坡的《哨遍》，把它转化为词，也就转化为声音，因为宋词是有旋律的。苏东坡在田野间劳作，就让家僮歌唱这首词，他自己累了，就干脆放下犁耙，迎风站立，与他一同吟唱，一边还敲打牛角，叩动节拍。抬眼，他发现头上墨色不定的云，还有顿挫无常的山，愿竟也是有节律，有平仄的。

那时的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在原点上。在世上走过这一遭，他就不可能再回到原点了。世事的风雨沧桑，草木的万千变化，都被收纳进他的生命里，变成他的血肉细胞。假若他年少时不曾出川，他今天或许稼穑为生，但那心境是不一样的。不经历那些痛苦与折磨，他不会如此主动地和大自然打成一片，更不会知道无须“摧眉折腰事权贵”竟是那样的自由和快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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