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一日三餐变迁，吃饱吃好天下太平
民以食为天，吃饭都是头等大事。肚子咕咕叫，轻则社会动荡，重则改朝换代。一日三餐浓缩了时代变迁，见证了尊卑贫富，产生了逸闻趣事，成为今日不得不说的话题。
《尔雅 释天》中称“果不熟为荒，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有幸生在盛世避免饥馑的先民，又能吃到什么？
古时多以实物地租，朝廷收到什么，给公务员也发什么，叫作俸禄（‘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以粮食补贴为主），可见粮食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高。1973年，考古人员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20吨人工栽培的谷物，这些粮食主要由籼米和粳稻构成，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年前就开启了干饭模式。
作为粟和水稻的原产国，中国人在先秦时期的口粮以由稻、黍（黄米）、稷（小米）、麦、菽（豆类总称）组成五谷为主，辅以其它特色粮食。在之后的岁月中，传统粮食或渐消隐，新品种及时补缺上位。土豆、玉米、白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人口大爆炸。
上古时代，古人“饥则求食，饱则弃余”，没有按时吃饭的习惯。定时吃饭的习俗，最晚形成于商代。到了先秦，寻常人家一天吃两顿饭，“辰时”（7时-9时）吃“朝食”相当于正餐，叫“饔”（yōng）；申时（15时-17时）吃“餔食”，叫“飧”（sūn）。秦汉时期，普通人或级别较低官员多为“两餐制”，贵族已普遍“三餐制”，皇帝可以吃四顿（分别是“旦食、昼食、夕食、暮食”）。到了隋唐，在民间基本普及了“午餐”， 一日三餐成为社会主流，中餐成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
在古代，粟米是大多数人唯一吃得起的粮食，要不就是吃点豆子和野菜。周朝以后小麦出现，连壳一起蒸熟着吃，又叫麦饭。这种饭不易消化，口感差，随着小麦研磨技术的发展，才让人爱上面食。汉唐时将面食皆称为饼，烤制的叫炉饼或烧饼，加芝麻的叫胡饼，用水煮食的叫汤饼，蒸食的叫蒸饼或笼饼。汉代人普遍还吃一种叫“糗糒（qiǔ bèi）”的主食。其实是晒干或炒干了的米饭，多盛在竹器里。食用时须和以水浆，水则装在瓦壶里，二者统称为“箪食壶浆”。
经典文学作品描写的，永远是权贵富豪的“无肉不欢”，并未能触及贫苦人民的生活起居。古代的穷人可能一年到头，未必能吃上一口肉。富户能吃到是牛羊肉，但在农耕经济下，牛是农业生产力之一，直到唐宋都禁止屠宰。只有自然死亡，或者病死的牛才可以剥皮售卖或者自己食用。权贵阶层基本不吃猪肉，在他们看来，吃猪肉比较没面子。
物以稀为贵，汉人的地盘以羊肉为贵，但到了北方辽金的地界，猪肉就成了抢手货。互市的时候，辽金出口肥羊，换取宋朝的肥猪。元朝时，蒙古贵族以吃牛羊肉为主，但对于普通蒙古人来说，三餐吃肉显然是不现实的，只在重要节日、接待贵宾时才会杀羊，日常主要以粮食、奶制品为生。
西式一日三餐
古罗马刚发家时，贵族和农民一样都是吃粗粮麦片粥。帝国越发富强，贵族们却日益奢华糜烂，晚宴可以从大中午要一直持续到深夜，为此他们还发明了躺椅就餐。
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恰恰相反，他们非常崇尚简朴的饮食文化，认为食物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一颗玉葱，一个鱼头，几颗橄榄就足够了。所以希腊人的晚宴并不会出现山珍海味，虽然也喜欢躺着吃，不过更像是在开一场座谈会，就餐者纷纷拿着酒杯高谈阔论，讨论政治、哲学。
中世纪人们的饮食严重依赖谷物，尤其是各种小麦。下层阶级通常吃大麦、燕麦、黑麦和豆子，而上层阶级吃小麦（用于面包、粥和意大利面）。大多数基督徒在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被禁止吃肉。在大斋节和斋戒期间，鸡蛋和奶制品（有时还有鱼）也不允许食用。当时盛宴几乎是男士专享，只有最尊贵的宾客可携眷出席。而主人家的太太为了保持端庄、优雅，往往要躲在一旁与随从吃餐。
地位低的人应该为地位高的人服务，年轻的人为年长的人服务，男性为女性服务。共用水杯的情况很常见，坐在高台餐桌上的人（通常是身份显要的人）也会为其他用餐者分面包和切肉。食物会盛在盘子或炖锅里，然后用餐的人会用勺子或直接用手分走属于自己的份额。大多数的人会使用刀子，这个刀子通常还会和其他人共用。
一日三餐看似普通，其实得来不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间温暖,不过一日三餐，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生活安康的标尺。不一定要多奢华，只要营养均衡，能满足人体日常所需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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