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母姓董，娘家在我的家乡怀远县西北百公里开外的涡阳县。在上个世纪初，一个村姑能嫁到百公里开外的地方，那绝对是一桩稀奇的事，不亚于如今的跨国婚姻。

在我小时候，据父亲在家里小饭桌上端着酒杯的阔谈，我的曾祖母之所以成为我的曾祖母，其经历颇有一些传奇的色彩。

①

曾祖母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在那个兵祸匪患连绵不绝的时代，她竟是一个跑单帮的商人。

从她的家乡渦河岸边，顺流而下进入淮河，再从淮河顺流而下至蚌埠码头。她辗转于渦河、淮河之上，做着贩卖布匹的生意。

有一次在渦河上，曾祖母的商船不幸遭了劫。一伙不知是兵还是匪的人持枪打劫，一船的人鸟兽样惊恐四散。

幸运的是，曾祖母并没有像她的一船布匹那样，或沉入河底或落入匪手。更幸运的是，曾祖母从此成了我的曾祖母。

在我还没步入村里的学校，也就是六岁以前，都是和我的曾祖母同床而眠的。

她那时应该是近七十岁的年纪。记忆中，是一个干瘦的老婆婆。脸略长而瘦削，眼睛很细眼袋却很大，里面包着终年不干的眼泪。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一根细长的棉线穿过针鼻，或者把纺纱车上断了的线头快速而准确地接上。

虽说是年近古稀近的人了，但还留着一头长长的白发，平时在后脑窝成一个发髻，用一枚巴掌大的褐色网罩兜着。闲暇的时候搬一个方凳，坐在后院那棵粗大槐树下的石臼旁，慢慢地、细细地梳理。

曾祖母有着一双“半途而废”的裹脚，这使她晚年走路时更加颤颤巍巍。曾祖母的童年，应该是在清末民初年的年代，她用那双缠了一半的脚，从晚清跨进了民国。

这很幸运。否则在她成年的时候，若是裹成三寸金莲，就不可能往返于渦淮间，像男子汉一样做生意。而在那次遭劫后，也就不可能麻溜地脱离险境，逃到几十公里外我曾祖父所在的村庄，并因此而成为我的曾祖母。

②

用我祖母的话说，她的婆婆很“上”。“上”是我们那个地方的土话，大多是指上了年纪的女性。意思是身子硬、精神足、体力好，既能操持家务又能干体力活。搁现在说，就是一位很强势的女性。

祖母夸奖曾祖母“上”，是因为祖母自身的病弱。我的童年和少年，充斥着祖母日夜不停的咳喘声。后来我学了医才知道，这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也是那个贫困年代乡下老人的常见病。

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回老家奔丧，看到的是一具几乎“缩成一把”的干瘪身躯。但是，我的曾祖母去世时，我却没能赶回老家看她一眼。这是后话。

曾祖母确实很“上”。她那时已是七十岁的年纪，又有着曾祖辈的身份，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家里大小一应的活计，我祖父是不会让她沾手的。

也许是年轻时跑码头养成的习惯，曾祖母的一大嗜好就是赶集。那时，家乡的集市三天才有一个。逢到歇集的日子，她就往返数公里，到邻乡的集市赶场。

曾祖母赶集时，除了在胳膊上挎一个竹篮，还要随身带一个竹扒子。每次赶集回来，篮子里必有一些瓜果梨枣，用来打发我这个重孙子，背上也必背回一捆干柴禾。

我妈妈对我的曾祖母颇有微词。妈妈嫁过来的时候，曾祖母的地位自然又高了一个级别，顺理成章地荣升为祖婆婆。妈妈是孙媳妇，在祖婆婆面前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那些年每当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妈妈都会向我发牢骚：“你爸的那个臭脾气，都是你老奶奶惯出来的！十几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到处赶场，吃饭喝酒！”

这个我倒没法反驳，奶奶疼孙子是天伦之乐。我父亲也确实性格豪爽，好朋好友，好客好施，好聚好酒，以至原本就不景气的家境更加捉襟见肘。

在我童年的时候，曾祖母充当着我最大的保护伞。

祖父和父亲，都是那种乡里人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做为教师的父亲，对我的管教近乎残酷的严厉。每每有了错处，比如在外面惹了麻烦，或功课懈怠，或偷懒于家务活，总会遭到责罚。

父亲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方式，就是让我在院子里“罚跪”。这种时候，母亲自然不敢干涉；而祖母呵止她儿子的声音，还没有她咳喘的声音大。

如果“罚跪”超过五分钟还没得到父亲的赦免，母亲带着哭腔的叫喊声就会传到西边的院子。她是通过这种方式向那边发出“救人”的信号。

这个时候，祖父就要出面干涉了，但他并不是径直拉我起来。祖父也知道，没有父亲的发话，我是不敢起来的。祖父瞪着眼睛指着他的儿子，疾言厉色地说：“你个混账的东西，你折腾孩子干啥呀！”

对我实施这样的惩罚，往往都是父亲和朋友聚会后，微醺着回到家的时候。每每遇到祖父这样的指责，父亲的胆子也就大一点，回敬祖父“我管我的儿子，用不着你问！”。

就这一句话，足以让祖父动手管他自己的儿子了。父亲的这句话有弦外之音，也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即揭了祖父的短处，又戳了祖父的痛处。

在我的父亲十五岁刚上初中那年，只上过几天私塾的祖父，由于和当时的大队书记有莫逆之交，借机给我父亲寻了一个大队会计的差使。

父亲天资聪颖，酷爱读书。但父命不可违，只好中途辍学。据他后来说，刚刚下学的时候，做梦都在读书。这是他一生放不下、绕不开的痛。

大队会计干了两年多，羡慕嫉妒恨者诬陷他贪污公款。于是，在弄清了所有账目后，父亲辞去会计职务，到村里的小学做了乡村教师，这成了他终生厮守和挚爱的职业。

听了父亲这句明顶暗呛的话，祖父气急败坏地搓着两手，低着头仓促地左右搜寻。院子里，粗细合手的棍棒总是不难找到的。

在祖父怒不可遏地举起棍棒时，父亲如果当着我的面狼狈而逃，以后还有什么威风管教他的儿子？但是和祖父动手？那是再借给他一个胆子，或者再喝下去两口烧酒也不敢的。

我的父亲自有他的招数。在祖父的棍棒举起的一刹那，说时迟那时快，父亲“扑通”一声，树桩子一般直挺挺地和我并排跪着，耿着脖子向我的祖父说“打！尽管打！”

这一招，使祖父扬起的棍棒立马僵在了半空。这样的僵局，非我的曾祖母，家庭顶级的人物出面，不能化解。

她总会不知从什么地方，以她那个年龄少有的迅捷和愤怒，冲到祖父面前。颤巍巍的姿态不见了，母鸡护仔般“咯咯”着向我祖父示威：“打！打！我的老命也不要了！”

祖父无可奈何地扔了棍棒，蓦地蹲在地上，直着眼睛猛抽他的旱烟管。

我的曾祖母，一边瞪着她的儿子，一边扶起她的大孙子，这边又搀着她的大曾孙子，恢复了颤颤巍巍的姿态，咕咕哝哝，理直气壮地走了。

③

我们乡下的习俗，男人娶了媳妇就要另立门户，我家乡的老话叫“分家”。

分家的时候，好像是在我五岁那年。在紧邻祖屋的东面，祖父为我们搭了三间土砖草三结合的房屋。都是简陋的家什，一大早，三下五除二就搬过去了。

最主要的就是分口粮了。这仪式，当然由我的曾祖母亲自主持。

我们小孩漫不经心地在院子里玩耍。大人们在厅堂里，边称粮食边慢声细语地说话。此时此刻，对我这个顽童来说，却嗅到院子里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氛围。

突然地，我冲进屋里，扑倒在曾祖母的脚下，抱着她的腿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我不要分家！我不要分家！”

老太太猛地丢了手里的杆秤，一把搂过我“心肝宝贝”地哭了起来。于是全家人都丢了手里的口袋瓢盆瓦罐，跟着呜呜地哭。第一次分家，就这么被我给搅黄了。

曾祖母在六十五岁上时就一天到晚吵嚷着，要我的祖父给她“扶一口活” 。“扶活”也是我家乡的土话，就是要给她打一副棺材。我们老家管棺材叫“活”。

我的祖父拗不过她只好遵命，请本村木匠打了一口棺材，放在她的床边。我在幼年和她同睡的时候，每每半夜醒来，看到那副被漆成大红色的棺材，还有棺材头部那个圆形黑色的篆体“寿”字，心头总会涌出一股莫名的、恐惧与好奇混合的感觉。

身体不好的祖母常常对曾祖母说：“俺娘，恐怕你的那副活，我要先借用了。” 然而，我的祖母到底没有先享用。曾祖母陪着她的那口“活”睡了二十年。终于有一天，她睡在了里面。

④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父亲带着母亲到城里来看我。我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居所，等同事们都下班回家后，我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吃晚饭的时候，从单位边上的小餐馆炒了几个菜，还有一瓶酒。

自从我走向工作岗位后，父亲也就默许了我和他相对抽烟喝酒的权利，尽管每次父亲总是说“烟酒少沾点，不要像我一样。”

喝到第二杯的时候，父亲突然很严肃地喊了一声我的乳名，就顿住了。我知道这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一种不详的预感立马涌了上来。我停住了端起的酒杯，迷茫而不安地望向父亲的脸。

“给你说个事，……，你老奶奶走了，一个月前入土的。当时怕耽误你的工作，没告诉你。”

我垂下眼睑，低着头左顾右视，目光想抓住什么东西，但脑子里一片茫然；想张口说点什么，但嘴里有一口菜。想咀嚼两下把那口菜囫囵吞咽下去，但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不听使唤。

终于，我感到有两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鼻沟向下蠕动。于是，索性扔了筷子，趴在桌上，埋头放起了悲声。

母亲在旁一边陪我流泪，一边埋怨父亲：“你看你这个人！什么时候不能说，非要在吃饭的时候给孩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