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一次偶然，我看到母亲长达几页的自述履历。字写得不漂亮，却工工整整，是用心写的。自述中说，由于文化低，对政策的理解不够，工作中走了不少弯路。

母亲还说，现在的工作性质不同，对于信任与重托诚惶诚恐，只能硬着头皮，拼命地工作、学习。晚上别人睡觉了，她要熬灯学到深夜。每一次面对新的工作，母亲要比旁人付出几倍的艰辛。虽然她不怕吃苦，身体的累对她不算什么，使她心里忐忑与不安的是，的确感到工作上的压力与力不从心。后来到了四清时，这种感受尤甚。

每天没完没了的开会，晚上熬灯读文件、写汇报。白天和农民一块下地干活，在冰凉的稻田里插秧。除了完成工作，母亲和房东的儿媳妇处成姐妹，培养她成为泼辣能干的妇女主任。

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也是聪明的女人，四十多岁戴起了近视镜。晚年时母亲读了许多书，叫得上书名的古典名著都读过，就是不喜欢《三国》。记忆中，母亲更喜欢读古本通俗小说，书桌，床头，新书常更，《老残游记》《三刻拍案惊奇》《官场现形记》《醒世恒言》等等。直到离休后，母亲仍保持阅读的习惯。

那天，翻阅母亲留下来的资料，泪水涟涟。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用朴素的文字，把成长的艰辛和苦难，表述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看到的是心里苦楚的流露，是艰难步履中的恐慌与无助。让我看得更加心痛，竟一时无法用语言形容。

女儿竟不知道母亲有那么多的难与痛，不明白您是那么艰难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年轻时的我，时常要求母亲要对每个孩子公平，也常埋怨您不懂女儿的心，有时也会无缘无故对您发脾气。

时光如果能够倒转，我愿为母亲承担所有的艰辛苦难，甚至用生命换取您一时一刻的幸福。如若不行，那我也要学会做个彻头彻尾的乖乖女，不要再让您过多地为我操心。

到了文革，母亲的工作更加紧张，不仅是身体的，还有精神上的。过度的担忧劳累，使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竟倒在工作岗位上。因为失血过多，才回家调养。回到家，就起不了床了。

二姨对母亲说，让孩子们叫她爸吧。

母亲说，这个时候他也难，告诉他，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时，红色风暴，如火如荼，斗争残酷复杂，父亲作为一名待审查的“走资派”，常常不能自己。

我清楚记得，那天邻居的两个阿姨，芝英阿姨和秀堂阿姨，吃过午饭来到我家，围在母亲床前，劝说母亲要去看病。可母亲总说，没啥，就是太累，休息几天会好的。这样的话她每天说，可病情却一天比一天重。

眼看母亲就要休克了，两个阿姨左劝右劝，二姨也在床前祷告母亲，妹子，我实在看不下去，你就听她们的劝哇。赶快告诉孩子地址，叫她爸回来。

我当时在床边，就靠拢过去，母亲交代我，出门后怎么走，去什么部门，找什么人，说的上气不接下气，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身体里只剩下五克血色素。我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只看到母亲脸色惨白，躺在床上十天了，起不了身，喝口水，吃点粥都得二姨搀扶起来，就感到害怕。

那是个隆冬，北风呼啸，我流着泪，骑车来到省委大院，当兵的不让进，我说，我妈不行了，要找我爸！当兵的不是故意的，是我声音太低，他又问，你要干啥？我终于忍不住，哭着大声说，我妈不行了，要找我爸！

在大院里，我跑来跑去，没找到，又哭。害怕中，早已忘了母亲交代的一切，顾不得脸上的泪，已冻得生疼，碰到人就问，最后是在一个三层楼的房间里，找到管事的人。他答应马上打电话告诉我的父亲。

我没有见到父亲，管事的把电话打到哪儿，父亲在哪儿，干什么，我至今都不知道。多年后，再大些，竟然忘了问问父亲当时的情况。人是容易忘却的，容易在安逸舒适中忘记过去。于是，这也成了几十年来，我们姐妹们心里的谜！

父亲是晚上回来的。二姨在前一天，也让在学校参加运动的姐姐发电报，把表哥从乡下叫来。（那时，大哥也在运动中，没有自由。）父亲和表哥连夜用担架抬着母亲上了医院，直接就进手术室。医生说再晚来一天，就没命了。人的血色素降到五克以下，随时会休克，若得不到抢救，心脏就停止跳动。

每次想起这些，我都会顿足，母亲你真得是太傻了！傻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如果那时你就去了，让你的女儿们可怎么活？

所幸的是，手术做得很成功。父亲在医院里陪了母亲三四天，没等拆线就走了，过后，偶尔晚上来看一下，匆匆离去。父亲走后，给母亲往医院送饭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和姐姐。

通常我在院里和小伙伴玩得正在兴头，二姨从家里后屋的大窗户招招手，我就知道该给母亲送饭了，大步跑回家。守在锅灶前，看二姨做最后一道工序：铁锅里倒入菜籽油，用葱蒜末往花椒油里一炝，倒进做好的汤面锅里，只听“刺啦啦”响，钢精锅里的汤面，立刻飘起层层晶亮的油花，馋的人直流口水。

再往后，母亲刀口拆了线，胃口恢复了，二姨就做羊汤面。而羊肉是舅舅们从乡下送来的，是他们亲自喂养的绵羊肉。

二姨做的汤面很精细，把胡萝卜白菜叶切得细细的，山药蛋切成拇指盖大小的块，再打几块雪白的南豆腐，面是溜尖，和成稀软的面，放在盘子里，盘子一边转，铁筷子一边往下溜面，溜的好，能像拉面一样的细长、均匀。二姨说母亲刚手术完，胃口不好，吃这个好消化。

我的馋劲儿还没过，二姨已经将汤面倒入饭桶里。但我知道，每次不管我们谁去送饭，二姨都是要多带点的，为的是让我们在病房能陪母亲一起吃。

冬天的病房，晒得暖洋洋，母亲的身体在恢复，吃得香，我也嗤嗤溜溜喝完汤面，不等抹嘴，母亲就把荷包蛋给我，让我替她吃掉，说每天吃就觉得恶心，我很是欢喜。少不更事的我，一次次相信了母亲的话。

看着母亲日渐红润的脸色，听着病房阿姨们对我的赞许，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母亲在市妇联农工部工作了十几年，以后就在基层，在区里做了十几年的劳动局长，民政局长。管着招工招兵和退伍军人的分配。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中午下学回到家，突然看到走廊放着一捆挂面，整整十把，十斤啊，还是精粉挂面。当时去粮店买挂面，要用到每月白面里的定量，35%的白面，一般人家舍不得换挂面，因为白面能与杂粮合起来，做许多面食：与红面合起来做包皮面，剔尖，与玉茭面合在一起做擦圪斗，蒸发糕，等等，每个月我家里也就调剂的买一两把，给我们解馋。

我兴奋地说，妈，我们可以好好喝挂面汤了，还可以烹上葱醋调和拌面吃，饱饱地吃，我做出陶醉的样子，母亲却像没听到，不搭理我，午饭该吃啥吃啥，挂面动都没动。

下午我放学回家，那捆挂面不见了，问母亲，她说退回去了。母亲给这个退伍兵安排了工作，工作单位很好。母亲说，那是他有福，正好碰上这些单位招人，按照规定手续办事。他很感激，不知从什么渠道买到十斤挂面，作为回报。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理解，好吃的挂面这样从嘴边溜走了。

多年后，我才真正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也了解了妈妈的另一个侧面。许多事情也许当时转不过弯，但正是这些点滴小事，一生都在有意无意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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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九月：五零后，汾河边长大，中学退休教师。六十岁学习绘画写作，爱好游泳唱歌。一枚园地耕耘者。

（编辑：安然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