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134）曾维群：沉陷在幽深岁月的读书故事
曾维群｜文
呼斯楞豫锟｜编
①鸟叫声里的普希金诗韵
一九七0年冬，经历了停课复课，复课停课，高中毕业时，我十八岁了，正处于青春苦闷期。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生活气氛，更感到压抑。
由于父亲曾经是错划右派，虽已甄别平反，但我已被划归“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前途渺茫。除了下乡插队等待分配，没有更好的出路。
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那个时代在甘南临潭这个小县城里简直是凤毛麟角。在别人眼里，我是非常幸运的。可是我还是充满压力、满腹忧伤，一心想离开，越远越好，向往着自我放逐浪迹江湖。
次年五月，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我来到了离家几百公里外原始森林密布的迭部县林业局益哇林场。在当地县政府“知青办”联系插队未果，经同学亲戚介绍，作为权宜之计，我参加了一支长年在林区干活的副业队。
当时尚未出现“打工”这个词，拿生产队介绍信出门务工，返回后给生产队交钱记工分，一律称为搞副业。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普遍观念：只有在工厂做工、在生产队务农，才算主业、正业。个体打工经商等活动，一律被称为搞副业或“投机倒把”。
我刚去时，林场正在“清林”砍伐杂木杆。即用斧头把森林中除了松木以外，主干直径在10至20厘米粗细的白杨树、桦树、青杠树等杂木伐倒，斫去枝叶，留下约4米长的主干，然后集中起来，十几根一起，用粗麻绳捆好，再从溜道里拖下山去，纵横各一层，重重叠叠，码成整整齐齐的垛堆，便于计数结算工钱，以及装车发货时清点交结。
“清林”的目的，就是伐去杂木，为松树留下充足的生长空间。由于计件制，每个人单独在划片区域内干活，时间自行安排。
我每天早晨七点上山，黄色军用挎包里装好午饭吃的干粮，一般是三个大馒头。一个上午大约能砍二十多根杂木杆，不到中午已经又累又饿。
等捆好它们（每十余根一捆，共两捆），我就坐下来吃干粮，就着森林里到处汩汩流淌的山泉水，吃得又快又香。体力尚未恢复时，我就躺在大松树下松松软软堆积得很厚的针叶堆里，从挎包里抽出一本书，随心随意地翻阅起来。
由于年龄和心情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当时对普希金情有独钟。挎包里经常背着的，除了干粮，就是一本《普希金诗选》，一本《普希金传》。当时书籍奇缺，这还是一位同学怕抄家搜走送给我的。
工余休息时，我会抽出其中一本，一边吃干粮喝泉水，一边盯着书本。其实很多诗我当时都能背诵下来，但还是喜欢一遍遍地读。140多年前的俄罗斯天才诗人及其作品，成了我此刻的精神寄托。
有一天上山伐木时，我把黄挎包挂在树枝上，这是进林区的一个首要常识。因为森林里鸟类繁多，成群结队。如果把干粮袋放在地上，人一旦离开，它们顷刻间就会群起而攻之，用尖利的鸟喙啄开袋口或啄破书包，将干粮一扫而空。但如果将袋口扎紧，挂于树枝上，它们下嘴时，挎包荡来荡去，它们就找不到着力点，无能为力。
也许这天我疏忽大意了，没有将挎包带子在树枝上缠紧，鸟群攻击时荡来荡去，挎包从树枝上掉到了林间空地，这下可惨了。等我伐木告一段落打算午休，回到挂干粮的树下时，只见黄挎包软塌塌地躺在地上，袋口大开，三个大馒头连蚂蚁大的颗粒都没剩一粒。那两本书也被啄得千疮百孔。
又累又饿又困又乏的我一时傻了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望着犹在林间盘旋的鸟雀一筹莫展。到这时，才深深体会到“人是铁，饭是钢”的绝对真理。口渴难耐，就猛喝了一肚子泉水。
紧接着腹鸣如鼓，我只好就近找寻自己认识的野菜。野蘑菇生吃怕中毒，不敢下口。野木耳很少，不解决问题。找来找去，找着了一丛密集生长的蕨菜。我如获至宝，用手掐下一根根长茎，就直接塞进了口中。
我像饿狼一样左奔右突，把附近鲜嫩的蕨菜和木耳捡吃了个尽光，肚子才不再空了，但却很难受，浑身已没有一丁点力气。
我勉强把十多根杂木杆捆在一起，带上斧头和挎包，准备下山。等我把杂木捆拖到溜道，已出了一身虚汗。望着雨洗水浸、又湿又滑又陡又直的溜道，双腿直发软。
平时只要把木捆推进溜道，稍稍用力，借助惯性，人在前边跑，木捆就在身后紧随，呼啸而下。但我今天不敢跑在前头，万一跑不动了被紧随其后的木捆戳下来，那就非伤即残了。
我跟在木捆后面用双手推动，奇怪，平时人在前面，用一根长绳牵着，它滑溜得轻松顺利。可今天从后面推时，它就像冻水磨一般，一推一动，不推不动，还不时被树枝或石块卡住。事后回想，这主要是着力点不同的缘故。人在前面牵动时，是人掌握着木捆的方向，人在后面推时，木捆的方向就有点盲目。
就这样慢慢把木捆推下了山。要在平时，我还要上一趟山，把另一捆杂木杆拖下山来，然而今天我再也上不了山，明天再说吧。那怕让别人拣去我也是无能为力了。
好几天来，我砍伐的那一堆杂木垛已经堆起来很高了。我把刚刚拖下山的这十几根杂木杆纵横交替平铺在顶层，然后爬上去，面向白云青天，躺了下来。沮丧的心情逐渐消失。
身体平躺在这屹屹塄塄的杂木垛上，浑身筋骨的酸痛得到了挤压和刺激，竟是万分地舒服和说不出的通畅。我闭上眼睛，醉心地享受着。
两本书的核心部分已进入群鸟的口腹。我抬起手来，把书的残骸远远地扔进淙淙流淌的小河。顷刻，翻腾的浪花就吞没了它们。
普希金，少年读书时就接近激进的十二月党人。而俄国十二月党人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反抗是英勇而决绝的。在1825年12月（俄历）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几位首领被处死，骨干一百多人流放寒冷的西伯利亚，从事苦役。其中有很多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
引起世人敬仰的，还有许多流放者的妻子。她们放弃了尊贵的地位和优越的生活，追随和陪同丈夫前往西伯利亚。这是俄罗斯民族先驱者民主精神耀人的光华。普希金虽然没有参加起义，没有遭到流放，但他和其中很多十二月党人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俄国和中国，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文学潮流中，无论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始终存在着创新与复古这两个文学流派的论争。而普希金、菇科夫斯基和许多十二月党人中的诗人作家们，都是站在创新的前沿。
我当时十分羡慕普希金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既便是在流放中也能发表和出版作品。古往今来，这在中国的“罪人”中，简直是异想天开。
而由于封闭和禁锢，自我放逐于深山老林中的我还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已有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很多英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向当时极左、专制、非人的时局作了反抗，作了牺牲。而我和相当多的不愿违心的人们，仅仅是在苦闷中作着消极的怀疑与逃避。
阅读普希金的抒情诗，让我深深爱上了他勇敢和豪放的性格，饱满而充沛的自由精神，以及对青春和爱情的纵情放歌。爱他诗歌艺术中唯美的倾向，并且神往他与菇科夫斯基以及许多十二月党人保持一生的纯真友谊。
我躺在铺得平平的杂木垛顶端，支离突兀的木质硬硬地撑垫着我浑身的骨节和穴位，使各种困痛得到缓解，获得了异样的快感。
五月的阳光温暖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在回味和默诵中，我渐渐沉入了梦乡。我这一生再也没有体验过比那天的杂木垛更加舒适的眠床。
林中的群鸟已将普希金的诗集生吞活剥，此刻，嘀哩咕噜嘀哩咕噜叫个不停，有的鸟鸣还带着长长的尾韵。好像它们也体会到了诗意和灵感，正在群口朗诵着我所听不明白的俄语诗句。
“文革”前的中学都学俄语。俄语发音中舌尖颤音较多，女生们朗诵俄语时，真有珠落玉盘，轻脆婉转的感觉。此刻，在迷迷忽忽的梦境中，鸟儿们的鸣叫都仿佛携带着普希金的诗韵。
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
请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
你们的思想，崇高的意图
和痛苦的劳役不会消泯。
……
②益哇森林与格林童话
砍伐杂木杆的计件活儿干了一个多月，我们这支“副业队”转到了以搬运木头、装卸木料为主的计时性劳动。
每天早晨八点前赶到堆放松木原木的楞场，早有几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或大运力拖拉机等候在工地。我们则在“现场员”（国营林场的检尺员或监工）指挥下，六人一组，每组负责一辆车，把检尺过的、打上红色圆戳标记的松木装车外运。
楞场上的木头每根都有五六米长、50公分以上直径、五六百斤乃至上千斤重。这活儿带有一定危险性，还要有足够的体力和技巧。
一般情况下，由四个人首尾肩扛装上车去。特别粗重的木头，则需六个人齐心协力，每人手持一根短木杠，发挥杠杆作用，把圆木撬动、顺着木垛坡度横向平铺到车厢，移、滚、滑、推、扛至车厢里，然后码齐摞顺。
装满车后，用粗壮的麻绳或细钢丝固定捆好，车就开走了，我们接着装卸下一辆车。合力扛木头时，有一位年长的工友喊着号子，大家随声应和，同时发力，趁机换肩换杠。遇上特大特沉的圆木，这位年长的工友就喊：
“大家伙嘛，嗨哟，别惜力气，嗨哟，把吃奶的劲儿，嗨哟，使出来么，嗨哟，大木头么，嗨哟，还没动么，嗨哟，再使把劲儿么，嗨哟，就上了车么，嗨哟……”
其实，吃奶的劲是什么劲，我当时很不理解。只懂得使劲时需要憋气，松劲时再换气，可能暗含着气功原理。
几天下来，我的双手因使用撬杠，肩膀因扛木头都磨破了皮。有时因别人换肩膀引起圆木贴着皮肤滚移，粗砺的树皮就刮破脖子和脸颊。在楞场成山般的圆木堆里走动，腿脚也弄得伤痕累累。从小到大，哪吃过这种苦头。工余休息时，有的工友就说：
“小伙子，你父母都是干部，不缺吃，不缺穿，怎么跑出来受这个罪？我们是没吃没喝没办法。你到底为的啥，图个啥嘛！”
我无言以对。可就要执拗地跟他们在一起。尽管他们有时也很粗野，满口污言秽语。但我隐约感受到身体的困顿能给我带来心灵的放松。我能在每天的筋骨酸痛里，暂时忘却内心的彷徨和烦忧，暂时忘却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焦虑。
我坚持着，转眼到了七月。林场的学校放假了，现场员带来他五岁多的女儿。那时林场没有幼儿园，为了方便职工，便特许将略有自理能力的孩子，交给林场学校的“学前班”托管。
学校放假，学前班也就放假了。为安全起见，一到工地，现场员就将小女孩交到我这个唯一的高中生手里，让我看护她。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差事，毕竟管理一个小女孩比搬弄大木头要轻松多了。
不知是什么缘份，我一见到这个小女孩就感到特别地亲切。而她也特别缠人，紧紧拉住我的手，一口一个“大哥哥、大哥哥”香甜地叫着。
她长得特别可爱，圆润的小脸蛋像秋天的苹果，一双眼睛明明亮亮，闪动着林中泉水样的灵气，小嘴唇红扑扑的，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着她和小伙伴们之间发生的趣闻趣事。
这个小女孩和她那个当现场员的父亲，形成强烈的反差。现场员长得黝黑粗壮，虽不凶狠，但也非常严厉，不时有几句粗话脱口而出。派活时十分精细，不让任何人有偷懒耍猾的机会。
很快，小女孩便缠着我给她讲故事。我很犯难，童话故事在那个年代统统属于“四旧”，都是要批判、要抛弃、要禁忌的东西。小学生上课就只能认生字背语录以及《老三篇》（《毛选》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
况且，她的工人阶级现场员父亲能让我给孩子讲童话吗？会不会认为是灌输“封、资、修”毒素？红色的革命故事，诸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等等，我只要提起这些篇名，她就说：“不要，不要，老师已经讲过了。”
我搜索枯肠，无奈之际，试着讲了几个我小时候读过的童话故事或历史故事，聪明的乌鸦怎样喝到了瓶底的水、狡猾的狐狸怎样吃到了树上乌鸦太太嘴里的肉，司马光小时候怎样机智地砸缸救人、曹冲怎样称出大象的重量，三个和尚为什么没水吃等等。
谁知她听得津津有味，一对杏核眼睛盯着我，眼睫毛一丝不动。听完一个，又央求我再讲一个。到收工时，当她父亲要带她离开工地时，还向我招手：“大哥哥，明天我还来听你讲故事。”
起初几天，我还要在活忙时搭把手帮着装车扛木头。这时，她会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大声喊着：“大哥哥小心，大哥哥小心。”这样，既影响我干活，又存在安全隐患。后来，为了她的安全，只要她来到工地，现场员就不让我干活了，专门带她到离塄场远一点的地方玩。
接下来我就轻松多了。我牵着她的手离开工地，远远地坐在小河边的青草地上，或者森林里的桦树下，看她采野花，捡蘑菇，拾草莓，摘野果。有时我会把一朵小花插在她的小辫上，看着她跑来跑去开心的样子，我也开心了不少。
但更多时候，是她缠着我讲故事。
小姑娘很聪明，求知欲很强。当我把耳熟能详的几个童话故事讲过几遍，她就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这时，我内心确实犯嘀咕，但又抗拒不了她充满渴望的眼神。
思虑再三，就开始给她讲我所钟爱的格林童话。这还是我上小学时从家里一本《格林童话选》上读来的。那本书已被我的双手抚摩、翻动得伤痕累累，纸张发黄，封面残损。这些童话故事，曾经伴我成长。但在当时，这本书的内容纯属于禁区。什么国王、王子、王后，公主、这不都是剥削阶级吗？
我满腹踌躇，小心翼翼地起了头。凭借记忆，陆续给她讲了《青蛙王子》、《小红帽》、《森林里的三个小仙人》、《白雪公主》等。谁知她一听就入了迷。双眼中的那份专注，那份耐心，那份渴盼，使我不忍心将故事删繁就简，敷衍了事。
有一天，给她讲《灰姑娘》。当她听到美丽、善良的灰姑娘遭遇种种磨难时，一对杏核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后来竟至于咧着小嘴，小嘴角一抽一抽，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故事的最后，灰姑娘在大榛树、白鸽、斑鸠以及聪明的王子等许多好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困难和邪恶，出席宫廷舞会，并且和王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听到这里，她终于破涕为笑，两行喜悦的泪水顺着小脸蛋流下来。
我明白了，天才的童话是属于世界的，艺术是属于世界的。虽然格林兄弟在一百多年前搜集整理这些民间故事的目的，只是为了对日尔曼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整理归类，以便用于科学研究。
但是这些天才的童话故事，却带着格林兄弟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人种的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心里扎下了根。这是以任何借口、任何暴力都禁止不了的。因为它们属于童心、属于科学、属于艺术，属于一种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比强大的人性的力量。
在这浓荫密布的益哇森林里，重温格林童话，就像身处格林童话的现场。各种曼妙葱秀的树木，各种动听地唱歌鸣叫的小鸟，以及使树叶飒飒作响的清风，琴弦般奏响轻音乐的溪流，以及河边弹跳浮游的青蛙，水里自由自在的小鱼儿，都像在附和着童话的意境，都像在扮演着童话中的角色。
当《小红帽》中讲到小女孩一边采花，一边走在林中的小路上，这时伸着长嘴的狼外婆出现在身边时，小姑娘吓得全身往我身上贴紧；当讲到猎人帮助小女孩和她的外婆战胜了狼外婆时，小姑娘情不自禁地在林中空地上欢呼雀跃。
在这里讲述和谛听童话故事，比在教室里或者家庭的客厅里，形象和感受是别样的新鲜生动。我讲着讲着，不禁全身心地投入。小姑娘更是沉醉其中。
有时侯，我和她分别扮演公主和王子，进行情景模拟。有时候，我还扮演老国王，大灰狼，老巫婆等，她假装吓得捂脸尖叫。
恍惚中，我忘记了身外的世界，忘记了个人的困境。仿佛眼前这善良可爱的小姑娘就是真正的小公主，那些童话故事就发生在这片森林里。这里的各种小动物、小飞禽都有了神性和诗性，法力无限的小仙人就在我们身边。我和所有这些朋友们在一起，互相帮助，正在战胜眼前的困难和邪恶势力。
小姑娘对我的依恋越来越深。据现场员讲，她每天很早就起床，梳洗完毕，来不及吃完早点，就催着爸爸出门上工地。星期天，在苗圃上班的妈妈在家休息让她不要出去了，她发急地喊着：“不嘛，不嘛，我要去听大哥哥讲故事。”
每天上工前，我就在脑子里思考着今天该给她讲哪些故事。在那兽性泛滥、人性泯灭的时代，我的心犹如浸在冰窟。在林场工地，每天都处在工友们彼此间粗野的吆喝和繁重的劳作中。
可是，在和小姑娘亲切而充满童心的接触中，我不但暂时脱离了苦工，还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恢复了自信和尊严。这对当时处境卑微的我是多么稀缺的心灵慰藉啊。
到后来，好多故事她都听熟了，复述得一字不差。可她还是要我给她讲。如果我故意讲得和以前不一样时，她就马上指出来说，“不对，不对，这里应该是这样的……”。
接着她就会把后面的情节讲下去。讲完后，像教官似的，又提出一个故事题目，看我讲得和以前一样不一样。
这段时间里，我动用了所有脑细胞，把记忆中熟知或半生不熟的童话故事都讲给她听。当然不限于格林童话，还有丹麦的安徒生童话，以及《西游记》里《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打白骨精》等等神话故事。
由于手头没有书本，有时候，一些细节还需要我自己想象和补充。我明白，并不是我个人有多么大的魅力吸引着她，而是童话的魅力，艺术的魅力吸引着她。
下午，小姑娘玩累了，就把小小的身体靠着我的肩膀，或双手抱着脑袋趴在我的腿上，安稳地睡了。我也背靠大树端坐，借机梳理一下思路，同样静静地闭上眼睛，享受森林中童话意境般的安静和温馨。
这份快乐的时光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暑假结束，小姑娘要开学时，她噙着眼泪和我告别。我也有点怅然，有点恋恋不舍。当她说到下学期放假后还要来听我讲故事时，我更加心酸，但又不忍说破。
随后不久，我就离开了那个工地，到另一个遥远的藏族村寨插队劳动。但小姑娘活泼可爱的影子却难以忘记。
一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我的心弦就会情不自禁地轻轻颤动。几十年来，在她人生不同的年龄段，我都会惦念：她现在过得还好吗？因为我知道，童话毕竟只是童话，它能给一个孩子带来童年的启蒙和快乐，却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不能改变成年人的世界。
我不用说出她的姓名。那个年代，女孩们的名字都缺少了芬芳的气息，只是一味地借用红色包装，制造出千人一面单调乏味的色彩，同名同姓的人太多。我仅仅珍藏着当年小女孩善良童真的形象，还有我心底对她永久的祝福。
【作者简介】曾维群，网名东湖逸翁。从事过国营商业、公安干警、刊物编辑、政务文秘等工作。年届古稀。祖籍甘肃，退休后定居天津。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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