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们夫妇曾飞抵乌鲁木齐，踏上神往已久的新疆大地。由朋友驾车，在北疆游了一周。五月初，喀纳斯湖没有完全开冻，虽已四处翠绿，难以想象，湖水中会跃出传说中的“水怪”。同事七月左右来到此地，真的见到了那个硕大无比的“水怪”，录像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伊犁那拉提草原，白云、雪山、松林、草地，在起伏的天地中各有自己的位置，神话般景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这里，听当地朋友说，那首优美深情的歌曲《草原之夜》就诞生于天山北麓、伊犁河谷。我很意外，许久以来，一提到草原，总是和内蒙古联系在一起。传说哈萨克族的一支，东归时，在这里看到了一片绿色原野，留了下来。“可克”是哈萨克语“绿色”，“达拉”是蒙古语“原野”。以后，可克达拉，演义为地名，就是指这里。《草原之夜》是50年代为一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录片写的歌曲。我们来时，高速公路主干道还没有开通，一路很颠簸。交河古城，第一次看到环绕、交叉的木质栈道。听说这是外资赞助修建的。当时我们保护古代文明的意识还很不够。坎儿井的渊源，吐鲁番葡萄干的晒制，只有亲眼所见，感受才格外鲜明。疆游后，一直惦记再走一次南疆，工作与人生的蹉跎，直到前几年提到日程。可惜，疫情又延宕了三年。2023年8月底，酝酿已久的南彊之行，终于启程。我们六位旅友飞到喀什，在机场自取租好的车，开始自驾行。攻略由朋友做，驾驶也由比我们年轻的朋友们上手。喀什老街来过喀什的朋友说，只有到了喀什老街，才能体味异域情调。游客太拥挤了，匆匆走过。正街主要是卖服饰的，同类东西多，专卖、独特的店铺少。民居为中亚风格。过于喧闹。我更喜欢小巷小门，但已经过刻意打造，还起了一些形形色色的打卡名称。我们专门买票参观了一处买买提的老房子，300多年历史，俗称巴依老爷家。其内，地下有一层，地上有两层，各种功能的房间齐全。主要还是想了解比较完整的维族民居的格局。到喀什，自然要去香妃墓。香妃墓与其名称不太相称，这里其实是伊斯兰风格的家族墓园，有点泰姬陵的味道。当然，精致与规模不能比。建于1640年，从墓群看，香妃家先人是当地旺族。香妃本人的尸骨没有埋在这里，墓群中仅有她的小小衣冠冢。这座墓宫建筑很有特色，完全用砖，以拱形砌成，高26米，宽29米，长31米，中空无柱，在中国是难得的历史建筑。1988年列入国务院重点保护文物。午休至4点左右，日照依然强烈。参观喀什博物馆。它被定为三级博物馆，文物并不太多。有一个当地出土的汉代陶罐，浮雕上细节较多，留下中西交流的印迹。便知，这里曾是祆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宗教交汇之地。又去找已弃用的高台民居。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色调，原始朴拙，高低错落。在其街巷中走走，很喜欢。我在宾馆的墙上看到一幅取自高台的油画，视觉感受很强烈。听说又在招商，要重新打造。但愿还是真正的民居本色，修旧如旧。阿图什天门阿图什天门，距喀什几十公里。在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进入景区，步行全是石滩路。有两处人工铁梯，越往高处，石头越巨大，我的膝盖不好，放弃了最后的攀登。先生丁东拍回照片，一座门洞高耸，看去，离天很近。旅友说，比张家界的天门规模大。

近日，老同学曹培赠我们自印本著作《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读后颇有感慨。她还曾撰文记述陈司寇老师的“最后一课”，影响很大。现将她讲述和采访陈老师的相关内容展示如下：陈司寇老师往事曹培2014年，我和一零一中学的一些老同学开始编写纪念文集《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采访了当时93岁的陈司寇老师。

本公号前天发表了何蜀先生的大作《“双枪老太婆”的命运》，受到读者欢迎。何蜀先生是当代史家，资深编辑，现居重庆，著作颇丰。他完成了一部研究小说《红岩》及相关作者史实的力作，让我先睹为快。蒙他同意，我选择其中的片段，以飨读者。《“双枪老太婆”的命运》是其中之一，现再展示一段：“集中营”有了新名称何蜀1950年12月5日至16日，重庆《国民公报》副刊连载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作者署名杨祖之。这篇文章写道：“这里就是戴笠亲自主持与美国合作的‘中美合作所’，抗日时期政治犯集中得最多时，曾达二万人以上；政协释放政治犯令下后，据说此地曾解决了一批政治犯。”虽然当时有关渣滓洞、白公馆狱中生活的回忆，还有任可风发表于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的《血底实录——记一一·二七磁器口大屠杀》，钟林连载于1949年12月29、30日和1950年1月1日《国民公报》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但杨祖之这篇却有特别意义，因这是第一次把国民党当局设立的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同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大反法西斯盟国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已于抗战胜利后撤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混为一谈，无中生有地说“抗日时期政治犯集中得最多时，曾达二万人以上”。这篇文章为以后长时期的政治宣传定下了一个基调：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说成了“法西斯集中营”，把1949年国民党当局屠杀政治犯的罪行，说成了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的罪行。历史的真相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在《中美合作所志》中则具体列举了中美所开展的训练项目：训练气象人员，建立气象站；训练情报人员，布置情报网；训练侦译人员，建立侦译单位；训练装备游击部队；训练秘密行动工作人员，设立行动区；训练电讯人员，建立通信网；心战工作的部署；研究分析工作的部署；建立运输系统，训练保管人员；训练医务人员，成立野战医院；训练外语人员，加强工作联系；训练特警人员。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日本海军的行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美合作所还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和气象情报训练班，在湖南东安开办了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浙江淳安港口开办了爆破训练班……此外，为在短期内给中国训练一支5至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主要从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等单位分批调训。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在瓦解日伪军士气、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的宣传战中，著名画家叶浅予、丁聪等人都参加了工作，绘制了大量的漫画。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鲜为人知。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7、8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那么，后来被笼统称之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又是怎么回事呢？1938年冬，因抗日战争局势的恶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随大批军政首脑机关从武汉撤到重庆。次年5月3日和4日，重庆城内连续遭到日本飞机大轰炸，许多街道成为瓦砾、废墟。驻城内的各机关纷纷迁往郊外乡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迁到了当时尚属郊外的化龙桥红岩嘴。军统局迁到了郊外磁器口歌乐山下的缫丝厂地区。此地原有一所民间用作缫丝厂的厂房，因此这一带被老百姓叫做缫丝厂，军统局迁到这里后也叫缫丝厂办事处或乡下办事处。缫丝厂这个地名，被改称“造时场”，以示“英雄造时势”之意，激励人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年11月，在离缫丝厂办事处西南方二三华里处的一幢被称作白公馆的楼房院落，原是四川军阀杨森部下一个师长白驹的乡下避暑别墅，也被租用过来，作了看守所。次年春，军统局又在距缫丝厂西北方四五华里处名叫渣滓洞的地方找到一片破烂平房——原是当地小煤窑工人的住处，也半租半占地接收过来，作为白公馆看守所的分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了，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因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撤销，军统局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因此白公馆亦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及一些保密局的违纪犯。渣滓洞看守所在1946年底将在押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因内战形势致使政治犯骤增，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文化、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农民武装暴动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从事反蒋军事活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其大办公室和梅乐斯住所梅园、美方人员宿舍等，都位于白公馆和渣滓洞之间。以后，这一地区逐渐扩大，称为特别区。但是在这一地区的住宅和房屋，多半属军统局直辖机关占用，中美合作所在这里除所本部外，只有一个特警训练班。在这一地区内还有美军陈纳德航空队的气象台等几个单位，还有四一医院、四一图书馆、立人小学等。作为看守所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作所不是一回事，也没有从属关系。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看守所及周边地区含混地称之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是违背历史真相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的作者杨祖之，是杨益言的化名。杨益言是四川武胜县人，抗日战争后期在内迁四川的同济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学校复员上海后，因参与学潮而被开除。1948年经朋友介绍，到重庆菜园坝中国铅笔厂工人夜校任教，于8月4日被捕。不过，他当时并非中共地下党员，也不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只因他寄发同学通信录，引起了特务在邮检时的注意，被作为嫌疑犯逮捕，关进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月，国、共在北平进行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推动和谈，缓和政治局势，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其中，许多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由中国民主同盟出面，以民盟盟员名义保释出狱的。杨益言的家人也趁此机会，变卖了老家的部分田产，通过杨益言在国民党警察局当局员的一位亲戚，以金条疏通关系，将无辜当了几个月政治犯的杨益言于1949年4月7日保释出来。帮助杨益言修改、发表《我从集中营出来》的，是他的哥哥杨本泉，时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杨本泉在抗战时期是重庆民间文学社团“突兀文艺社”的社长，这个文艺社是由刘德彬等兼善中学学生发起的，以后随着一些学生考进战时内迁到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而影响扩大，发展到社会上，还得到当时在重庆的作家茅盾的指导。杨本泉是文艺社中的骨干成员，不仅在诗歌、杂文的写作上有相当水平，思想也比杨益言更敏锐。杨益言发表那篇文章时的大背景是，毛泽东已经定下了向苏联“一边倒”，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大政方针，中共在全国已经展开了大张旗鼓清除美国影响，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宣传。1950年1月16日，重庆市召开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罗广斌与刘德彬在西南军区和《人民战士报》的干部领导下，把有关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在《国民公报》印刷厂印刷，最终将特刊定名为紧扣当时反美宣传需要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书名中的“蒋美特务”，说明当时还把执行大屠杀任务的特务认定主要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务，但后来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反美宣传的声浪不断高涨，这个提法就变成了“美蒋特务”，一直影响到了歌乐山烈士展览馆的名称，一度被定为“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这本特刊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罗、刘二人还与钟林、傅伯雍等分头撰写了《被难烈士事略》即烈士小传。排印特刊期间的1950年2月，刘德彬在重庆街头偶遇杨益言，得知他打算回岳池老家谋职，刘德彬劝他先别回乡，现在排印大会特刊，正愁人手不够，希望他来参加校对工作。虽然都在渣滓洞看守所关过，但罗广斌以前同杨益言并不相识。而刘德彬则与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是兼善中学同学，同杨益言早就相识。经他介绍，罗广斌认识了杨益言这个后来的合作伙伴。于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从此开始了有关渣滓洞、白公馆及所谓“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合作宣传与写作。相关阅读：孙丹年：还原中美合作所真相

1959年3月5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召开《在烈火中永生》座谈会以后，编辑张羽去西南、西北地区组稿，到了重庆。他回忆说：我去重庆的目的，除了组织革命回忆录和传记稿以外，主要是向《在烈火中永生》的作者汇报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以及读者的要求，同作者进一步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同时，受二编室委托，顺便向他们了解一下关于小说《禁》（指罗广斌等三位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即《红岩》初稿）的写作进度。另外就是向陈联诗同志催要她的回忆录。我于1959年4月11日晚抵达重庆，住在重庆团市委。听说罗广斌、杨益言已从2月起，由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现在正在埋头创作。次日清晨，我到他们的住处去访问，看到罗、杨二人正关在楼房尽头的一间狭长房间里紧张地工作。他们把已写好的章节给我看。……下午，我到重庆文联访问了陈联诗同志。这位饱经风霜、面容憔悴的传奇人物在会客室里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她把她写的20万字的回忆录交给了我。晚上，我和罗广斌谈起陈联诗的回忆录，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他要我迟半天寄往北京，让他当晚先翻阅一下。罗广斌后来在信中告诉我，陈联诗就是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回想起来，这位面庞清癯，看上去质朴、文弱的老人，原来竟是当年华蓥山地区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中华英杰。张羽不知道，罗广斌此前已经认识陈联诗。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后到介中公寓登记时，陈联诗全家都在那里张罗着接待脱险同志。不过罗广斌当时未及与陈联诗深谈。1954年，刘德彬已经调到重庆市总工会的教育工会任副主席。一天，刘德彬去找住在青年路体育馆的罗广斌，约他一起去看望陈联诗，刘德彬兴致勃勃地对罗广斌讲，陈联诗会打双枪，十年内战时期当过华蓥山游击队的负责人。罗广斌听了很感兴趣，跟刘德彬去到附近的新民街3号西南文联机关。他们去时，陈联诗正在作画，满屋都挂着她画的工笔重彩中国画。罗广斌问起其中一幅《姜太公稳坐钓鱼台》的意思，陈联诗便给他们讲了当年在华蓥山游击队中的一些惊险经历。她讲的有些细节，有些语言，如“剩下孤儿寡母也要闹革命”，后来被用到了小说《红岩》中。当张羽见到陈联诗的时候，这位“面容憔悴”的老地下党员早已在1952年6月16日就被强迫“退党”了。陈联诗，四川岳池县人。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1935年，她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璧牺牲，她带着两个孩子闹革命，直至中共夺取政权。在参加中共领导下长期艰苦的暴力革命中，她的家族中出了八位中共地下党员，死了四个亲人，其中有两位革命烈士。中共执政后，陈联诗先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收容脱险人员，随后她将一些烈士家属组织起来，借了几台缝纫机，办了个缝纫社，让烈士家属们能够自食其力，生产自救，不给政府增加负担。以后，这个缝纫社逐渐扩大，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组织生产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成为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妇联以它为样板，在失业人口聚集的重庆城组织了好几万妇女，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陈联诗因此被任命为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然而，从解放区来的军队干部与原在国民党统治区苦斗的“地下党”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了。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杨世元在一篇回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文章里写道：1949年解放大军入川之后，各地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会师，即原在本地奋斗的地下党和解放大军（公开的共产党）会师。而尤为激动人心的，是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中，还有些长年在敌垒中战斗，时已须发斑白的老同志，如德高望重的李筱亭、张秀熟、刘孟伉、邓劼刚、李嘉仲等老人，以及陈联诗、雷晓晖等老大姐。当会师后的热浪涌过，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老同志，就使负责构建新政权的领导同志和组织部门的干部挠头了。首先，这些老同志的资历深，多数人在大革命时代就引领风云，是和刘伯承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等同辈并先后入党的老革命家，但他们长期没有条件过组织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是以社会活动方式影响群众，推进革命。虽然在解放后脱了长衫，穿上了新发的干部服，所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思想作派，仍然像社会上的名流贤达，与党政领导机关正在构建中的上下关系、请示报告等程式氛围，不免枘凿。因此在对他们的安排上，也就低不成，高也似乎不成。其次，他们都是因信念而矢志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人在前清时就是秀才，普遍受过儒学熏陶，讲求士气。辛亥革命中，信奉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运动中，无不是“德先生”、“赛先生”的信徒。在各种社会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向国门涌进之后，他们读华盛顿传，读克鲁泡特金的书，崇奉过欧美的民主共和制度，也信奉过安那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经过比较，经过实践，经过多次受挫后的总结、反思，最后才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当坚定了政治信念，他们就百折不挠，既是马列主义的播火者，也是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始终不变其节操的忠贞革命者。然而在进入新生革命政权之后，他们却显得有些思想芜杂，不仅缺乏那时革命队伍中所要求的政治词汇，还时不时地流露出自由民主观念和狷介气，这也不能不使强调组织纪律的首长暗皱眉头。再其次，他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有广泛的社会联系，门生故旧遍蜀中。这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特别是为统一战线工作，能得到顺利推演的基础，也是在形势逆转时，能得到成功隐蔽的必要条件。但在政权更迭之后，他们原有的那些社会关系，有不少就成了革命对象。特别是从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期间，各级部门都要向新参加革命的人打招呼，要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过好土地革命关。从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来说，那时更侧重于斗争一面。可这些老同志却转弯不快。他们像那些长期坚持“三勤”原则已成积习的地下党员一样，待人温厚，很重友谊。也就难免使得那时的政治部门、组织部门认为他们社会关系复杂，立场不鲜明，甚至是敌情观念薄弱……如此等等。于是一个带贬义的看法就出来了：“党内的高级民主人士”。再通俗化地翻译一下，就是“长衫子党员”。这可不是新参加革命者的幼稚之见，持这样看法的还有一辈子戎马倥偬、这时正总揽着新区军政要务的首长。军管期中，强调办事效率，令行禁止，这不无偏见的看法传下来，就成了不无偏向的政策性意见：对这些老同志作“高级民主人士”来安排。可他们并非民主人士而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下面贯彻的人自有“消化”之法：抹——抹短，抹淡，抹煞。抹短，就是党龄从有确证的时段作承认，而这些老同志在国统区的斗争是一二十年，随着形势起伏，组织破坏，联系中断的事也就多有，但要找不到文书档案和直接当事人，党内经历就要虚化，党籍也就得不到如实承认了。抹淡，则与抹短异曲而同工。这些老同志都有很深的学术修养，单从“不食周粟”——也就是在革命低潮期，他们不去国民党的机关任职，而是靠自己教书行医，卖画鬻字，自维生计。同时还帮助身旁难友，这已很是难得。如果历史地看，他们各个时段上都有立功、立德、立言的表现，他们杖及履及之处，都像围棋之局产生“气场”一样，会影响到一大批人。他们出生入死的特殊战斗，不仅经得住检验，甚至还称得起是地方党组织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但要一加淡化，他们的丹心就记载不入档册，他们的殊功也就难以得到相应评价，只能传奇故事般地在民间流传了。再至于抹煞，就是在作了荣誉性的挂靠性安排后，迳予“劝退”，让这些老同志“自动放弃”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党籍。于是，对陈联诗先是进行“批评帮助”，然后升级为“批判斗争”，由专案组给她炮制的材料，把“问题”说得越来越严重，甚至让人看了会以为她是个“反革命”。组织上动员安排了各色人等来向她做工作，要她“自愿”退党。陈联诗坚决不答应。最后，组织部门向她发出最后通牒：“这是组织决定，你同意也得退，不同意也得退。退党后以后还可以争取重新入党，否则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今后一切生活和工作党都不管。”亲戚朋友们得知后，都吓坏了，走马灯似地来劝说她：不妨先退一步，再图后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写道：陈联诗被停职反省，“组织上”动员她身边所有的人去做工作。陈联诗拒绝所有的“工作”，还对前来“说服”自己的儿女大为光火。可是最后，她不得不屈服在“党组织的决定”之下。在陈联诗遗存的那些底稿中，有一份三百来字的“退党申请书”。在这份底稿和以后写的许多“入党申请书”中，陈联诗很明确地表明她对于要自己退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她认为自己为了党，一生倾家荡产，出生入死，不但献出了亲人的生命，连亲戚朋友都受到牵连。现在革命胜利了，自己又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党却把我一脚踢开，对于那些不实之辞，不听我的任何辩解……她很明确地认为这是妇联主任和生产部长在有计划地“整人”。现在，只是因为上面派来的某某某和某某同志解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为了维持党的尊严和纯洁”，所以自己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陈联诗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含泪写了份不满两百字的“退党申请书”，说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只有服从组织决定。经办的干部看出了其中的情绪，瞒着她前后改了三次才算过关。这个所谓的“申请书”，1958年才被陈联诗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她立即又向上级写了说明，对于其中的说法坚决否认。当时认定陈联诗必须退党的重庆市委书记张霖之，后来却在煤炭工业部部长任上，被点名指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张霖之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毒打，含冤惨死。陈联诗几经辗转，病体缠身，因得到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的关照，才被调到西南文联美术家协会。这以后，她才得以静下心来，写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1960年，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了医院。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的一份“入党申请书”——第四十二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即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人世。1982年，中共重庆市委召开抗日战争时期党史座谈会，在许多原地下党老同志的要求和督促下，经过陈联诗女婿林向北申请，组织上正式做出结论：取消一切不实之词，恢复陈联诗的党籍，党龄从1928年算起。陈联诗有关当年从事武装斗争的回忆稿，给罗广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启发他在小说《红岩》中塑造了一个“双枪老太婆”，成为这部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亮点。文革结束之后，小说《红岩》再版，八十年代再度掀起宣传热潮，出现了将另外的女性烈士或川东地下党人物附会为“双枪老太婆”原型的情况。为人忠厚的刘德彬十分气愤，给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编研室主任的孙丹年打去电话。他说：“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只有陈联诗一个！

继续展示孙沛东2015年1月对丁东的采访：孙：您在家里面排行第几？丁：老大。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前两个夭折，就剩我和妹妹。我妹妹文革时是小学四年级。因为我家离四中近，1970年中学恢复招生，就近分配，妹妹就成了北京四中的第一批女生。77级她也参加考大学，没考上，挺灰心的。我说你查查分，后来一查，差11分。到了78年，我建议她再考。第一批没录取上。不久，林乎加调到北京当市委书记，北京市民要求林乎加像在天津一样，搞大学扩招。那年北京计划录取1.1万，扩招了1.6万。凡是成绩在及格线以上的，都能上大学。我妹妹就上了北大一分校中文系，授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北大名师。我妹妹在上学以前是东安市场鞋帽部售货员，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孙：您家有两位编辑？丁：对，她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孙：读书使您思考不同的问题。丁：因为我的经历，早早地就卷入问题，卷入政治，卷入思考，所以我就成了问题中人。如果我插队三年后没有进入省委调研室，直接上了大学，分配到一个什么单位，也可能走另一条出路。进了省委调研室，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不可能不思考现实，政坛“今天座上宾，明天阶下囚”，酸甜苦辣都经历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看客，想逍遥也不可能了。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得愿意思考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命运、国家的治理，这与我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进了政坛，知青同学看我是鲤鱼跃龙门，但是里面是不平静的。政坛里斗来斗去，不可能自保，喜怒哀乐，恩怨沉浮，都在其中。孙：其实金光耀老师研究的写作班子跟您这个有点像。丁：山西省委也有写作组，虽然没有上海市委写作组那么重要，也是一个省级写作组。调研室的领导管两个单位，既管省委调研室，也管省委写作组。我和写作组的一些人很熟，他们要写什么文章，怎么干，我都知道。我住单身宿舍，他们中有一位跟我住一个屋。领导派他写什么东西，怎么写，往哪儿送，这些情况我也见了。孙：您跟写作组成员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丁：我是一个老三届中学生，他是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比我大不了几岁，彼此没有上下级关系，他不领导我，我也不领导他，无非就是我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他一个月挣五十多块钱。孙：您的这种经历和我们之前访谈过的人很不一样，他们可能这种工作的经历尤其从政的经历非常少，所以了解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外围，比较底层的。能不能请您多讲讲比如山西的写作班子是怎么运作的。丁：山西的写作班子和上海的写作班子不同，上海的班子直通张、姚，从那里领受意图。山西这边就是揣摩。这种写作组为本省媒体服务是次要的，最高目标是在《红旗》杂志登文章。但是怎样才能揣摩着让人家登呢？他们为这事挺费脑筋，一直都没登上。给《红旗》杂志写稿，我到在80年代也体验过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有一点感性认识。孙：您跟北岛是邻居？丁：对，我家住三不老胡同一号院，有八个门。北岛的父亲在民进，住四门，我父亲在民建，住六门。我们从小很熟，北岛比我大两岁，他弟弟和我同岁，他父亲跟我父亲也挺熟，同一年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是同一期的学员。孙：那您对当时他们读的书，讨论的问题有了解吗？丁：北岛接触存在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比较早，他在70年代，或者更早一点，就想尝试按照这个路子来写东西。我和他弟弟赵振先接触多，和他接触少，但是他从小生活的氛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象征主义的诗歌，北京的文学爱好者是有机会接触的。北京的文化条件在全国算是最好的。所以北岛开窍比较早。孙：那您从北京到山西农村的时候，对当地有非常惊讶的发现吗？丁：首先是生活水平差距太大。当地农民全年的平均收入是40元。我们家在北京算中等收入，五口人平均每人每月30块钱。到了农村那儿全年才40块钱，每月生活费才3块多钱，落差太大了。我到农村第二年，父亲去世，家庭收入陡降。我已经成年，不好意思向母亲要钱。有几个月，兜里没有一分钱。虽然在生产队的账上有钱，但是农民有欠款户，他们没有钱给生产队，所以我账上有钱也拿不到。孙：当时年纪还比较小吧？丁：现在想起来我们也不算特别小。我下乡时17岁。同学中最大的21岁，老高三。都来自师大一附中，有的是干部家庭，有的是知识家庭，有的是工人家庭，校风很纯洁。孙：那您是怎么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丁：当时宣传一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是接受贫下中民再教育。我们这些人有抱负，所以倾向于第一点。下乡时箱子里带的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还是想下去干一番的。还没进村就先去了大寨，想到农村改天换地。面对农村现实，立场有了变化，成了农民的同情者。举一个例子。秋收以后分粮食，明明有磅称，但是队里不用，而是两个人抬一根杠子，挂一个木杆秤分粮食，让知青来监督。他们把那个木杆称挑的高高的，至少可以多称百分之十。这实际上是农民和国家的博弈。国家要多征粮食，农民希望多分一点口粮，让知青司秤。因为我们的口粮528斤是国家规定的。我已经对农民产生了同情，所以对于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孙：这个称的选择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丁：就是为了多分，国家要向农民多征粮。农民不能等交完公粮再分，因为粮食接不上，所以粮食一打下就要分。上级要防止农民多分，农民就在称杆上做文章。称杆翘高了，名义上100斤，就可能分到110斤，甚至115斤。孙：这个主意是当地农民出的还是干部出的？丁：生产大队以下的农村干部也是农民身份。孙：所以这是农民和当地村镇干部合谋的？丁：镇一级，当时叫公社，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身份不一样。公社干部是代表国家的，吃的是商品粮，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农民，也是吃农民粮，他们本身就是利益的一方，就是想多分点，多吃点。虽然我们知青分粮食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一年528斤。但是我们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心中的天平倾斜到农民一边了。孙：那当地的农民对你们这些从北京来的知青有什么反应？丁：我们师大一附中同学劳动比较努力，不偷鸡摸狗，在村里有人当赤脚医生，有人当民办教师，做的都不错，所以老乡对我们村的知青评价比较好。孙：您们村里当时有多少知青？丁：26个。我们村是一个有1000多人的生产大队，分了六个小队，当时每个生产队四、五个知青。孙：您们那批知青最后都回城了？丁：陆陆续续都回北京了。有几种情况：我的情况很特殊。有一些知青因为表现好，比如张惠文出席了山西省首届知青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李丹妮被推荐到北大，她本人表现不错，父亲李清泉曾被打成右派，好在母亲还是革命干部。她上北大也费了一番周折。文重萍上了山西财经学院。韩旺辰是我们村赤脚医生，看病看得不错，他们家里有好几位医务工作者，帮助他找药。他搞文学创作在当地也受重视。但是因为家庭出身，几次推荐上大学，都被打下来。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才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孙：也就是说你们当时的命运除了个人努力、平时表现和机遇外，也和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丁：有一部分同学的父母在当地使不上劲，就把他们调回老家。师大一附中同学学习都不差，要是参加高考，差不多都能考上。可是高考恢复前，只好飞鸟各投林，车走车道，马走马道。父亲有关系的就用父亲的关系，母亲有关系的用母亲的关系，靠本人的本事和努力也有，占一定比例。在当地招工，知青机会比较多。家里没有太大问题，大部分知青都有招工机会。孙：那个时候有人参军吗？丁：参军有一个，其他的同学年龄太大了。比我小两岁的关雨铭参军了，当了几年兵，退伍又回了沁县。90年代，山西的北京知青只剩几千人了，知青要求回北京，他成了当地知青争取回京的维权代表。回到北京，他已经四十多岁，当公交车司机。他在同学中经济比较困难。在北京买解困房，他有机会买一套，要交30万，他一时凑不齐。同学们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如果钱不够，大家帮着凑。他说差六万。我们六个同学一人给他凑一万。其实不到一年，他周转开，很快还给了我们。孙：这种插队的友谊也是很深厚。丁：应当说，这种友谊比读书时候的友谊还要深。大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通铺睡觉。孙：那您们当时的劳动强度大吗？丁：头一年很大，别的村不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村是县里的典型，领导要求大家加夜班，搞农田基本建设，现在看，都白费功夫了。挑灯夜战，知青还要加倍努力，第一年真累呀，一个月四十四斤原粮，磨成米面，一天不到一斤三两了，没有副食，又累又饿。头一年真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孙：女生多吗？丁：我们村女生比男生稍微多一点。孙：是因为北师大一附中的原因吗？丁：不是。谁跟谁在一个村，是自由结合。当时我们村知青男女生比例大概是2:3，女生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吧。孙：这些女生在农村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丁：师大一附中的学生，学习是不错的。恢复高考时，只要去考，基本都能考上。77级录取的比例虽然不到5%，但师大附中老初一的也能考上。孙：当地的风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丁：那里比较开放。我当工作队员的时候，队长是公社资格最老的干部，工资比较多。有的妇女在场院里干活时说话也不避讳：老王给我五块钱。孙：这个还是挺颠覆我的认识的，我原来以为北方是比较保守的。丁：不一样，一个地方一个样。孙：怎么会在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性关系如此开放呢？丁：当地不在意这种婚外性关系，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孙：那个村子有斗破鞋的场景吗？丁：没有。这应该是一个民俗学问题，我也没有专门研究。郑义小说《远村》里面有“拉边套”，他也在山西插队。孙：那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丁：太行山区。孙：我以后留意一下，它与我的想象是有差异的。丁：发生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物质匮乏有关系。当地的风俗对女性伦理上没有太大的压力，不认为这是多么屈辱的事。孙：这就掺杂了当地人的评价，另一个就是女性的自我认同，另外一个与她的丈夫也有关系，这个事情如此地畅通无阻，而且她还可以讲他给了我五块钱。丁：我现在的阅历，可以用研究的态度对待这件事，但当时作为一个北京的中学生，觉得不可思议。农民笑话知青什么都不懂，他们在地里说那些男男女女的事，让知青很吃惊。当地的一些方言，知青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问人家，人家哈哈大笑。孙：社会学所有一个谭深，我跟她比较熟。她研究的就是山西的知青。她去那里插队比您晚吗？丁：我不认识她，只认识他的先生。李银河也研究过相关问题。李银河后来和我到了一个县插队。孙：我觉得这一块的研究和口述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非常有帮助，那些档案是一些冰冷的数据，只有这些鲜活的例子会把我们更加迅速地带入一个时代。丁：这些对于知青来讲，产生了惊异感，最早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比如张承志写《黑骏马》，郑义写《远村》。知青成为学者，把它当成社会学或者民俗学问题来研究，是更晚的事。孙：它需要个人理解，同时自我认知清楚，然后用文学表达出来，最后才能上升到一个学术的角度来。丁：学术研究比小说创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积累。相关阅读：青年时代的阅读生活（上）

2015年1月10日，丁东接受了孙沛东的采访，回忆知青经历和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以下是交谈的主要内容：丁：我初中考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北京师大一附中。文革前读书，我挺规矩的，读的课外书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文学作品。父亲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欧阳海之歌》、《红岩》，是我最早读的课外书。父亲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工作，单位的图书管理员是一个老太太，叫杨美真，原来是章乃器夫人。1957年章乃器被打成右派。当时组织动员杨与章乃器离婚，给章施加心理压力，杨就要求跟章乃器离婚。然而离婚之后。杨还是被打成右派。她想跟章乃器复婚，章没有接受，而是找了其他伴侣。杨美真在四十年代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和章乃器在政治舞台上共过患难，也曾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她的经历，但我知道打成“右派”后，她就成了图书管理员。到了七十年代，我们两家成了邻居。我跟邢小群是1977年结婚，给她送了一袋喜糖，她送我们两个玻璃杯，对我们着重其事地说：祝你们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奋勇前进。文革一开始，大字报披露了高层很多内情。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想多了解一些内情，开始看一些政治性的书籍。《赫鲁晓夫主义》这本书，是我父亲借来的，我当时也看了。书的作者古纳瓦达纳是锡兰共产党的领导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讲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关系，说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在怎么恭维斯大林，歌功颂德，在斯大林死后怎么样否定斯大林，介绍了苏共的两次权力斗争，一次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怎么战胜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有一次是赫鲁晓夫怎么被勃列日涅夫干倒。读这本书，让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国家上层的权力斗争。我有一个同学卢叔宁比较早地怀疑林彪，他也看过这本书。他一点破这件事，我看这本书得到的知识马上就全部被激活了。这本书是我最早读的外国人写的政治读物。孙：您记不记得具体是那一年读这本书？丁：应该是在插队以前。我是在1968年底插队的。我在中学时代，看这种政治读物比较晚，但是这本书我看过。文革开始以后，一个是爱看大字报，了解点上情；文革中群众组织可以油印各种动态，如中央首长讲话之类，我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文革中没事干，就搜集毛泽东未发表的讲话，《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各种版本能买的尽量买，买不到的就抄写。我父亲身体很不好，六十年代初，下放山东一年就得了肝炎，以后就是肝硬化。腹水，做手术不成功，在家养病没事干，因此就编校毛主席没有发表的讲话，他整天就干这个事。因此我也就看了很多《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没有的讲话，实际上使我潜移默化地也了解了一些上情。文革中1966年6月初停课，以后1967年复课闹革命也没复成，67、68两年，我就到学校革委会的小报当了编辑，整天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内容应当说是完全跟着主流宣传走的，但是我在那里学了编辑业务，怎么改稿子、怎么划版，怎么写评论等等，等于我学了编辑的第一课，应当说我在十六七岁就是一个熟练的编辑，但是我的知识储备不行。接触的全部都是两报一刊社论之类的东西，写文章也是学戚本禹、姚文元的口气。1968年底我就下乡插队了，当时我挺主动的，满怀豪情。别的同学都是坐火车去的，我和杨小平、文重萍三个同学组成一个小“长征队”，行李随着火车走了，我们从北京走到山西，走了20多天。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聊。杨小平是老高三，他父亲杨伯箴是驻瑞典大使，文革中杨小平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反对工作组。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得到刘少奇直接支持，杨小平也受到迫害。翻过身来，就做了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对中国高层政治知道得比较多，自己也进入了政治漩涡。我们“长征”一路上就聊中国高层政治怎么回事。学校的氛围和下乡插队的氛围，使我对国家大事、对高层政治关注度比较高。到了农村下乡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箱子里带着我父亲送我的一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们下乡真是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了山西，我们先参观大寨，还跟陈永贵握了手。后来到了村里，真想按照《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那样大干一番。实际上即使看了那些书，到农村也使不上劲。我们大队的掌权人是县武装部重点扶植的典型，对权力很在意，怕知青夺了他的权，始终保持着警惕性。后来他看我们这些知青也很受县里重视，就赶快给我们一些小职务，什么民兵连副连长、副排长之类。孙：就是把知青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丁：也给我封了一个副排长。第一年劳动强度特别大，因为他好大喜功嘛，老要加夜班，搞农田基本建设，所以第一年也没什么看书时间。第二年看书的时间就多了，为什么呢？到了1970年，县里组织“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把我们这些知青抽出来，到另一个村里去当工作队。工作队一般由公社干部、知青、转业军人和教师组成，去整顿另一个村子的领导班子。到那儿，劳动就成了象征性的，因为你在本村劳动，得和农民一样受苦。你要是不出力，人家给你评工分评得很低，你也没面子。但是到了另一个村，你就成了管人的人，一天三出勤，我坚持一出勤就是好干部，因为你不挣它的工分，又下地干活，这样我就有了读书的时间，很愿意读一点书。光读《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也不过瘾，就想再读点别的书。知青之间就互相借书看。我们那个县的三个知青点，都有爱读书的学生，互相串，互相借书看，一个相隔四十里。一个相隔二十里。借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本苏联小说：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和《叶尔绍夫兄弟》，这两本书是文革前，我们翻译过来作为反修用的，柯切托夫是苏联的作家协会领导，是苏共中央委员，是属于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但是他的小说我们看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学作品，在50年代刘宾雁和王蒙写官场的矛盾冲突被打成右派之后，谁也不敢写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柯切托夫写了这些，官场里有一些奸猾小人，权术上搞一些阴谋，搞“假大空”的东西。他虽然在苏联文坛上是一个保守作家，但是小说拿到中国，里面很多东西却让人感到具有批判性，影射性。我们现实生活中各种“假、大、空”，还有部队干部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了，从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参照。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后来柯切托夫的几本小说我国都翻译了，文革中上海翻译了《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文革前还出版过《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曾经由邵燕祥执笔改编成话剧，文革前在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当时演出意在反修。你提到沙龙的问题，1970年到1971年，我回北京也接触过沙龙，这个沙龙在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和杨健的《文革中的地下文学》里有记载，当时在北京市很有名。主人叫黄以平，是北京101中高中的一名女生，她父亲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黄秉维，1955年的学部委员，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她家比较宽敞，搞沙龙有地方。我在她家见过伊林、涤西、柯云路。张木生也是她们家的客人，不过我当时没见过。那个时候就知道张木生在内蒙古插队，提出反思人民公社，被一些和他观点不同的中学生告密。毕竟张木生父母认识周恩来，所以他没有遭受牢狱之灾。黄以平家的沙龙在北京算层次比较高的，在她家进进出出的人，在后来史上有名的能举出好些。我当时喜欢文学，所以我手抄的东西都是一些诗、剧本之类。我在1971年底还经历过一件与读书有关的事。1971年国务院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要把文革前的出版物清理一下，能够重印的就重印，要求各地成立“三结合”的审读小组，讨论哪些书可以再版，哪些书不能再版。我插队的沁县分到两本书，一本叫《故乡散记》，是一个沁县人回故乡写的散文，但是那本书没找到，没有样书。还有一本是段杏绵写的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叫《地下小学》。这本书找到了，我们就讨论这本书。我们这些知青思想比较开放，认为这本书没问题，县武装部的干部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是美化了日本兵，他用“三突出”的逻辑来批判。县武装部的干部发表了意见，当地的人不敢提不同意见，审读组里有两个知青，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杨志栓，敢和武装部的干部唱反调。后来这两种意见报上去，上面说这个县的审读水平比较高，因为毕竟有人赞成无条件解放。就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偷过书。要审查两本书，我们不能只读一本就算了，那本书我们也要求找一找，县里有中学，有师范，图书馆里或许有这本书，我们就去图书馆里找书，穿着大衣进去，顺了几本书出来。我顺了两本诗集，杨志栓顺的是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说明他当时读书层次比我高，他知道史学经典是什么。我们村知青有文学社团，五、六个人喜欢文学，我们村叫长胜村，组成的文学小组就叫“常青文”，长胜知青文学小组的意思。的爱写诗，有的爱写小说。韩旺辰专门学浩然，《艳阳天》都快背下来了。我那时候读小说也是这么一个水平，什么《创业史》、《青春之歌》，读柯切托夫就是层次高一点的了。当时喜欢写点诗，学郭小川、贺敬之。我学这个得到了实际的收益，我当时写的诗在《山西日报》登出来了。当时媒体特别少，全省公开媒体就那么一两个，除了《山西日报》，还有内部通讯员业务培训的一个刊物，我也登了一次。我的诗在这两个媒体上各登一首，在县里就不得了了，为这个县作了大贡献。因为那时是军队干部掌权，军队很在意宣传。是评比的一个要素，所以要求通讯组在省和地区的报纸上露脸，我在报上发表东西也算是政绩的一部分。县通讯组长郭同德对我特别好。我就把自己的作品抄了一份放在他那里，这无意间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当时大学要恢复招生了，招工农兵学员，大家都想当工农兵学员。第一年还算相对正规，有一些表现好的、各行业的标兵的可以得到推荐。当然也有不少是领导干部的亲戚。我什么都不是，过完春节也想回到县里争取上学，他们说不用争取了，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要借调你了。当时山西省委书记曹中南让省委政策研究室从知青中挑人，他们兵分三路到各地去选人，到我们县，县委通讯组长郭同德就把我推荐上去了。当时我不在沁县，也没有面谈，就决定要我了。我们县一共选了两个北京知青，王川在村里已经入了党，他有行政能力，后来做到金融界高管。我没有求人，送礼，就靠笔杆子从插队的地方跳了出来，真是天上掉馅饼。进了研究室，就开始了读书生活。文革前省委、省人委、省中苏友协等几个单位的书全收集在研究室，省委大院里就这个单位书最多。我们刚去不久，单位就要搬家，因此需要把那些书籍归类、打包、整理。我本来就有读书的爱好，所以在整理的时候，这些书心里就有了数。什么书找不到，我就可以找到。到了1973年，我试用一年合格，就回去转关系，正式调动。调进去以后，他们又让我到绛县中阳公社挂职锻炼一年，吃“百家饭”。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我被传染了甲型肝炎，回北京养了三个月，我各项指标正常了，就让我管理图书。我在中国人没有书读的时代，得到了一个最好的读书环境，想看什么书随便挑，灰皮书、黄皮书都有，就看你想不想读。当时内部图书恢复出版，包括《摘译》什么的，内部图书分为省军级、县团级，政策研究室可以买省军级的书。那些内部出版物我都看了。文革前的灰皮书、黄皮书不全了，经历过文革，失散了一些。《人·岁月·生活》原有三卷，当时只剩一卷，《解冻》我看了，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我看了一卷，不全。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当时特别想看，但是没找见。《新阶级》在政策研究室没有，但是省委办公厅有，王川调到省委秘办，他从省委办公厅借出来，让我看了。那段时间我读了几种书：一类是毛泽东要求干部读的六本马列的著作。我也跟着去省委读书班当工作人员，学习《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我也看了；灰皮书、黄皮书虽然看得不全，但是也看了一些。《带星星的火车票》《愤怒的回顾》等等。文革前翻译出版的苏联、法国的一些小说，如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看过一些；那时候出版的内部书，我都能看到，印象深的有几本：一本叫《人世间》，作者巴巴耶夫斯基，它讲述了一个落魄的老干部看到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开头引了涅克拉索夫的诗，很苍凉，“人世间为什么不在我们这一代告终......”。它在中国的效果和在苏联是相反的。它在那边是保守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有启蒙意义。还有像《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传》、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也是那个时候看的。1973年，我到山西绛县挂职当了一年公社干部，下基层工作，锻炼锻炼。正好碰到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下发了中央文件，让解决知青工作当中的问题。公社领导说，既然你是知青出身，这个公社的知青工作就归你管。全公社里有三个知青点，我就去转悠。他们有什么问题，我尽量解决，能呼吁就呼吁，能办就办。知青梅天的父亲梅益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文革前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文革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书记。他跟我那时候认识，后来我挂职一年回来了，他也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外语系，学英语。他和我成了朋友。他和《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作者卡玛是101中的同学，卡玛已经回美国，给他寄来了原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我跟他说，《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省军级限购，缺第十八章，讲的是赫鲁晓夫与中国的交往，我们最想看这一章。他说：“我有卡玛寄过来的原版书。”我说：“你能不能给翻译一下。”他很快就翻译过来了，翻译的文本给了我。政策研究室我和一块调回来的知青有9个，我们就悄悄传着看。主任吴象的儿子和女儿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经常和我们走动，他们也想看，就把十八章的翻译稿借走了，结果让吴象看到了。他很紧张。有一次，他和副主任张恩慈一块儿找我们谈话。他们说，这件事有点出格了，一旦出事就是政治问题，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再不能干这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对我们真不错。他们也是名人。吴象在后来是万里的左膀右臂，参与起草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农村改革有独特贡献。张恩慈原来在北大哲学系教书，聂元梓写大字报与他有关系。他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对我不错，不光是这件事保护了我们。平常在业务上对我也有帮助，我在当编辑，如何写稿子、改稿子，都得到过他的指导，他改几个字，我还是很受启发。他的口才好，到县里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到毛泽东，把历史脉络讲得简明扼要、通俗清晰。看书和听人讲一遍是不一样的。当时张恩慈是研究室副主任兼山西省委写作组负责人。全国“批林批孔”，各省都要成立写作组，张恩慈毕竟在中央机构里干过，见过大世面，所以山西写作组让他负责。调来一些老五届毕业生中的笔杆子。虽然当时舆论是一个调子，但是写作水平有高下之分。他们选拔的，笔杆子都很好。一些人后来也留在政策研究室，我们曾在一块儿工作。现在有一些是国内的学界名家，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刘树成，都是写作组从基层抽调上来的大学生。我在研究室的氛围里熏陶了几年，觉得比我后来到山西大学念书时知识层次高。有人见过大世面，参加过国家队。我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历史系在在地方院校中水平是比较高的，江地、乔志强、程人乾在全国史学界都有一席之地，但比起我在政策研究室接触的领导，境界上还是逊色一些。我这段读书生活从1972年抽调到研究室，到1977年考大学结束。山西的两派斗争、政坛角逐相当惨烈，粉碎四人帮以后，政策研究室就被王谦、陈永贵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此前有一个“三上桃峰事件”，把原来的一把手谢振华打下去了，陈永贵就提名前省长王谦当了一把手，政坛两派翻了一次烙饼，军队支持的这一派就不吃香了，陈永贵支持的那一派就上去了，而政策研究室原来是军队干部用起来的，所以谢振华下台后，就受到陈永贵的猜疑。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就被当做“四人帮”的帮派进行清洗。省委派工作组整吴象等人，我当时发了几句牢骚，对工作组表示了一些不满，所以他们把我划进了“裴多菲俱乐部”，要解散这个单位。王谦批示，11个人不能留在省委工作，第一名是吴象，第十一名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参加高考。他们说，你参加高考可以，但是，必须到交城参加农村工作队。我要是在太原复习，还能找同学请教一下。我文革前上到初二，数学里没学过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临到高考前五天才让我回来，所以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我只学了四天。我考大学，其他三门都考得挺好，数学我只考了44分，只能上地方院校，就选择了山西大学。孙：这是1977年还是1978年？丁：77级是78年春季入学。上学之后，感到多数老师在旧教条的禁锢之下跳不出来，学生思想活跃，老师讲的东西学生不爱听。我大学上了四年，只有程人乾教授的头三堂课留下较深印象。他教世界现代史，就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史。前三节课，他就讲这个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每个问题有哪些不同的观点，这使我受到启发，这是一种学术方法的训练。你进入一个领域，首先要知道别人在讨论什么问题，每个问题有哪几种不同的观点，从这儿入手，就可以进入学术领域。程人乾是有水平的，他毕竟北大毕业，又到波兰留学。他说，波兰培养研究生，就是这样讲课，我就给你们这么讲课。除此之外，那四年没有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江地知道我能写两笔，对我说，你是我的学生。告诉我，我治学是黄花鱼溜边儿，捻军当时没人搞，我就成了。作为一个地方院校的教授，靠这种方法，占住一块自留地，也算是有成就的人。但黄花鱼溜边儿毕竟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我上学这四年，从课堂上学到的不多。我是北京知青，一放假就回北京，那时候北京有民主墙，有民办刊物，信息比较多。北岛与我住一个院子，他那里有一些新的信息。

我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是对时代的判断。一九八六年，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我们已经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前，我曾参与过李一氓主持的几个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研究，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些看法。在这次会上，我谈到《帝国主义论》。第一，《帝国主义论》有的观点已经过时；第二，有的观点当时就站不住脚。因此不足为训。现在我们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一直守着《帝国主义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还是死抱着不放，耽误了好几十年。应该说，世界早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当时，不少人觉得惊奇。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见了我说，你老兄真厉害，胆子真大！一直到最近，一些人还坚持，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李慎之支持我的看法，他说，这是讽刺。我说，《帝国主义论》一是过时了，二是它本来就是错的。时代老早就变了，我们还守着旧的理论不放，这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家在和平发展，我们在准备打仗；人家在互相合作，充分发展，我们在支援世界革命，而且支援到荒唐的程度。在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好多事情我经历过。我们向金门打炮，是为了支援黎巴嫩，支援中东，并不是为了打台湾。支援完了黎巴嫩，又要支持叙利亚。叙利亚当时的经济明明比我们好得多，人均产值比我们高得多，我们一定要援助叙利亚。徐以新在叙利亚当大使，国内打电报过去，要支援叙利亚三千万美元。徐以新就启发叙利亚人，让人家向我们要钱，人家就是不提这方面的要求。人家不提要求，你也不能给呀？他打电报回来说，他启发不了，人家不提。上面说，你想办法让他们提。坦赞铁路花了几亿美元。这是美国、英国都不干的事。扎伊尔的蒙博托就是杀了卢蒙巴的那个人，可是我们还是白送扎伊尔一亿美元。这一切，都是为了实践世界革命的理论。中非共和国的那个皇帝，他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来过中国，咱们也是给了他几千万美元。他不久就当了皇帝，光是办婚礼就用去好几千万，用金子做了皇座。那是个吃小孩儿的国王，非洲的四大怪人之一，和卢旺达的阿明、利比亚的卡扎菲齐名。咱们援助阿尔巴尼亚，一九七二年，他们一百多万人，咱们给他们的援助是每一个人平均五千元人民币，而当时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和平与发展问题，引起全国范围讨论。很多人写文章，各处开会也都在讨论。《世界知识》在北京开了个讨论会，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召集到一起。上海也开了讨论会。讨论的结果，不少人对《帝国主义论》产生了动摇。但一九八九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反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意见多了起来。有个老同志说：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没有过时，不要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1990年，邓力群召开会议，把吴冷西、何东昌、熊复、徐达深、浦山、王怀宁等召集来了，有二、三十人。给我也来了通知：兹定于什么时候，在中南海什么地方，开会讨论什么问题。还附了一篇浦山和王怀宁写的一篇批判文章。浦山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王怀宁是副所长，他们先后当过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会长。我事先读到这篇文章，就给邓力群写了一封信。我说，我看了附件以后，临时想到几个问题。写这个稿子的人不懂什么叫时代，讲来讲去，讲的根本不是时代问题。我又讲了文章中一些别的毛病，说这些地方的讲法也不大对头。总而言之，他们根本批不倒我的观点。现在已经无论如何不能再搞战争与革命。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腐杇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我说，当时的估计就是错误的，现在又过了都快一百年了！哪儿是什么前夜？什么垂死？它根本就没有死。垂死是什么意思？“垂死”是正在死的意思，他的原文就是“正在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哪个正在死？是美国正在死吗？它活得欢实着呢！总而言之，开会批判我。一开始念老同志的讲话，当然，他也没有点我的名字。讲话念完以后，邓力群就指定我发言。他说，何方，你先讲一讲。我说，我是来接受批判的，我怎么能讲啊。他说，没有什么批判不批判的问题，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嘛，大家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就把给邓力群的信念了一遍。我说，那个理论根本站不住。列宁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两次讲：“在座的各位同志可以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实现。”能看到吗？他们看到了吗？列宁五十二岁就死了。连咱们这些晚好些时候出生的人都看不到。这明明是一个估计不准的问题。革命导师急于看到革命成功，又没有成功。你的主观愿望，不能代替客观形势啊。在那个会上，和我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人基本上没有。不少人在那儿摇头晃脑。我说完了，浦山一笑，让王怀宁先讲。他们根本批不到点子上。他们一直研究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马列主义太少。我好多年被逼得没事干，整天在那儿学习马列主义，又干了几十年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当然没办法比。这个会一共开了四次，浦山和王怀宁的稿子还换了两次，就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把原来的稿子改动改动。大家都认为实际上是在批评我。最后吴冷西发表了意见。他说，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小平同志提的，咱们公开批判“和平与发展”，合适不合适？他投鼠忌器，就把我救了。这个会就开不下去了。浦山和王怀宁问，他们写的文章怎么办？邓力群说：你们看着办吧，咱们这个会开到这里为止。散会

就在我从日本所所长位置上快要退下来的时候，宦乡得了肝癌。他1982年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曾想创办一份《中国外交》，就像美国的《外交事务》那样的权威刊物。当时他就要我去主持办刊。这件事后来没弄成。最后，他让我去帮他主持中心工作，当副总干事。我考虑，我到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去合适，因为我研究的是国际问题，不只是日本问题。基本上定了以后，手续还没办，我就到“中心”上班了。宦乡一直在上海治肝癌，后来他病得越来越重，人已经不行了。“中心”那个摊子我就管了起来。从1988年到1995年，我的工作岗位一直在这个“中心”。当时有好几个“中心”：宦乡主持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中心”，吴敬琏主持的“国务院经济和技术发展研究中心”，薛暮桥主持的“物价研究中心”，因为那时候把物价和农村问题看得非常重。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筹备了好长时间。当时成立这些中心的目的，是给国务院总理做智囊。我和吴敬琏、童大林、安志文在一个楼上办公。成立四大中心以后，又说国务院管得太多了，要精简机构，于是就把“农村发展中心”合并到农业部去了。物价中心也消失了。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呢？宦乡找赵紫阳谈，他说，别给我们取消，划给外交部，中心就成了一个行政机构，不是学术性质的了，没意思。于是赵紫阳同意留了下来。但是叫我们换个名字，改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把“国务院”换成了“中国”，实际上还归国务院管。具体来说，我们归国务院外办管。外办后来取消了，我们就没有人管了。到了20世纪末，“中心”取消，并入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我从1979年开始就一直和宦乡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1982年帮宦乡写的《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递上去以后，李一氓叫吴学谦找我谈一下。那时候吴学谦刚就任外交部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谈外交政策应该怎么调整。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他没提出什么问题。吴学谦是李一氓带出来的，在李一氓的影响下，思想比较开放。《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算是大政方针性的建议，综合性、概括性比较强，其中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想法。到了“中心”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提政策建议，想使“中心”的智囊作用真正发挥出来。我们写东西基本上是提意见，还提过一些具体建议。我到“中心”后不久，就提出应该和韩国建交。和韩国建交已经是一个趋势，苏联及东欧国家全都和韩国建交了。我们和韩国建交了。现在中韩之间的关系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中朝关系。不仅经济贸易，连电影都是大量放映韩国的。我原来还不知道“韩流”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指韩国电影、音乐等等。随后我们又提出：应该进一步发展和中东各国的外交关系。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与中东建立关系，谋求合作。中国缺乏石油资源，石油对于咱们是大问题，和他们搞好关系大有益处。我们应该投资租买一批油田，由我们来开发。在此之前已经有先例。放走方励之，我们也提了具体意见。当时，方励之已经留在美国使馆好久了。我们从国际形势分析说起，说这样对我们没好处，是个包袱。政策建议基本上是由我写。我说，匈牙利纳吉上了台。红衣大主教明曾蒂支持纳吉，反对卡达尔。卡达尔一上台，明曾蒂就跑到美国使馆要求避难，在美国使馆一住就是十多年，最后匈牙利还是把他放了。我说，方励之在美国使馆住三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最后还是得放。背着这个包袱，和美国的关系一直紧张下去，有什么好处呢？上边要求，凡是针对当前重要问题提政策性建议，要采取短平快的办法，文章要短，就写几百个字，不到一千字，因为领导没时间看。当时外办主任告诉我，只印七份，我们这儿留两份，其余的五份给政治局常委，有时给外交部部长留一份。我们在“中心”提的政策建议，重点还是从全局的、战略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从研究国际形势变化入手，考虑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应不应该有所改变，对外政策应不应该做些调整，如果应该，那么怎样调整？我还写了一篇《不可动摇对国际形势的根本观点》。一九九九年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不少人动摇了，主张以后和平与发展少讲一点。我说，国策和基本估计是不能随便乱动的！那时候好像谁也不敢讲和平与发展了，好像整个形势都紧张了起来，马上要打仗的样子。我说，不搞和平与发展，那就搞战争与革命了？咱们革谁的命？战争和谁打？当然还是得搞和平与发展。一直到现在我都主张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就是实事求是。一九九一年苏联发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八一九政变，咱们原来打算发表一篇社论，准备庆祝政变成功。多亏政变很快失败，得以及时改版，撤下社论。苏联解体后，听说有人主张扛起红旗来，表示你们不搞社会主义，我们搞，就是准备当头了。邓小平就是针对如何对待苏联剧变问题，提出韬光养晦这十六字方针的。他讲，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天塌不下来。意思就是，苏联的事，先别表态，先看看，沉着一点。因为一表态，就被动了。咱们当不起这个头儿，坚决不能当。汪道涵对我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也是同意的。汪道涵是比较开明、开放的人。他比我大五、六岁。但是他身体不太好，老婆也有病。全球化问题，我提出得比较早。因此，有一些人与我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童大林搞了一个世界变化研究所，找了一些老同志，有王殊、李慎之、吴象、朱厚泽等，我也是一个。景山学校是童大林搞起来的，他是景山学校董事。景山学校给童大林拨了房子，还给他点资助，他就搞了这个研究所。他在，所也在，他生病了，这个所就不活动了。我写的全球化文章，先在这个所里印出来，小范围里内部传阅。他们看了都很赏识。朱厚泽就是由于我的全球化的文章，与我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童大林说，我们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全球化问题，我先写内部报告，再公开发表。提出的时间和李慎之差不多。李慎之第一次讲全球化问题，是一九九一年纪念哥伦布。我也是那一年的年底，写了一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研究报告。全球化问题，一开始我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方面我讲得多一点。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我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组织大家写作。那时也没什么严格的规定。积极一点的人经常写，消极一点的人有时候一年也没有一篇文章，比较自由。我也主张自由放任一点，没有太多管。

2002年9月10日，邢小群在北京医院第二次采访郑惠，交谈的前一半内容如下：邢：今天您是不是谈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以后的情况？郑：好，现在我们来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上任后的情况。乔木刚到社科院上任，就让我和几个同志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我是组长，一个一个所召集会议，听意见。我们跑了好几十个所，开了座谈会，并将大家的意见向乔木做了详细的汇报。乔木立刻做出两条决定，一是：所有的军宣队、工宣队立刻撤出，一个人不留；二是：立刻恢复业务，专做研究，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这两条决定不错，恢复了社科院的学术研究工作，面貌大变，气氛大变。乔木同志提倡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还让我去发现社科院有成绩的研究人才。通过了解，我知道李泽厚在别人打派仗时，一直埋头搞学术研究，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我收集了他的文章，给乔木看。乔木感到这个人的研究成果的确不错。有一次，开全院大会，乔木让李泽厚到主席台上就坐，下面的人都很吃惊。李泽厚曾因私生活问题受过处分，当时很多人看不起他。他与同事们的交往又不合流，所以下面的人很奇怪，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么受重视？显然，乔木是想通过这件事，提倡一种搞业务、搞研究的空气。他一直对李泽厚很爱护。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看了，很欣赏。一直到六四时，乔木还把他找去，劝他别陷进去。从乔木的角度看，他是爱护李泽厚的，说明乔木爱才，想保护人。当时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还是不多的。乔木刚一去，也敢于启用一些人，比如温济泽。温济泽在《百年潮》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温济泽当年是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对外广播方面的负责人。1957年由于温济泽领导反右斗争比较谨慎，对外广播部门划的右派没有达到5％，结果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广播局补课，把他补成了“右派”。乔木听到这个消息，还与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询问，想为他说情。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但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温济泽。所以，“文革”后社科院一成立，他马上就把温济泽从广播事业局调来。一边调他，一边写报告，帮助他“改正”右派问题。所以，温济泽成了中国几十万“右派”中，第一个被平反的人。乔木还把周扬请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周扬在“文革”中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但他马上就启用。邢：记得您和我说过，在周扬和丁玲的矛盾上，胡乔木是同情丁玲的，他对周扬有看法。郑：以前的事，是以前的事；后来的事，是后来的事（指他领导批判周扬的有关异化问题的文章），他调周扬到社科院，在当时，是爱护周扬，关心周扬的。但是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在1978年5月份，大家都在议论《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乔木在社科院的大会上讲：有人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分歧，这是造谣！造谣！他说得很严重，还扣了很大的帽子。事实上，中央内部明明是有分歧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这么一说，搞得大家很不理解。干嘛要这么说呢？还这么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这次他给大家的印象很不好。我前面讲到党校有个同志叫沈宝祥，写了一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胡乔木有一天到胡耀邦家里去，对胡耀邦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要再搞下去了，否则会造成党的分裂。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给胡耀邦压力很大，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那时，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等人都反对，批评得很重。邓小平还没有表态。过了不久，小平同志表态了，支持讨论。这时胡耀邦胆子也壮了。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有待核实。从逻辑上推是可能的。因为乔木在社科院的讲话态度就是不想把这个讨论搞下去的。这件事也反映了他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上的摇摇摆摆。他不能像耀邦那样，是非非常清楚，看准了，就很坚定。乔木有的讲话，交给我作整理工作。上面说的关于造谣等扣帽子的一段讲话，我觉得不对头，就给他删去了。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快邓小平表了态，支持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乔木态度也变了。据当时解放军报总编华楠说，小平明确表态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是乔木起草的。这时，他是跟着小平转了。而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少有的、发扬民主的会，指名姓批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一点情面都不讲。当然，这是由于小平、陈云同志在做后台。当时活跃的是华楠（解放军报总编）、于光远〔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曾涛（新华社社长）、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这几个人互相串联，煽风点火。于光远有一本书专门谈了这次会议情况。原来，这个会议没有准备批判“两个凡是”的问题，而是要谈经济问题，搞个农业方面的文件。但是会议的大势所趋，下面各组都在集中批“两个凡是”。要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但是农业文件还得搞呀！乔木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搞一个农业方面的文件。农业方面，各地省委书记和农业部门意见很多，认为多年来的农业学大寨，搞得很糟，希望这次写的农业文件，在政策上放宽一些，对农业不要干涉太多，应该让农民有些自主权。但乔木在写这篇文章中控制得还很严，特别写了两句话：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事实上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了包产到户，他这么一写，就成了不合法。这些于光远他们都有回忆。当然这也不能怪乔木，因为当时整个党内思想都不怎么开放。但他作为起草文件的人，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定论的权力，至少可以把话说得灵活一些，他这样一来，搞得下面不好做工作了。这些地方反映乔木思想是不够开放的。那些懂农业的人都认为要想改变农业状况，应该让农民多一些自主权。所以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两个凡是”，乔木虽然也发了言，但他不如于光远他们思想解放。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把汪东兴手里的权拿过来了。当时汪的权力比较大，8341部队归他管，几个大的专案组归他管，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不平反归他管；意识归他管，比如毛办也归他管。他是中央副主席。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邓小平讲话，是谁起草的，也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说是胡乔木起草的；于光远说根本没有他。于光远说，最早是邓小平把胡耀邦、于光远找去，交给他们一个提纲，还作了详细的讲解，让他们去起草。这个提纲，于光远一直保存着。后来他还找出来，我们在《百年潮》上发表了。

四年前，和丁东邢小群夫妇在线上相识于一枚园地作者群。去年十月，他们到澳大利亚旅游，在南京转机，停留六个小时，我们在禄口机场初次见面畅叙，感到一见如故。今年七月，我和先生到北京会友，到他们家拜访。邢小群老师赠我一本最近出版的新书《回首来时路》，我读后触动很多。邢老师告诉我，这本书是她六十岁完成的自传。本是一家出版社编辑约稿，出版过程颇为曲折。十二年后，才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印出。其间几经删削，我见到的，其实不足全稿的三分之二。邢老师这本书，讲述了自己家庭、阅读、教学、创作方面的往事。她从原生家庭说起，举例说明打骂与娇惯对孩子人格的影响。我好奇的是，家庭不但让她喜欢看书，还让她学做针线活，在上大学时，她一天就能拆洗并缝好自己的棉衣棉裤。有了孩子，又给孩子缝制棉衣裤。14岁时，她就经作家赵树理指点，学会了搪火炉。她性格泼辣，什么都敢干。关于父母，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邢老师的父亲邢野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老作家，他以电影《平原游击队》编剧名世。我小时候，有几年，国内只允许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和《平原游击队》几部故事影片，我都观看过多次，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至今记忆犹新。原以为作者很风光，读了邢老师这本书，才知道也有一番酸甜苦辣。生于文学艺术之家，邢老师青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相对丰富。小学、中学、插队时代，读了不少文学名著。插队三年后，进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又读到更多的书。反智主义盛行的年代，她没有虚度时光。《简.爱》让她懂得了女人人格独立的意义；杰克.伦敦的作品坚定了她的信念，既然有人曾经受过那么多的饥饿，冻虐，欺诈，背叛和孤独，还有什么人间的痛苦不可承受；托尔斯泰崇尙做人的真实；雨果寄希望于人的善良和宽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把人看得更复杂，更难堪；马克.吐温认为对待虚伪的最好办法，就是戳穿它。好书铸就了她的品味。邢老师待人真诚，恪守信用。和她聊天，有如春风化雨，润入内心。邢老师和我有一个共同点，教书是人生的主业。从1977年到2012年，除了几年编辑工作，邢老师一直在高校任教。她是幸运的，赶上了中国大学的一段金色岁月。80年代，中国大学出现了回春气象。师生之间争相追求新知，教学相长。学生在给她的信中写到:“一边读你的文字，一边回想起你上课时充满的激情和击穿书本的信息量，能体察到你为我们架构一种学术气质的雄心。”她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他的学生对邢老师这样评价：“您的课激发了我们空前绝后的学术热情，我们一班的学生集体占了南边报纸杂志阅览室，‘三个崛起’等热文被我们争相传阅。朦胧诗抄了一本又一本，以至许多人到现在对诗歌的欣赏接受只到朦胧诗便戛然而止。”我是大学英语教师，非常清楚教师的辛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教英语，大多课文来自国外的作品，手头参考书不够用，要搞明白文中的意思和内涵，就要查阅好多资料，去图书馆借阅。要做一名被学生认可的老师，背后的劳作其实很多。邢老师讲课，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力图将这种追求传递给学生。然而，大学的风气似乎偏离了轨道，离心中的理想渐行渐远，这让邢老师倍觉苦闷。时下讲坛言路受扼，师生关系紧张，互害现象普遍。让人庆幸的是，我和邢老师先后抽身而退，退休后平安着陆。邢老师著作不少，其中口述历史方面的著作影响较大。最近，她把二十年前采访何方先生的录音整理稿，在公号上连载二十几次，仍受到读者欢迎。何方先生是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专家，在七年前去世。何方在邢小群口述采访稿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长篇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受到好评。主要部分，以《从延安一路走来》为书名，曾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然而，丁东小群公众号连载的口述片段，仍然让广大读者倍感兴趣，一点也不觉得过时。邢老师的口述史为什么受到读者的喜爱？我想，一方面是，她选择的采访对象含金量高，讲得好，她追问也可称深入。同时，不能回避邢老师整理的文本有自身的魅力。采访对象中有不少是国士级别的人物。比如何方、李慎之、郑惠，他们都是文章高手，他们参与起草宪法、准则、党代会政治报告等政治文献，用文字概括国家和政党意志，可谓最高级别的笔杆子。一般水平的文章，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但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政论，却不像邢老师笔下的口述史那样切近口语，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那么多鲜活的细节，凸显人的个性。听说，一些读者是何方的老朋友，老部下，他们对何方的文字很熟悉，读了何方口述片段，仍觉耳目一新。邢老师说，整理一篇口述史，往往比自己写一篇文章难。这种甘苦，不在其中，无从体会。邢老师的另一个生活亮点，是人物素描。五年前，她偶然拿起画笔，开始画人物肖像。她大约画了二百幅，多是熟识的知识界朋友。有人以为她有童子功，其实没有。连速写的基本训练，她也没受过。她只是根据照片，用铅笔画头像。她先是在网上自学，后来才得到几位名家指点。与其说她有绘画天赋，不如说她在理解知识分子精神追求，洞悉知识分子内心世界方面，发挥了优势。她笔下的人物，多为沉思的神情，绝无憨态媚态。这就吻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受专业训练的一般美术师生的人物素描，和邢老师大异其趣。这些素描让公号“丁东小群”锦上添花。文中有画，画中有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岂不妙哉！邢老师向往的生活，是在这个焦灼浮躁的时代，能在夜阑人静的灯下，或在暖阳斜照的窗前，拂去心中尘埃，沏上一杯茶，读书，写作。这让我想到刘禹锡的诗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此书在当当网有售）

60年前，我考取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只知道这是一所名校，并不了解师大一附中的历史。人到中年以后，才知道母校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中学之一。1901年

郑惠先生原名刘观恩，1928年生于湖南武冈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参加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的起草。1997年创办《百年潮》，任社长。2000年辞职。2002年夏季发现肝癌，已到晚期，2003年2月23日逝世于北京。在郑惠先生住院期间，邢小群曾对他进行了三次采访，请他回忆与胡乔木的交往。本来还想进行多次采访，但计划未及完成，郑公仙逝。当时，曾与友人合送挽联——半生俯首做嫁衣，文牍等身书生累；晚年捐躯新启蒙，青史流芳百年潮，以示对郑惠先生的悼念。现将2002年8月23日对郑惠先生的第一次采访展示如下：邢：您同意搞口述史，太好了。咱们就先谈您所了解的胡乔木吧。郑：我对他很尊敬，但我还是服从真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说的。邢：他是历史人物，是共产党内重要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您谈他是对历史负责。郑：是的。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我当日本研究所所长大概九年，正式开展工作是1980年。我去日本研究所，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日本问题我没搞过，日本话我也不懂。一开始，宦乡准备让我去搞苏联东欧所。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社科院搞一个国际片，包括好多国别所、地区所，最后有八个所。苏联和美国是必须研究的。美国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想自己兼，我建议叫李慎之当所长。苏联东欧所他让我去搞。在筹办这两个所的过程中，发生了新的问题。中联部原来有三个研究所，一个是苏联东欧所，一个是拉丁美洲所，一个是西亚北非所，后来叫西亚非洲所。它们在文革前就建立了，人马相当多。当时中联部部长是姬鹏飞，这三个所他不想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要。宦乡提议我作为社科院代表去接收。中联部领导姬鹏飞、李一氓、刘新权，都是从外交部去的，我都熟悉。让我谈判，也很简单，中联部把人马、资料一切转给我们，由我们这儿发工资就行了。李一氓当时是中联部常务副部长，跟我很熟，把底子也亮了出来。他说，那几个所就在东四十条段祺瑞执政府，准备将来拆掉盖干部宿舍，我们要这里的地皮。因此，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时候把这个地方给我们退出来？为此，宦乡很发愁，我则慨然允诺。我说，这好办，就和他们签了协定：三个所的人马、资料、图书等我们都带过去，等到社科院大楼盖好以后，就把地方给他们腾出来。社科院这边也在发愁，我说没问题，咱们完全可以先把一切担当下来。我有个什么底呢？段祺瑞执政府是文物保护单位，是清朝的陆军部和海军部，是“三一八”惨案所在地，是岗村宁次的华北驻军司令部。这么个地方，会让李一氓拆掉吗？哪怕是一砖一瓦，根本不能动。签了字后，我就到了苏联东欧所。但我不能做所长。人家全班人马齐备，我才来怎么能当所长，把人家的所长换了呢？有人听说我要去搞苏联东欧所，到处说我的坏话。说何方怎么能搞苏联东欧所？他如何如何不行。不行就不行吧。宦乡还要搞一个欧洲所、一个日本所。欧洲所原来有一个现成的摊子——叫西欧研究所，原来是施谷当所长。他病逝后，我推荐徐达深去。徐达深原来是外交部西欧司的，当过半年司长，跟张闻天一起下了台。因为他给张闻天当过秘书，他是我之后的第二名“反党宗派成员”。他来了以后，宦乡就让我去日本所。我当时非常不愿意。宦乡说，那怎么办呢？日本所总得有人筹备啊？日本所就日本所吧，筹备嘛，把这个摊子先建立起来再说。所以，我去日本所是颇为偶然的。走马上任以后，我还是个光杆司令。后来三搞两搞，我和李慎之每人有了一部车。他是美国所，我是日本所。虽然都是光杆司令，但代表的是一个所呀！公家给每个所配了一辆车，还有司机。可我们两个人都不爱用车，步行上下班。司机也非常满意。我们两个人多数时间还是在毛家湾住。我们早上出来到北海转一圈，自由自在。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招了一个秘书。她就坐在毛家湾我那个套间的外间。在毛家湾开始筹备日本研究所。找不到房子，办公地点一年之内搬了有四、五次。社科院比较支持我们，让我们住到西苑宾馆，在那里办公。一个所占用四、五个客房，连住带吃，四菜一汤。钱是社科院掏，因为没办法解决房子。后来，社科院觉得不合算，我们也觉得过意不去，又找到装甲兵招待所，倒是便宜，但地点太远。研究机构平常不上班，大家集合就是开个会，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后来，那里不行了，我们又搬到了张自忠路3号东院。我们和美国所在一起，总是共进退。李慎之搞过新闻工作，没搞过行政领导工作，他说，一切都归你管。所以，连美国所我都管着。开会，我就把两个所的人一起召集来。后来董乐山等人开玩笑说，我们当年都听你训话。筹备日本研究所，招兵买马最困难。想要来的人不一定合适，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人，本单位不放。我很费劲，就招了几个当时的硕士研究生。骨干也招了一些，但是不太理想。这些骨干懂日文，或者在日本留过学，或者是伪满洲国的建国大学毕业。建大实际上是培养满洲国官僚的地方，学生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国人，用日本话讲课。建大毕业生，我们调来三个。三个人都想当副所长。我就不好安排了。不管怎么样，到了我们所最兴盛的时期，招到了七十多个人。其实编制比这还稍微多一点。我们把科目一分，最后发现需要的人很多。我们只有研究日本哲学、日本文学、日本历史的人，我提出研究日本文化的问题。为了搞日本文化研究，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室。有些人不愿意搞日本文化，因为这是个新的科目，他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没有基础。比如叶渭渠，他搞日本文学很出名，翻译了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他送了我一大摞子书。让他搞日本文化，他不大愿意。他说，我搞了一辈子日本文学，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再搞日本文化？我说，你再把文学稍微扩大一点，不就成了文化吗？目前咱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只得由你干。最后总结工作中的缺点，应该说在招人上有问题。当时我想，既然干日本研究所，就好好干一下。我还曾积极准备学日文。弄了点书，找了个老师。李一氓的儿媳妇曲靖华是老熟人，在二外工作，她帮我找了个人，做我的老师。老师非常热心，从字母开始教我。学了一个月。我发现，学日文比学英文、俄文都难。我已经六十岁了，学日语肯定影响干别的，何必呢？还是研究问题算了。这时候，开始了对外交流，我去了一趟美国，发现他们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根本不会说中国话，也看不懂中国书。当年美国和中国建交时，斯卡拉皮诺是卡特征求意见的四大名人之一。他说：我的中文程度和你的英文程度一样，就会说个“谢谢”。不一定要懂中文，现在的信息很多，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材料都看不过来。我想也是。于是，我就不学日文，而搞学术问题了。当然，只搞日本问题研究，我不甘心。尽管一直到我退下来，日本学者对我的评价颇高。但是我还得说，我对日本问题是外行。我对李慎之说，我对日本经济的了解，不如对美国经济的了解。当时美国经济中的很多数字，一年生产多少汽车？多少钢铁？我是可以背下来的。对日本问题，我原来没有注意过，光注意苏联和美国了。因此我想，完全搞日本问题不合算，这弯子转得太急，我还是得搞整个国际问题。所以，我当的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的基本是国际问题。日本问题也得研究啊，它是国际问题的一部分。身在其位，我得领导。我在那儿摆脱不了啊。对于这个研究机构，我当时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出成绩、出产品；一个是要出人才。培养人才要看你写了多少有独到见解、可以成为学派的东西，而不是抄抄写写。要想出东西，就得有人才；而有了人才，才能出来好东西。两方面相辅相成。所以我们的任务一个是培养人才，一个是组织写作。从人才的培养结果看，倒是有了一些。但是，刚把人培养得好一点，他要求去日本学习，然后自己再拉一点关系，就不回来了。那时候中国人对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兴趣特别大。我培养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人，都跑了。一开始我还动员他们回来。后来，我想，算了吧，人各有志。有的人回来不敢见我，怕我骂他；有的人回到中国时说，我就怕见到老何，老何一定要骂我。我说，我骂你干嘛？你已经是洋人了，现在是中国人怕洋人嘛！尽管我招人很费劲，终归还是招了一些。研究日本文学的，后来都编到日本文化室里去了。日本文化包括研究日本社会、哲学、文学、习惯等。还有日本政治研究室，日本自民党是怎么回事？社会党是怎么回事？还有日本经济研究室。我们当时重点研究的是日本经济。社科院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是研究世界经济。比如说，全世界经济是进入高潮了还是向低潮发展？要有更宏观一些的研究。但是也得有国别经济研究，从一般到国别。对于日本经济，我在干校时就开始考虑：中国经济为什么比日本落后那么多？我们的产值，从比日本高出几乎一倍，到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这太惨痛了。那么，就得研究日本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编了一套日本问题丛书。其中《战后的日本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投入的力量最大。我们这套丛书有日本政治、日本经济、日本文化、日本对外关系等。对外关系包括中日关系、日美关系、日本的国际地位等。我们把研究室分得多了一点，连室主任都找不到。所下面还有另外一些机构：办公室、图书馆、资料室等，五脏俱全。还得有会计；有开车的、采购的。办公室主任是借调吉林社科院的吴玉琪。他工作认真负责，也能干。我把一切管理工作都交给他了。吴玉琪原来是黄永胜秘书班子里的一个小秘书。他连黄永胜的事还弄不清楚呢，就和黄永胜一起倒台了。他本来是军委的，一下子发送到吉林。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他情绪很低落，还住着军委的房子，无论如何也想回北京。我就把他借来了。吉林社科院院长佟冬是我在延安和东北工作时的熟人，我在辽东省委当宣传科长，他当组织科长。后来他当了吉林社科院的院长。他跟范文澜一起搞过《中国通史简编》，是个名人。他说，去吧。我就把吴玉琪弄来了。人是弄来了，但人事关系却不容易转，进北京不容易呀！那时在外地发现一批人才，可进京不容易。有好多规定，解决户口很难啊。相关阅读：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十三争取平反——何方口述之二十二再忆干校生涯——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十一我的1960——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十经历延安整风——何方口述片段之十八在抗大——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七奔赴延安——何方口述片段之十六上学记——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五父亲和母亲——何方口述片段之十四五七干校——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三一本糊涂账——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二四清前后——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一处分与甄别——何方口述片段之十1959年纪事——何方口述片段之九大跃进年代——何方口述片段之八礼宾改革和张闻天的外交思想——何方口述片段之七回到外交部——何方口述片段之六日内瓦会议前后——何方口述片段之五在驻苏大使馆——何方口述片段之四在辽东——何方口述片段之三从延安到哈尔滨——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反右派运动中的张闻天——何方口述片段之一

离开外交部，我又吃香了。于光远让我去马列所，黎澍让我编《历史研究》。邓力群说，你搞了一辈子国际问题，还是继续搞国际问题研究吧。他叫宦乡把于光远和其他人都挡了回去。我就进了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组长是胡乔木，副组长是宦乡。胡乔木只是挂了个名。第一次同我见了个面，就走了。他们需要一个经常真正管事的，能把大家都招呼起来的人，就让我去了那里，地点在钓鱼台，江青住过的十一号楼。任务是邓小平给的。他当时出了一个题目：“苏联是怎么变修的？如何防止修正主义”。要我们写的题目叫《社会帝国主义论》，或者《论社会帝国主义》。当时，把北京能写的人召集了一批，包括李慎之、谭文瑞、钱俊瑞等,有二三十个人。有搞哲学的，有搞政治学的，有搞外交的。还有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我们主要研究苏联。宦乡每个礼拜来一、两次。胡乔木根本不管。大家住得很阔气。一开始把我分在江青住的那个房间，里面黑乎乎的。后来我不干了，住到胡乔木住过的地方去了。在这个小组一年多，我们研究的结果，苏联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但是，中国的特殊阶层比他们还厉害，而且特殊阶层的权力比他们大。苏联不像中国，党管一切，他们党的地位反而低一些。比如一个著名哲学家叫亚历山德罗夫，曾经被日丹诺夫批判了一通。但是苏联不是把他就此打倒，而让他当了政府的文化部长。他当了一阵子文化部长后，又被调到党中央当宣传部副部长。于是，他的工资降了一半。2400卢布降为1200卢布。那时我在驻苏使馆也是1200卢布。他老兄和我一样。所以说，他们的党政分开是比较严格的。比来比去，觉得各方面都比他们有过之。如果说“修”的话，我们比他们“修”得更厉害。如果说他们有特权阶层，我们的特权阶层更厉害。要批苏联，就等于批自己。而苏联在这些方面实际上比中国强；党政还有区分，报纸上也可以有些批评。而我们这儿的材料从来不公开，批评在报纸上是找不着的。我们比他们更严重。最后，我们就向上写报告，说要是批判的话，就批到自己的头上了。弄来弄去，此路不通。每个人都要写，实际上我们写的这些材料没人看，也没人可送。这样一来，我们的任务就完不成了。钓鱼台也要收费了。当时一座楼一天收三千元。我们哪儿有三千元？我们说，是李先念批的，叫他们问李先念去要。人家说，李先念根本不管这事。我们在那儿白吃白喝，日子过得太阔气了，生活水平提到了与江青差不多的程度！搞了一年多，什么东西也没搞出来，思想反而还搞坏了，觉得苏联比我们还强。邓小平布置的任务，他大概也忘了。可是胡乔木忘不了啊，因为这事直接归他管，他是组长啊。于是不晓得是怎么和邓小平说的，胡乔木劝大家暂时回去，各回各单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我在北京探亲，这几个月，没人管我。尘埃落定之后，又管上我了。政治部主任林中找我谈话，通知我回干校。他代表组织动员我，我只能走了。我也需要回去，还有一摊东西在江西呢，于是，我就又回了干校。在干校，又呆了差不多一年。这一年，人们纷纷往回调。有的人原单位不要，就被分配到了地方。我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分配到地方，地方不要。地方也为难：这么老的资格，那么严重的问题，又是非党员，我们怎么安排呀？外交部自感理亏，也就不向地方上提了。我在干校呆着没事。那就改善自己的生活吧。对我来说，改善生活一是挂面，一是鸡蛋。我自己发明了一种葱油面：把盐和油这么一炸，然后放上葱，拌面。大家都跟着学葱油面，大行其道。后来到北京了，还有朋友说，到何方那儿去吃顿葱油面！多数干校都解散了。人们就在北京住着。有的人，外交部不让回来，干校里大概还有一、两百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说，就是剩下一个五七战士，也要把干校继续办下去。继续留在干校的，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或者是问题没有查清楚，或者不属于掌权的那一派、支持过另一派。外交部支持陈毅的那一派当权，对立面都在干校放着。比如有一个人，在印尼时，为了保卫国旗被打了一枪。他回来后变成了英雄，说他是为了维护国旗而负了伤。现在和我一样，也回不去。“文化大革命”把一些人的老底给揭开了。过去当权的怎么整人，现在被整的人都知道了：“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朱烈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龚澎派他去接见苏联«消息报»记者，结果叫公安部录了像。公安部到外交部调查，龚澎不为人家说话，他变成特嫌。而后，部里就把他调到外交学院，说是工作需要。他在外交学院干得还很得意。“文革”中，他才知道调他到外交学院的真相：哦？原来是把我当成特务了！朱烈本来是个非常老实的人，火了，起来造反，现在也没好下场了。还有一个人叫王萍。她工作非常积极，做一切事情都很认真，老是当模范。但是她讲话直截了当，得罪了上级。下放干校后，上级准备把她留在苏北。还有个处长准备留在热河。这些人原来不知道事情的内幕，现在知道了。以后就造反了。他们也反得不厉害，但是正好反到了现在的当权派头上。所以当权派就不要这些人了。那些人的成见之深，简直是没办法。我在干校，就是和他们为伍。和这些人为伍有个好处，大家互相都惺惺惜惺惺。他们打扑克、拱猪，看不进书去，一看书就烦，就想起了为什么把他们放在这儿？我说，你们把时间都浪费了，太可惜了。我看我的书，和他们不同。这样，呆了差不多一年多，又到探亲的时候了。这次探亲，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捆好，运回北京，又是竹杆、又是做木工的用具，还有我做的五斗柜、樟木桌子、樟木箱子、躺椅、马扎，都运回来了。这些东西大部是樟木的，花纹也好看，是用一整块木板做的。只要包装好，写上自己的名字，弄个布签挂上去，他们都负责给你运回来。我回来才知道，这些东西没地儿放，外交部招待所——解放前的六国饭店，现在的华风宾馆的地下室地方较大，这些东西一直在那儿放着，放了好几年呢！后来我想把樟木箱子送给看孙女的小保姆，我说，你结婚的时候，作为礼品送给你。她说，运不回去呀。她不要。从干校回来了，我就不打算再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在招待所里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住房，三个人住，大儿子住集体宿舍。不久，林中又到我们家来了，还是动员我回去。他说，乡下空气如何好，等等。我说：“那儿空气那么好，你也不去换换空气？我已经呼吸九年了，你还叫我呼吸？”我反正豁出来了。我一想，三十七岁开始倒霉，都五十六、七的人了，还怕什么呢？我就神气起来，谁也不敢惹我，我就是不回去。我争取平反，寸步不让。平反很艰苦。他们总要给我留一个尾巴。这尾巴先是留得很长，然后再慢慢地缩短。我已经有了经验教训，这次给我留尾巴，绝对不行，什么尾巴都不能留！外交部处理张闻天反党集团的人是三员女将。一是政治部副主任朱霖，黄镇夫人；一是干部司司长许寒冰，姬鹏飞夫人；一是当年的机关党委书记杨清华。她们三位找我谈话。一开始，她们说我有错误。我说，我当然有错误。但要给我戴很重的帽子，给我留着处分，我坚决不干了。她们就节节退却。先是说，要保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第二次谈，又说可以取消了。对“文革”问题，她们说，你可以写保留意见。我说，我不写什么保留意见，你们的结论我也不要，我绝不签字！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说我支持打倒陈、姬、乔，有什么了不得？陈、姬、乔当时还在那里打倒刘、邓、陶呢！谁的问题大？周总理在那儿也喊口号，我记得很清楚。我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大会，大概有十来次，从打倒刘、邓、陶，到打倒谭震林，再到打倒贺龙，周总理都喊过。这算不算问题？打倒刘、邓、陶不算错误？打倒陈、姬、乔就算错误？如果，打倒陈、姬、乔是错，那么打倒刘、邓、陶也是错。不算他们的账，就算我的账？

1960年初，我被下放安徽六安苏家埠。这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当年红四军在那里打了一个胜仗。临走以前姬鹏飞、章汉夫找我谈话。当时谈的还挺好，很客气。他们说，你的问题不过是思想问题，跟着张闻天受了他的影响。思想问题也没什么，到实际生活里面锻炼锻炼吧。你过去老呆在机关，这一次给你找了个好一点的地方，是个鱼米之乡。他们根本不知道安徽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安徽是怎么回事啊！六安是安徽的一个县，苏家埠是六安的一个镇子。外交部让我们三、四十人到了那里。毕季龙当队长。毕季龙，后来当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弟弟是毕朔望，也是个有名的诗人。其实，毕季龙官比我小，不是“反党分子”。可每次运动来了，都有他的事，不知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还是因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所以总是低人一头。在新闻司，他是宋以敏的领导。下放时说他是“右倾”。什么原因呢？有一次，在参观北京的十大建筑时，他说纽约的中央车站比咱们的北京站要大。这一下他又完了！新闻司当时有两大批判重点，两大帮助重点。毕季龙和陈辉是两大批判重点，宋以敏和徐达深的爱人是两大帮助重点。毕季龙和陈辉曾经留美。新闻司的两个批判对象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在美国留过学。陈辉后来是英文《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他的父亲是中央银行的副总裁，过去国民党的法币上都有他爸爸陈行的签名。陈辉也下去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毕季龙是跟我们一起下去的。我们几十个人由他带队。他是队长，我们都是小兵。里面也搭配一些没有问题的人，让他们当组长或副组长，比如有个女同志叫孙桂棣，当了我这个小组的组长。我不仅仅是插到村里，而且是插到老百姓家里去，一家一个人。有时候一个村子插一个人。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村子里插一个人。我住在老百姓家里。住了十五天，身体就浮肿了，就住进了医院。一开始，因为我的结论还没有批下来，我的地位还挺高的，地委还来请我吃饭。吃饭时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他们南方吃的米都是糙米，有两、三粒米掉到桌子上，他们还捡起来吃了。当时我心说，这里的人还比较俭朴。这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刚从北京下去，在北京的时候我吃得饱饱的。一到村子里，我就完了。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的粮食供应量是每人每天三两原粮（十六两一斤的旧秤）。所谓原粮是带皮的，把皮一去，也可能就剩下二两多了。一天就这么一点。老百姓自己还可以搞一点菜什么的，我们吃食堂，连这个也没有。我可以买一点咸菜吃，用雪里蕻腌的咸菜，可以看见蛆在缸里面跑，但是不吃也不行啊，它太咸了，所以把人吃得更加浮肿。鸡蛋也不能买。人家还要换粮食呢。我住的那一家贫农，老俩口，男主人的父亲是要饭的出身。他们俩从小也是要饭的，家里穷极了。老俩口的儿子叫袁世银，十九岁，是生产小队长。不能住在有钱人的家里呀。他们一家真是太善良了。当年，他们自己已经饿得不行了，有一天，把仅有的一只鸡杀了，晚上把鸡煮熟了，两条鸡腿，给他儿子一只，给我一只。我怎么好意思吃呢？无论如何不行。我心说，宁饿死也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可是，还不能嚷嚷，因为安徽那边的房子，墙是麻杆垒的，这边说话那边就听见了。我就只好推。可他无论如何也得叫我吃，非吃不可。两个老人自己不吃，让我和他儿子吃。我心里难过死了。最后我还是吃了。这一拉扯反而容易被人发现。人家都没有吃的嘛

对延安精神的理解，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主要体现在从1938到1941年的那一段。另一种认为，延安精神覆盖了1938年到1945年。事实上，整风抢救运动之前和之后，延安的政治气氛大不相同。许多人回忆录上怀念的“延安精神”，多是指整风抢救以前的情况。那段时期的延安，在思想、生活、学术活动上活跃，政治上民主，上下级关系上平等，同志关系上亲密融洽，确实称得上生动活泼。但是整风抢救以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延安需要培养一批俄文人才，抗大成立了俄文队。抗大三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动员我去学俄文。我想上前线，不愿意去。李逸民看我那么想上前线，就说：你小小年纪，上前线能干些什么？还说学问如何如何重要，将来多么多么有用！已经上前线的人还抽回来培训呢，你本来就在后方工作，必须安心留在后方。李逸民宣布，这是组织的决定。这样一来，我不同意也不行了。1941年3月，我就进入俄文队，从干部又变成了学员，津贴也从三块五变成了一块。1941年3月到1941年11月，我所在的学校先后叫抗大三分校俄文队、俄文大队，1941年12月，抗大三分校变成延安军事学院，我们就叫军事学院俄文队了。军事学院院长是朱德，副院长是叶剑英，教育长是郭化若，政治部主任是黄志勇。1942年6月到1944年6月，学校规模扩大，改称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7月，增加了英文系，改称为军委外国语学校。当年俄文学校同学合影我在俄文队学习到1942年，就开始整风了。延安整风是两部分，上层整风和普遍整风。上层整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中央的什么事，直到我离开延安都不知道。整风开始，一般干部主要是学文件。1942年

西安事变后，我小学毕业。由于学习好，还会办个交涉，父亲同意让我上中学了。上中学，得到西安去考。我是春季毕业，中学一般是秋季招生。西安只有两所公立中学：一中、二中，春季都不招生。民间中学有几个，其中一个是车向忱办的竞存中学，春季秋季都招生，我就考这个学校。竞存中学在西安南大街，很小，但是教员比较好，教国文的老师张寒晖，《松花江上》的词、曲作者，实际是共产党。教美术的是张仃。学了几个月，我总觉得竞存不正规，想进公立中学，就和几个同学商量，去二中插班。我们让人刻了一个学校的假印章，搞了转学证。“转学证”上说，李彦贤同学有什么学历，希望转入二中学习。报名没有遇到障碍，考试差一些，考英文，字母我都不会。其他几门考得不错，人家还是录取了我，让我插班进了初二。二中是个什么地方？革命性一点也不比竞存差。共产党、民先队可以公开活动，国民党做事得偷偷摸摸。所以教员讲些什么，国民党管不了。西安事变后，二中校长是江隆基。我在二中上到1938年暑假。这半年没怎么学功课，但看书的面宽了，开始接触和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小册子。我学习，有股倔劲，看不懂还看，一遍不懂再看二遍，总得把它大体弄懂。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这样。看惯了中国小说，不习惯看外国小说,情节不连贯，跳来跳去的。有的书虽然看不懂，也有好处，它们使我接触到一些新的名词：经济学、哲学。内容深的书看不懂，就到书店找既便宜又通俗的来看，例如《朱德与毛泽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入二中时不是作了假吗？后来让人家发现。教务处头儿问：你怎么弄虚作假呢？我说：要不然我进不来呀？他说：好吧，你既然进来了，就上吧。

我从四、五岁起，就挖野菜，给牲畜割草，没完没了地劳动。劳动强度虽然不重，却没时间玩耍。所以，我的童年没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到了六、七岁，我就开始跟着大人割麦子了。我们那儿是蹲着割麦子，累得不行。大人割四垅，小孩先割一垅。他们在前后割，把我夹在中间，不断地催着快干，说割慢了，镰刀就要够着你的屁股了。大人割得飞快，把我拉下来，特难看。我人虽然小，也有自尊心，就拼命地赶。文革期间，我在干校，割麦子割稻子又快又干净，随收随捆好，这都是从小学会的。夏收时天气很热，麦地里和麦场上没有一颗树，没有地方乘凉，一晒就是整个夏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法子逃避劳动。有一天，我不想下地，用筛子往身上一扣，就趴在床底下睡觉了。全家人紧张极了，使劲地喊我。我迷迷糊糊地知道有人叫，装作没听见，继续睡。大家说，是不是叫狼吃了？后来还是在床底下找到我了。一年的庄稼活没有完的时候。麦子收完，松懈不了几天，又得秋种了。没庄稼活的时候，得去割草。割草也很累。父亲很厉害。割草割少了，他就问：你今天干什么去了？我就把草抖得很松，从外面看筐子高高的，里头并不瓷实。到了秋收，又紧张起来。一会儿摘棉桃，一会儿掰苞米，一会儿摘黄豆。黄豆熟了以后连根全拔，干这类活儿，经常把手扎破。冬闲时，我们家活还是多。我们家有猪，有牛，还有马。侍弄牲口相当费劲。要铡草，要喂食。马、骡这些大牲口要吃黄豆、苞米什么的。牛要吃麸子。牲口在圈里拉屎拉尿，踩得稀赃，必须及时垫上干土。先把土从地里运来，晒干，圈里脏了就撒进去。起圈也相当不易。在我们家，牲口是圈在一起的。牛吃饱了要卧，马什么时候也不卧。起圈时得把牛和马牵出来，牵的时候得防着马踢我。连粪尿带土的圈肥，每次去起，总能起出一两尺厚。起出后用车推出去沤上，就成了农家肥。干这些活都有我的份儿。我小的时候吃穿都很差。吃，只有过年好些。从初一到初五，可以连着吃包子和饺子。我很少穿新衣服新鞋，全都是捡哥哥的旧衣服。因为老是穿不合脚的鞋，我的脚趾头从小就挤得互相摞着。现在回想起童年生活，仍然感到辛酸。民国十八年，就是1929年，西北遇到大旱灾，关中地区有一两年没下雨。老百姓把能吃的树皮都扒光了。野菜也吃完了。老百姓急得向天祈雨。当年祈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见到过一个“神汉”，一丈多长的铁条穿过他的两边腮帮，上面挂着黄裱什么的，由两个人从两旁托着，护送到关老爷庙求雨。我生平两次挨饿。第一次就是小时候遇上的这次饥荒，我们家存有粮食，但父亲不让动，每天只拿出来一点点给大家吃。全家主要靠吃野菜。母亲成天领着姐姐和我挖野菜。我那时已经七岁，成了重要劳力。我们连牲口吃的苜蓿根也挖回来煮给全家吃。还有一种野菜，叫刺刺蓬，怎么煮也煮不烂，吃的时候喀嚓喀嚓响，难吃极了，真没法把它咽下去，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反胃。榆树叶和榆树皮黏黏糊糊的，还稍微好吃一点。那个时候真是饿得不行啊！灾荒后接着闹瘟疫。我们全家六口人，病倒了三口：母亲、我、妹妹。我们三个染上霍乱，上吐下泻，不能住在炕上，铺个席子，睡在挨近大门的地上，后来连席子都不铺了。我又吐又泻，躺着不能动，几个星期下来，人都脱了形，还能吃一点东西。父亲明知城里有名医，就是不给请。村里别的人家，也没有求医的。不看病，完全靠命了。老百姓用了个偏方：在地里挖个坑，把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倒进坑里，趁着水还没渗完，把水舀出来给我喝。那个土腥味呀！母亲和我挣扎过来了，妹妹死了。病后我又瘫痪了半年，只能勉勉强强地挪动身子。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还是给我派了活。我们家种了两亩西瓜，他就要我和外婆一块儿去地里看西瓜。父亲没给我和母亲看病，却许过一个愿，说要是全家平安躲过瘟疫，就给神献一台戏。他那么节约，由于迷信，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才把这件事情给办了。这已经是三四个月以后了。我的病好了，西瓜也卖完了，又到了冬闲时候。他请了个最便宜的戏班子，只安排唱一天两夜，这样可以省掉一些花销。戏班子的班主姓袁，由两三个人组成，白天木偶，晚上皮影，演出水平很低。老百姓嘲笑说：“马太的包子袁家的戏，不吃不看不生气”。一天演的是韩相子拜寿。屏幕上皮影表演很单调，老百姓主要是听听唱词。演员在底下唱一句，就牵动屏幕上韩相子母亲的头点一下。我到现在还能背几句戏文。本来，我是没资格上学的。父亲生我哥哥时，已经三十多岁了。生了个男孩，非常爱护，从小就供他上学。我是第二个儿子。到了我，他就不打算让我上学了。原因一是供不起，二是家里还得有人劳动。那时村子里没什么人念书。人们认为念了书也不会有出息。我的一个叔父念了好些年书，连个秀才也没中，村里人认为是白念了，种地反而变成了外行，还不如不念书呢。但我后来还是上了学，只不过上得晚，已经八九岁。一个偶然的事件促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父亲一个大字不识。他常常赶集买农具。有一次，他去买牛，就上了大当。那时候买卖牲口要纳税。从清朝到民国，买卖牲畜要纳税。一头好牛顶多值十来个大洋，一匹马就得好几十了。马税起码是牛税的两倍。父亲买了一头牛，可人家给开了马票。税务所一问，他说买的是牛，人家说，你的票是马票。我父亲回来，一直唉声叹气说，不认识字不行啊。这才让我去念两年书。他的目的是，让我念个三、五年书，认识字以后，他积一点钱，在街上开个买卖铺，叫我在那儿掌管。到时候，他赶集上街就有个落脚地，可以在铺子里的板凳上那么一坐，抽上一袋水烟，时不时地还可以买点好的吃。他这才下决心让我上学。上私塾也挺艰辛。老师鼓励小孩儿上学，教学生背诗：“天子逞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识字的老百姓泼冷水，认为读书没什么指望，也编了一首打油诗：“天冷地冻世人闲，念书娃儿实可怜。写字冻了笔墨砚，何日才得中状元。”

邢小群采访何方，始于2004年5月22日。迄今已经20年。当时何方先生82岁。在口述基础上完成的《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由刘火雄责编，于2015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17年10月3日，何方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5岁。一个月前，我们重新翻看采访何方的录音整理稿，感到与已经出版的《何方自述》相比，各有千秋。在细节的生动性，文字的口语化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于是在公号上选登了十几段，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人鼓励我们继续发表；有人希望看到全文，先睹为快；有人对人名、地名的个别笔误，提出更正意见。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当然，也遇到阻力。为了不拂读者的美意，我们决定从头开始，展示何方口述的录音整理稿——我原来叫李彦贤，现在的名字叫何方，出生于1922年10月18日，现在82岁。我一到延安参加革命，就把名字给改了。为什么把名字改为何方呢？一来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给家里找麻烦；二来也有点赶时髦。因为不但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许多人改名换姓，而且不少文化人也喜欢用笔名，如鲁迅、茅盾等。当时有这么一个潮流，参加革命后都想把名字改了。我学的是鲁迅和丁玲。那时候看这些人的新小说，得知鲁迅的母亲姓鲁，父亲姓周；丁玲的母亲姓丁，父亲姓蒋；两人的笔名都随母姓了。我母亲姓何，我就姓何吧，而且何家一个人也没有了。为什么名字叫‘方’呢？原来我选择的是何其芳的‘芳’。后来我在抗大当了助教，同事霍士章说，要那个草字头干嘛？叫何方还有点诗意。我一想也对，这样写起来也简单，就把那个草字头扔掉了。结果何方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是陕西省临潼县人。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始皇就在这里建城，设立了骊县。在县城的东西两边，有临河和潼河。北宋把县名改成临潼。到我出生时，临、潼两条河流已经干涸，只有河沟还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在县城北十多公里的地方，从西向东流过。所以临潼人称南依骊山，北带渭水。老百姓的说法是：“头枕白鹿观，脚蹬渭河岸”。临潼历来是西安的咽喉门户，县城离西安钟楼只有二十五公里远，现在快和西安联成一片，县也被改为西安市的一个区了。临潼早就以自己的独特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闻名中外。在骊山，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墩，引来附近诸侯率兵来救。后来等到申侯勾结犬戎来犯时，再点燃烽火墩已经不起作用了。这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现在骊山顶上还存有烽火墩的遗迹。在县城东边5公里处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被认为世界第八奇迹。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政要愿意前往参观一下。里根总统看了之后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到这儿来看看。在县城东边10

1969年3月，外交部开始把人往五七干校送。被下放的有上千人哪！周恩来说，外交部可以大大减人。留五百人，其余一两千人都可以下去。外交部知识分子多，下放的人也多。所以，在湖南、黑龙江、湖北、江西、北京郊区都设有干校。我的人生有几段重要经历，一个是青少年时代，一个是延安岁月，再一个就是干校了。我在干校呆了整整九年,从四十六岁呆到五十七岁，他们把我当作强劳力使用，我简直是拼命地挣扎。一开始下干校，还搞宣誓呢！让我们下去落户，带上户口关系，从此，人就从北京消失了。到天安门宣誓，我没有资格，因为我是被群众专政的对象。这时候，有一个友人来看我。他说，我没有礼物送给你，随便买了一个收音机。我说，很好啊！还可以听广播，比起那些没有用的摆设，我更需要。外交部摆出押送我下去的架势，大家坐在外交部包的火车里，浩浩荡荡地往江西开。在我的左右，一边坐着一个人，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但我没说什么，也没有权利说。我是外交部最早下去的一批。那时，我们家的人还没有下去。他们是当年11月份下放到外交部的湖南干校。夫妻在一个单位，却不让去一个干校。我要是跟宋以敏和孩子在一起，情况会好一些。外交部江西干校在上高县。上高这个地方没什么名气，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毛主席曾经从那里经过。陈昌奉后来路过上高时，一定要他指认当年毛泽东住过哪栋房子。陈昌奉认了一处，说毛主席行军时在里面住过。这栋房子就挂上红绸子，保留起来。在宋以敏还没下放的时候，小儿子上小学三年级，能写信了。他前面写“爸爸”：然后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光辉的学习榜样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只写一句：“我们都挺好的”。最后呼几个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前面是“敬祝”，后面是“万岁”，中间只有一句话。大概学校教写信就这样教吧！孩子也确实想不起有什么事情和爸爸说，但他们写的那些套话，却熟练得不行。干校时期第一个阶段，从1969年3月到1971年4、5月。我们连队一百多人，有四个专政对象，我是其中之一。被专政的四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原钓鱼台的负责人李巨业。他是“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的罪名是怎么安上去的呢？钓鱼台归外交部和中央办公厅双重领导，中办有权安排领导人住。有一次，中办通知他腾出一栋楼房，说有位领导要住。他问，什么人住？中办说，不能告诉你。他不干。结果是毛主席要去住。这下子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但他说，不能说我是“死不改悔”，我一定要改正！他在改正过程中，成了专政对象。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是外交部机要局的一个小青年。他曾在梦中不知怎么地说到：“刘主席”，好几个人都听到了，这罪证还跑得了？这位小老兄在下放以前，拿刀子把自己的手指头剁掉了一个。下放后，成了专政对象。专政对象得到什么样的待遇？除了押送到干校，还要无休止地批判斗争。否则不就成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了吗？中办在江西奉贤有一个干校，这边的人到那边取经。到奉贤取什么经呢？田头批判。就是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批判专政对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劳动，一休息就批我们。一个大队一百多人，下面分三、四个排，排下面还有班。四个专政对象不在一个小队。一般的批判是以班为单位，十多个人。在我们这一堆人里面，就我一人是专政对象。他们批判，我听。这也好，听就听吧。劳动紧张得不行，中间不让我休息，要接受批判。中午，大家都午睡去了，专政对象也不能休息。他们让修理工具，为劳动做准备工作。有时候工具修整得不错，比如镰刀磨得快了，大家一用很顺手。他们就在集合的时候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也一抓就灵。”有时候说我们没有把工具修好，开会时又说：“阶级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自然是田头再批判了。一天到晚折腾人。天天挨斗。批我什么呢？什么都批。五九年的事批；“文化大革命”的事批；而且说我是从小就坏，包括我在延安时就坏。因为我的档案他们都掌握。将近两年，除了劳动，学《毛选》，挨批斗，别的我不能干。我们是最先下去的，干的活主要是烧砖。我们一百多人都在烧砖。上高正好有一个轮转型的砖窑。据说是外国人设计的。大跃进的时候，用它生产过砖。后来不用这个砖窑了，里面存放些白灰什么的。我们去了那里，收拾收拾又启用了。烧砖是这边进砖坯，那边出成砖，中间火一直在烧着；这一圈烧完了，新的一圈又来了，根本就没个完。为什么要烧砖呢？是为了给以后来的大批人马盖房子。烧了砖，盖好了房子，后面大批的人才能来。外交部在江西上高干校盖了大批房子。烧砖任务相当艰巨。我得挑很重的砖坯，走上长长的木板，把它们送到进窑口；再从出窑口把烧成的砖头运下来装车。我一次拿起四块砖往车上装，手很快就磨破了，在流血。我干烧砖的活，相当累。江西夏天很热，在砖窑干活热上加热。我快四十七岁了，他们还把我编到最强的劳动力里面。我也是真干活，根本不惜力气。因为我们是创业的队伍。要盖房子，修马路，在丛林、荒地里修出一条马路来，那真叫披荆斩棘。后来在修马路的时候，我的手受伤了，非常严重，现在还有痕迹。烧砖不到一年。我就养猪去了。为什么让我去喂猪呢？因为原来的养猪人不认真，十头猪喂得只剩下了三头。于是叫我去喂猪。我喂猪出了名，使我们大队的猪场成了全干校的模范。干活嘛，总要想想办法，干着干着，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就会涌现出来。我这人喜欢动脑子，小猪一生下来，就训练它们听我的号令，叫它们回来它们就回来，叫它们出去它们就出去。一直到现在，宋以敏提到我的训猪术就想笑。我的孩子跟着妈妈从湖南干校到江西干校来探亲。他们想让小猪听他们的话，但他们怎么喊，猪都不理他们。他们说，看来还得用陕西话喊。但他们的陕西话不灵。我用陕西话一喊，小猪就往回跑。其实我有些办法。我种了一大片空心菜，它们按时回来就给它们吃。也许是条件反射吧？我这么一喊，就有一把空心菜吃。孩子们一喊，猪以为是喊着玩呢，连看都不看他们。可它们一听我的声音，那些跑远了的小猪马上停下步子，先支棱起耳朵、抬起头来看一下；等我再一叫，它们翻过身子，两个耳朵呼扇呼扇地跑过来了，真是有意思极了。我那时仍是十一级干部，工资一直照发。猪病了，我就自费给猪治病。有的猪得了哮喘病，我就给它吃土霉素。那药相当贵。当然，猪也养得好。加上我喜欢琢磨，研究怎么搞猪饲料，使它们长得快一点儿。我还训练猪不在圈里大小便，它们有专门大小便的地方。大小便不是为了起粪吗？就让它们到远一点的地方，给它们铺上草，在草里边大小便。我把猪训练得空前好。十多头猪又下猪仔，又很上膘。后来我喂的猪，说不清楚有多少头了。猪养得好，开养猪现场会，但我不能出面，因为我是专政对象。介绍经验的时候，由队长出面讲。队长根本不知道猪是怎么养的，却在那里胡说一顿。吹了一两个钟头散会，我在后边看热闹。让我养猪，我就独立了，谁也管不了我。在猪场，一切都由我做主。饲料搞好以后，猪放出去，我就可以看书了。头两年我看的书，主要是上面允许看的《鲁迅全集》。《鲁迅全集》中的许多文章，如《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甚至《呐喊》、《彷徨》，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因为没别的书可看呀？诗词、古文当时不禁止。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提倡的。从1969年到1971年，我的日子过得相当紧张。劳动很累，除了烧砖和养猪，我还得种稻、割稻。侍弄庄稼，我也是干得最快的。我还要经常挨批斗。但是我有个长处，群众关系比较好。一直到现在，在外交部也好，在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也好，没人叫我官职的，都叫我“老何”。我喜欢开玩笑，热热闹闹的，他们觉得我没什么架子。所以在干校，有些人觉得这个老头人还可以。批判我时，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凶，其实很同情我。有些人头一天就告诉我：老何，对不起啊，明天派我批判你了。我再怎么喊，你别在意啊。我说：“那请便吧。”

甄别之后，开始传达毛泽东反对“三风”：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我又从右倾错误变成“翻案风”了。他们说我在搞翻案。甄别结论没有写我翻案，但实际上留的那个处分：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撤职改为降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几个人，就我留的尾巴厉害。李汇川、徐达深原来的结论都被取消了，甄别后就没有事了。我要是当时只检讨、不较真，可以好一些。学习班一散，林中马上就出国了。他态度好，我的态度不好。我在全部大会上受到不点名批判：有的同志，我们党再三地挽救他，再三地苦口婆心，他就是顽固不化。

1959年下半年，问题越来越暴露，困难越来越多了，包括吃的、穿的、发各种各样的票证，全国情况很明显地不好。那么，就压缩空气，毛泽东本人也在压缩。一个郑州会议，一个武汉会议，都是压缩空气的。为什么叫“压缩空气”呢？因为大家头脑发胀，空气太膨胀，要把它收一下。但是空气一下子压缩不下来，因为一些人才吹完牛，怎么能又说不行了呢？原来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冶金部长说，用不着，我们两年就能赶上英国，五年就赶上美国了。我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原因是发给张闻天的所有文件我能看到。张闻天给我的任务是，我先看，看完以后，哪些给他看，哪些不给他看，由我来决定。加上我又住在他家里，尽忙乎这些事了。我比搞国内问题的人还能多知道一些情况。我搞国际问题，外国的评论我能看到。国外有人说，中国的大跃进是瞎胡闹。中国人发疯了：到处挖地，到处抓麻雀、抓苍蝇。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写的访华杂记，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到了中国以后，一下飞机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有五、六个人追一只苍蝇。艾德礼当过首相，后来是工党领袖。中国爱搞人海战术。抓麻雀也是，全民总上阵，连小孩都上去了。有人给毛主席提建议，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无蝇国，首先城市要变成无蝇城，谁先变成无蝇城呢？当然是首都。除了打药以外，打活苍蝇，苍蝇的蛆也得捞。有同事的儿子，因为捞蛆，掉到粪坑里淹死了。捞多少蛆是学校规定的，有任务。打苍蝇、抓老鼠都有任务。老鼠不好计算，就割下尾巴上交。驻坦桑尼亚大使的儿子因为打麻雀出了事。有一只麻雀藏到楼顶上去了，小孩怎么打，它都不下来。于是就搭了个梯子爬上去抓。结果，“咣当”一声，他从楼上摔下来了。脑子被摔坏了，再怎么治也治不好了。我一方面因为工作太忙，另一方面对这玩艺儿也不大以为然，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不仅自己抓麻雀不积极，而且还干涉别人抓麻雀。我说，我晚上得睡觉，你们白天晚上都在院子里嚷嚷，我明天还干不干活了？我和宋以敏两个人都是近视眼，抓麻雀时看不见。在五九年，应该说张闻天也好，我也好，对这些群众运动比较消极。那时，好的、坏的、假的、真的，各种各样的反映很多，看多了以后，对事物真假的看法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本来我说话是相当守纪律的，有好多事情是不对宋以敏谈的。顶多提示她：现在你应该注意研究什么问题，回去注意点。宋以敏对我也有意见。有的时候外面来的熟人也对我有意见。他们想从我这儿打听一件事情，也不容易打听出来，就说我架子大。这是国家大事，我不敢随便乱说。你不高兴就不高兴，拉倒。我看到一些材料，不敢说。过去共产党员都比较自律，我奉公守法，这是张闻天的规矩，也是我自己生来的性格。我上班、开会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都是提前到。出于这样一些原因，我当然不会乱讲。七月份，张闻天上了庐山以后，我的任务就更重了。跟他去的是秘书萧扬。我不能去，我要管外交部里的事。因为我在好多事情上是代表他的。所以，他就把我留下来。张闻天去了，一开始不是开神仙会吗？我的任务是每天给他送材料。中央有机要交通，每天把送给开会的人的东西弄到一起，然后送到庐山。外交部有什么大事，张闻天得知道。我就挑他应该看到的材料，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我变成了后勤部长，给他提供材料。其他工作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大摊子事还得做。后来批判我，第一件事是说我送炮弹。其实就是送材料，因为发到他名下的机要材料都要送到我这里来，经我挑选。如果那些材料全部都看，一天也看不完。我有时候还翻一翻，他连翻都懒得翻。因此，我给他拿的，是经过挑选的很少一部分。第二件事，是说我打电话鼓励张闻天发言。张闻天上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动静。有一次，我给萧扬打电话说，你们这两天干什么呢？他说，闻天同志想在小组发言，但是现在还在犹豫。我说，小组会发个言，还有什么犹豫的？张闻天想在小组发言。他给陈毅打了个电话，汇报庐山会议的情况，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发言。陈毅说，讲，没问题，你什么话都可以讲。陈毅是个炮筒子，积极鼓励他发言。陈毅当时是在北京坐镇的，那时候副总理就他一个在家坐镇，其余的人都去了庐山。我根本不知道发什么言，讨论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就来了这么几句。我说小组发言，还不是小菜一样？连提纲都用不着写，随便讲。谁晓得那么复杂？张闻天亲自写了提纲，最后倒了霉！突然，有一天，陈毅召集部领导开会了。我是党组秘书，参加了会议。陈毅在会上说，庐山会议出事了。正在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人。陈毅最后说：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谁要是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开除谁的党籍。所以，这事宋以敏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随便乱说。对任何人也不敢说。庐山会议开完了，这事就正式传达了。说他们反党到了相当猖狂的地步。这我就蒙了头。我也不知道他们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但我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咱们历来是有问题一牵连一大堆人。我说，这下子可完了。我同张闻天的关系不同一般。他的秘书一般都是跟他几年，而我是跟了他十多年。

张闻天晚饭后散步的时候，经常讲大跃进中的各种洋相。他了解的情况多。刘英的弟弟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和我们很熟。他跟我们说：炼什么钢铁？好好的钢反而变成了烧结铁，质量更坏了。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烧结铁，原来是不知道的。这种话他不能在冶金部里说，只能在遇见他的亲戚朋友时讲。废钢本来可以炼成好钢，可是全国把好多废钢废铁放在土高炉里炼，变成烧结铁了，一点用处也没有。我那时候工作忙得要死。有一次，大家都去劳动，修人民大会堂去了。我想，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之一，我连一锹土都不挖不行，就劳动去了。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在那儿挖坑，中午来了一个电话，叫我马上回去。陈毅要召开党组会。他把我批了一通：这个何方，赶浪头！听说人家去劳动，他也去劳动！出了什么问题呢？尼泊尔来了一个紧急电报，文电科的一位同志压了四个钟头。周恩来发脾气了：这么重要的电报，人家紧急请示的事情，谁压的？查！一声号令，就查到了文电科这位同志了。再查，又查到我的头上。我是什么责任呢？办公厅日常工作归我管。领导中途把我叫回来，不准我劳动了，而且以后也不准我再去。陈毅批评我，你为什么不把文电管好？大跃进一开始，张闻天不是毫不动心。他也有点头脑发热，觉得中国的发展应该快一点。后来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之后，张闻天发现有点不对头，但也不敢说什么。有一些事，他是不干的。一、不在后院种庄稼。人家要求外交部在部内挖坑，在门口也挖坑。外交部门外已经把人行道挖开了，种上了小麦，一直种到了大华电影院门口。那小麦只长出这么高，简直是开玩笑。二、外交部不炼铁。张闻天说，胡闹！炼什么铁？你能炼铁？你知道钢是怎么个炼法？又没有铁矿石！他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一瓢冷水泼下去，中央机关党委就来干涉了，说，你们不响应中央号召。但他们又不敢惹张闻天，张闻天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机关党委就批评外交部机关党委。部机关党委说，部党组不让我们搞啊。三、外交部不搞外交公社。当时，教育部已经变成教育公社了。钱俊瑞当时挂了两个帅印，既是文化部党组书记，又是教育部党组书记。大跃进时，他把教育部搞成公社了。以后，大家就都成了公社社员，他就和大家一律平等了。钱俊瑞和张致祥都拿了杆枪，在文化部的门口站岗，一站四个钟头。以此表现他跟普通人一样，轮到他，他就站岗。各部委之间互相取经，外交部要不要公社化呀？于是外交部党组就讨论开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章汉夫。他说，拿一杆枪站四个钟头的岗，我可站不了。他血压高到二百多，胖乎乎的，让他在那儿立正站四个钟头，他受得了吗？外交部的干部既没在部里、也没派到外面去大炼钢铁。后来人家批评外交部搞特殊化。特殊化就特殊化吧！

张闻天是一个节约专家。他一九五三年回国述职，参加了财经会议，那时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该根据朴素大方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重新做出规定。他说，每年五一、十一大游行太浪费，顶多搞一次。体育队和文工团才把这次游行准备完，又得接着准备下一次游行，他们还干活吗？空军表演也是，一年五一和十一两次检阅飞行。有些东西搞了一次，下次就全用不上了。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表示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等。从西郊机场到北京饭店，沿路的人群不能稀稀拉拉，要排满，得多少人啊！苏加诺来了，百万人上街；尼赫鲁来了，百万人上街。这个来了，倾巢出动，那个来了，没有倾巢出动，待遇不同，也惹麻烦。应予精简。为了这类活动，有时工厂要停工，学生要停课。这既违反国际惯例，又造成大量浪费。毛泽东重视这条意见，认为值得考虑。说：你和贺龙组成一个班子，抓一下这件事情。张闻天不想具体管这件事，意见提完了，赶快回苏联使馆去了。以后，每年的庆典活动确实从两次减成了一次，另一次改成游园活动。但是外宾游园，也干扰百姓。苏加诺来的时候，在颐和园组织了一次游园活动。他们游园，咱们得净园。那一天就把老百姓全都赶跑了。园子里十步一个桌子，放上茶点、花生等小吃，让在里面游园的人随便拿随便吃；二十步又是一个什么表演台，等等。乔冠华、陈家康、我们这些人在这儿吃几颗花生，在那儿吃几块糖。这么搞，完全是浪费。张闻天回外交部工作后，把他提过的意见精神拿到了外交部：反对铺张，反对夹道欢迎等等。周恩来喜欢铺张。毛泽东也对铺张有点兴趣，还是喜欢把规模和声势搞得大些。比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过分盛大，搞夹道欢迎等。周恩来办事，喜欢充大方。有一次范长江对我发牢骚说，他叫总理给训了一顿。原来，乌兰诺娃到中国来，气候不适应，感冒了。总理训范长江说：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路旁草！现在立即以大姐的名义给她送一件貂皮大衣！后来缅甸文工团来，一人送一件皮坎肩。缅甸属于热带，一年到头热得要死，还送皮衣服。1955年张闻天把诸如此类的事情反映上去了。他按照国际通例，说明哪些东西该有，哪些东西不该有，应该去掉，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礼宾要改革，接待规格要降低，哪些东西要取消，送礼、宴会应该怎么样。在宴会中，咱们请他们吃人参、燕窝、熊掌这些十分名贵的东西，外国人吃了还不高兴。苏加诺吃的时候挺高兴，吃完以后，一听是熊掌，大发脾气：怎么拿那个脏东西给我吃？因为他是穆斯林。

1955年1月张闻天回国了。宋以敏要生孩子，跟张闻天坐同一列火车回去了。刘晓接替张闻天当大使。刘晓无论如何不放我，说你不能走。他给外交部打电话要把我留下。我无所谓，留下就留下，回去就回去。张闻天几次打电报给刘晓，让我立即乘飞机回来，一刻也不许耽搁，行李等以后用火车运。我是1955年3月中旬回外交部的，回来后第二天就上班了。宋以敏就要生孩子了，所以我们请了个保姆。当时，我们只有一间很小的小平房，家具也很简单。我就跟外交部管行政后勤的人说，得给我找一个地方，我爱人要生孩子了。张闻天知道了这件事，对我说，自己的要求不能过分，个人的事情不要太强调。好吧！那我就不强调吧。其实，分配房子又不用张闻天管，我并没有和他直接联系。只是张闻天太自律，对他周围人的物质要求的限制简直过了头。但是外交部还是给了我两间大一点的房子。我的大儿子是三月十八号生的。

1954年4月我国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会议。这个会议分两段，一共开了三个月。我参加了前一段两个月的会。这一段讨论完了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还没讨论完。我是从使馆被临时调去的。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驻苏联大使馆调了几个人去。除了我，还有李汇川、周砚、施谷、李则望等。把我调去，就是要我参加起草文件，主要是起草周恩来的发言。这个会议几乎是每天开，也没什么内容，净讲空话，可是报纸上得连续登消息，那你总得写出来呀。我们经常是工作到凌晨，给周恩来写发言稿或者研究问题。就是在这次日内瓦会议开始，我同周恩来有了接触。从使馆回国后，又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过一些政府报告和文件的起草工作。我们的代表团很大，有一、两百人。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大干部，乔冠华、陈家康、黄华、龚澎等外交部地区司和业务司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从其他单位来的。周恩来、张闻天他们住在别墅里，我、马列、陈浩等几个小干部也住在别墅里。因为别墅很小，其他人都住在外面的旅馆里。咱们那个时候技术差，请苏联人帮助查一查，结果，从电话上，椅子下，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查出二、三十个窃听器。当时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次在国外开会，大家吓了一跳，紧张得不行。日内瓦会议开会时，咱们的规矩是这样的：开会的时候，一部分人去参加会议，另一部分人还要搞对外活动。对外活动的人以王炳南为首。王炳南办法多，就去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大使及通讯社的记者们联系，然后晚上到总理这儿来汇报。每天晚上他汇报时，我当然是坐在那儿听了。但是窃听器的问题，怎么对付呢？咱们已经搜寻了一遍了，但是怕还有。一个办法是把洗澡间里的水龙头打开，拼命放水，让水哗哗地流着；另一个办法是把收音机打开。这样搞了几天，弄得连自己人说话都听不清楚了。于是总理就说，算了，洋人要听就让他听吧。这才不放澡堂里的水了，也不放收音机了，各人讲各人的。有时候人们讲着讲着就吵起来。有一次李克农就吵上了。李克农批评总理说：你这个司令员一竿子插到底，一下子管到连排长，还要我们这些团长干什么？弄得总理下不来台。总理说，克农，你喝多了吧？克农说，我没有喝多，我没醉！后来周恩来打圆场说，克农一定是喝多了。于是人们就把他拉走了。后来刘英也说过，刘伯承曾经笑话过周恩来，说周恩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长征时白天和大家一起行军，晚上累的不行了，可他就是不睡，还要批电报。那时候用的是毛笔，他批完的电报，人家根本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因为上面是一团一团的墨。显然是太瞌睡了，手不听使唤点在纸上的。我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发现他管的事情细极了。总理确实是事无巨细，一竿子插到底，包括打字。这本来是我负责的。我写好稿子以后，他看了，改完后说：何方你拿去给打印清楚。我就拿给打字员刘兰云和史华两个人去打。她们两个都是外交部的打字高手。打完字以后，一会儿，周恩来说，叫史华来。他又有事吩咐。他这个人的记忆力真厉害！他能把大家的名字都记下来。比如，他问宋以敏：你姓什么？哪儿的人？随便问你三、两句，过十年以后他一见了你还记得你。有个大使叫陈志方，是个老红军，是他在中央苏区见过的。他们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面了。总理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陈志方。周恩来的记忆力真是惊人，记地名、人名、时间等真是厉害！和总理在一起工作，大家对总理是很尊重的。总理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对大家还是很照顾的，当然有时候一块训人，也挺厉害，特别是训他自己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个花盆应该摆在这儿，你为什么摆在那儿？但是他一般对秀才们比较客气，对我们这些人比较客气。我把稿子写成这个样子，有时候也是大家的意见，他还得考虑。这个代表团的规格比较高，我在这些人里面是小不点儿，而且比较老实。一些滑头到了后半夜瞌睡了，就偷偷摸摸地溜了。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铁打的。他晚上干一晚上，第二天又得去开会，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睡觉。有一次，他带着黄华回来了，一看，光剩下了我一个人，就问：陈家康呢？我说：他说他头有点昏。又问：乔冠华呢？我又找了个理由给他含糊过去。那时候参加写材料的人有：乔冠华、陈家康、宦乡和我。老老实实地干活的只有宦乡和我。其余的人都能摸到周恩来的脾气，有时可以偷个懒。而且他们不在别墅里和周恩来一起住。我是和周恩来住在一个楼里的，吃饭也在一起，所以他经常抓我。在日内瓦时，乔冠华、陈家康、章文晋等我们这几个人喜欢东拉西扯地聊天，曾经开玩笑说这是个“废话协会”。有一次吃饭时，陈家康对总理说：总理，下一届政协是不是给我们“废协”也搞几个名额啊？总理说，哪个“废协”呀？陈家康说，我们成立了个“废话协会”。总理说，胡闹！什么“废协”，还要名额！外交部这几个人回到部里之后，还常开玩笑地说我们“废协”如何如何。到了反右派斗争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大会上讲：有些人有一种右倾思想，不好好工作，成立什么“废协”。“废协”竟然成了个话柄。反右派，反着反着就把陈家康批了一通，说他搞“废协”。那“废协”算个什么玩意儿呢？它又没反党，它只是开玩笑。章乃器说过，对共产党，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顾准。还有一个就是陈家康。陈家康是个怪人，他的家里没有沙发，他在家里坐的是慈禧太后坐的那种硬木凳子。他是个懂文字学的副部长。做外交工作，一天三本《参考资料》他不看，弄了本线装书往那儿一放。有一次让总理看见了，总理说：家康，你看什么？他说：没看什么。可是线装书就放在那儿，很显眼呀。章乃器为什么佩服陈家康？我不知道。大概章乃器是说他有学问的意思。“文革”一开始，陈家康就被外交部领导抛了出来，不久就因心脏病发作，在湖南五七干校去世了。在日内瓦，会下的生活还是很热闹的。俄文高级翻译李越然是个语言天才，还挺幽默，学谁讲话像谁。他不懂法文，可是有一次学孟戴斯.弗朗斯发言，腔调竟惟妙惟肖，惹得周恩来大笑。在日内瓦，张闻天发现了一个苗头。有一天他跟我谈：看样子总理好像是很信任你的。我说，我不过是个劳动力而已。他说，危险。他怕周恩来把我调走，就和我说，你干脆别再参加这个会议了。结果会议还没开完，我就被精简了。6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解散以后，中央对张闻天的安排是，两个工作由他挑选：一个是去当苏联大使。因为原来的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干了一年多，身体支持不了，回国了。另一个是到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去当主任，做后来中联部做的那些工作。张闻天考虑的结果，选择了去当驻苏联大使。于是他决定把我带到苏联去。原因还是那两条：一个是我能帮他写点东西；另一个就是我懂俄文。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愿意去，就在1951年4月随着他到莫斯科去了。驻苏联大使馆不是一个新建的使馆，人家已经有了一套人马。政务参赞是曾涌泉，文化参赞是戈宝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曾涌泉是我们俄文学校的校长，我是他的老部下了。他后来到波兰当了大使，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所以，张闻天去苏联只带去了不多的几个人。我是一个，还有徐达深、李汇川和他的生活秘书陈国泰。我们这几个人后来都从使馆调到了外交部。徐达深在使馆当了商务参赞。李汇川是一秘，兼张闻天的政治秘书。我没当过张闻天的秘书，但是从辽东开始，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在外交部1959年批判所谓张闻天的“反党宗派集团”时，我们三个被定为“集团”的主要成员，把我排到了第一名，徐达深排第二，李汇川排第三。1959年后，徐达深被调往宁夏，“文革”后回到北京，当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最后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当所长。李汇川后来当过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我一到使馆就当研究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1955年3月离开苏联。外交官衔去的时候是二等秘书，后来是一等秘书。自从张闻天当大使之后，他就把研究工作摆到了使馆工作的主要位置上。张闻天有学问，好研究问题。他认为：外交工作主要是研究工作。使馆在外，是国家的耳目，除了处理一些国家的外交事务，像送往迎来、礼宾、或者是谁去世了代表国家去吊唁等等这些经常的业务，就得搞一些研究工作。外交系统，在外交部内和在各个大使馆成立研究室，是从张闻天开始的。我是驻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让使馆各部门的负责人，不论是管秘书的还是管领事和行政部门的，都到研究室轮训一遍，一般是呆个一年的样子，有的时间短些。像曾涌泉、戈宝权这些参赞，和在我们俄文学校当过教员的邵天任，都来我们研究室轮训过。他们有的曾经是我的老师，我怎么领导他们呀！那个时候和苏联的关系好，在苏联做研究工作有个有利条件。中苏之间除了外交关系外，还有党的关系。咱们和人家联系，首先根据党内的身份：张闻天是我党的政治局委员，请你党马林科夫与之联系，等等。存在着党的关系，使苏联对我们很优待。苏联塔斯社印发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有好多包，这么高的一摞。除了翻译的西方通讯社消息，还有苏联驻世界各地记者写的内部分析研究报告。资料来了以后，我就过一遍，挑出一些来，请研究室摘要反映。这些反映主要给使馆的领导和其他同志看，让他们知道当前的大体情况。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路过莫斯科时，也都送给他们看。有些材料还需要向国内报。张闻天在使馆所有的机构里面特别注重研究室。

东北一解放，张秀山就找我谈话，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张秀山说，现在鞍钢缺人，让我到鞍钢工作，做什么工作他没有说。他说，你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年轻，那时候我大概二十六、七岁吧；二是懂外文。他说，要搞好这里的建设，将来必须得请苏联专家，所以懂俄文很重要。我坚决不同意。我说，不行。搞个土改，发动个群众，或者是搞搞宣传工作，我还比较熟悉。那时候他比较客气，又说，要不行，你做青年工作怎么样？那时候人们都不愿意做青年工作。共产党里面有两件怪事：一个是人们不愿意做青年工作，一个是不愿意做妇女工作。所有做青年工作的人，都带有勉强性质，比如像韩天石、黄中、荣高棠这些人，都是上面安排非干不可，才上了青年工作这条船的。这时候已经到一九四九年。这年“五四”的时候，要在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这之前，三月份辽阳开了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各省都要去代表团。辽南也要去代表团。张秀山说，你要是不愿意去鞍钢的话，我们马上要派代表团到北平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你去吧。我一想，这个事还不错，可以，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就让我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去了。青年代表大会无非是选主席和几个副主席，选出来的有廖承志、荣高棠、蒋南翔等人，主席是廖承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两套班子，一套是咱们自己的青年团，一套是全国青联。全国青联代表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就找郭兰英、张瑞芳、秦怡等人唱歌。这些人都是青联代表。他们都是有名气的人。开会我照例去就是了，还领了个警卫员去。都到了北平了，你还带警卫员？人家虽然也允许带，管饭，一切都是公家管，现在看来不怎么妥当。开完这个会，我又回到东北去了。这时把东北从九个省并成四个省了。辽宁分两个省：一个是辽东省，一个是辽宁省；辽南、辽西这两个省去掉了。辽东省的省会在安东，现在叫丹东；辽宁省的省会在沈阳。东北局也在沈阳。回东北要经过东北局，要汇报啊！东北局管青年工作的青委书记是韩天石。韩天石跟我谈，你现在得做青年工作了。我说，我只是去开个会，开完会，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说，你做青年工作才能去开会。你还是做青年工作吧。我说，不行，搞青年工作我没兴趣，是不是让我搞别的工作？他说，不行。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结果还是得服从组织分配。我说，不行那就去吧。他说，东北局决定，做青年工作的人不能随便离开岗位。他分配我到辽东去。但是，

发表小群采访何方的口述片段之一后，许多读者很感兴趣。这里再展示一个片段。何方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已经进东北了，首先学俄文的就得去东北。我们俄文队是第一批宣布去东北的，共有三十多人，专门一个队。除了我，有蓝曼、马列、谢文清、罗焚，还有许文益。我们大队带队的是张秀山。除了我们学俄文的之外，去东北的人各个单位都有，有学炮兵的，有学工程的，有鲁艺的，各种各样的人。无论在行军路上还是到东北之后，这个队伍都是准备去打仗的。我们离开延安，要经过晋西北和晋察冀去东北。路上有些县还由日本人占着，铁路也由日本人管着。日本人投降还有一个过程。咱们向他们的驻地发布命令：向八路军某某部投降！日本人根本不理。当然，他们见了八路军也不打了。他们只向国民党投降，而国民党还离得老远，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去接受日本人投降，也不知道。经过日本人占领的各县之间的空间，通过封锁线，都得有人打前站。打前站有一定的危险性，到了晚上，一不留神就可能跑到敌人占据的地方去了。一次，两个打前站的人就丢了。九月二日出发，一开始步行，一天走五十里。我们经过清涧到了绥德。抗大的总校就在绥德。那时何长工当副校长。他欢迎我们，给我们讲话，说中国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咱们过去的那一套不行了，得准备议会斗争什么的。当时全国都讲这个，不是只有刘少奇一个人在讲。我们在碛口过了黄河。记得那个时候黄河的水并不大，但还是怒吼的。大家情绪很高，唱着黄河大合唱，乘着小船分批过了河。过了河就是晋西北了。这是我们的地区。有几个县城，还在日本人的手里。过封锁线很紧张，我们各队之间拉得很长，一天一夜得跑个一百四、五十里地。有的女同志跑不动，由两个力气大的男同志拖着跑。谁打前站，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各队管各队，走过去就完了。这样，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过了左云，就到了张家口。那时候的张家口，我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十三万人，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大城市了。延安本来不到一万人，城里只几千人，后来那里除了干部，已经没有什么老百姓了。在我们离开延安后的这段时候，国民党方面的刘善本起义了。他驾了一架飞机落到了延安，这下子咱们也可以利用飞机了。飞机呼地一下子，就从延安飞到了张家口。我们的校长曾涌泉就是坐飞机到张家口的。我们走了一个月，他只用了一两个钟头。曾涌泉这时候一听说俄文学校的队伍过来了，就来看望大家，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公斤砂糖。可是，延安整风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了：有的同学根本不理他，连见都不想见他。在张家口休息了一天，我们继续步行。那个时候能休息上一天就算不错了。我一直是打前站的。打前站相当辛苦，要给大家号房子，谁住到这儿、谁住到那儿，都要先搞清楚。打前站也有个好处：不用排着队走，行动比较自由。这就可以买点儿好吃的东西了。我身上不是有几块钱吗？这几块钱在路上用处大了。买点儿油饼啊，买点儿好久没有吃过的一些东西呀，买点儿香烟呀。东西就那么一点儿，等大队人马一过来，他们就买不着什么了。我一路上花得只剩下了一两块大洋，后来就给了我的警卫员。一路上还是比较轻松的。在没有遇上敌人时，我们还和鲁艺的人互相拉着唱歌。行军中的洋相也不少。比如说，我们走到了山西，在村子里睡觉。老百姓的鸡老叫，影响得我们睡不好。我们队里有几个人就起床把鸡给抱走了，抱得远远的，绑在一棵树上。这下子坏了。那个养鸡的老太太一起来，听不见她的鸡叫了，就到处叫着找她的鸡。这时还没有到早晨呢，我们更睡不着了，又不敢承认鸡是我们给弄走的。行军时也挺热闹。路过我们自己的地区时，老百姓欢迎，大姑娘拿出枣子给我们吃。我们纪律严着呢，想吃也都不能要。我们一路步行，一直走到了承德。

今天早上，读到老友王东成的新作：一曲短歌唱湖湘：一有位朋友多受难，因生二孩下讲坛。强制罚款数十万，荣升图书管理员。怀揣国家教师证，登台上课没几年。声名远播海内外，不知是佛还是仙？二湖湘学子有气象，性格倔强热心肠。好辩是非识真伪，不讲情面论短长。气蒸云梦左今亮，义壮昆仑谭浏阳。洞庭波涌青山秀，岳麓风卷苍鹰翔。王东成自知新作不合格律，注为顺口溜，打油诗。但作品的内容，却不是无病呻吟，而有大义在。前一首谈到“有位朋友”，也是我的熟人。他大名杨支柱，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新千年以来，发表了不少文章，要求纠正一胎化政策，把生育权归还公民和家庭。看到国家迟迟不肯调整人口政策，于是和妻子商定，2010年生育了第二个孩子。接着，他遭到巨额罚款和行政处分，被赶下讲台，做了图书管理员。杨支柱始终不肯低头，坚持反思计划生育失误。时至今日，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跌，势如断崖，不可逆转，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在经济、社会、教育、家庭等领域，将继续发酵。一胎化的苦果，还会有几代人品尝。真理是掌握在杨支柱一方，还是掌握在惩罚他的掌权者一方，再清楚不过。更有深义的是第二首。当时写文章要求结束一胎化政策的国人并不少，公开发表言论的同时，以身试法，只有杨支柱一人。张艺谋“超生”，虽然罚款数额更大，但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人口政策的公开批评。王东成谈到杨支柱的行为和籍贯的关系。杨支柱是湖南人，身上有种湖南人的犟脾气，不但“好辩是非识真伪”，而且勇于付诸行动。王东成联想到左宗棠（左今亮）、谭嗣同（谭浏阳）等湖湘先贤。“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为了变法维新，不惜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人格楷模。杨支柱决定生二胎的时候，也做好了遭受打击的各种准备，他的行为，亦如飞蛾扑火，只不过牺牲的不是生命，而是教职。至今未见纠错。经常看到有人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缺钙。其实，不缺钙的知识分子就在我们的周围。中国社会所缺少的，不是对左宗棠的赞美和追捧，而是对谭嗣同的理解、尊重和保护。在杨支柱受到权力打压的时候，王东成曾和几位同事曾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领导：我们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普通教师。我们从非正式渠道得知法律系杨支柱老师因生育二胎受到处分。我们愿意就此事向学院领导坦诚地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议：一、无论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开放二胎生育，是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吁，也是中国人口学界多数专家的共识。一个时期以来，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二、杨支柱老师是一位有学问、有思想、有责任感、有人格魅力的好教师，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同行的赞许。他留在学院的讲台上，将使学生受益，使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受益。如果因为他违反行将过时的计划生育规定而迫使他离开讲台，是学院的损失、学生的损失。三、我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多年，视学院的荣誉为自己的荣誉，愿与学院甘苦同尝、荣辱同当。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转型都是从少数人先行一步开始的。我们建议，学院领导高瞻远瞩，以发展的目光处理此事，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如果能够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老师免于处分，势必赢得全校大部分师生的支持，赢得社会舆论的好评，为我们学院赢得荣誉，也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老友陈为人近日著文，回忆办公号的酸甜苦辣，展示如下：

昨天的文章提到安子文、薄一波向刘英表示，感激张闻天承担责任，“要不是闻天，我就是叛徒了。”今天再把相关背景做一些介绍。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失势。批刘进入高潮后，中央发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坐实刘少奇“招降纳叛”。此前，从南开大学的学生组织，到中央的专案组，多次找张闻天调查，让张闻天交代。张闻天在1967年2月18日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写的证明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急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这信的内容是同我后来记得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差不多的）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需要什么代价，一下子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在请示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告诉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至于刘少奇以后如何具体处理此案，如何分配出狱干部，出狱干部儿做了什么工作，我都没有过问，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我一直知道的很少。最近在你们调查材料发表后，我才知道多一些，后来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又如何审查了这批干部？特别对他们的“假自首书”的内容是否审查过了？刘少奇当时做了什么解释？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在中央做过干部分配和审查的工作。张闻天1967年4月18日在给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的证明中说：又回忆到一点情况如下。我记得刘少奇出去后不久，曾派一个交通员王林到中央，那时中央还住在瓦窑堡，不在延安。一天下午，王林来到瓦窑堡，送给我一封紧急信件，要我当场拆阅，并立即在一个信件上签字后退还给他，好让他当天就回去。信件内有一封是刘少奇给我说明问题的信，一封是刘少奇代为起草，要我签字后退回给狱中同志的信。不是像我上次说的狱中同志的“请求书”，即包含有所谓三个条件的信。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是博古同志兼任（他是西北政府办事处主席），所以我就拿着信件去找博古，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照刘少奇的意见那样做，对工作有利，同时事情又那样紧急，所以我当场就在王林同志的督促下，用毛笔签了字，交给王林拿走了。王林当天没有走成，但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我记得他甚至没有要我写回信，我现在也记不清楚写了回信没有，我记得王林是知道信的内容的，因为他催我当场签字时说，如果此事不赶快办，就要来不及了。似乎一切都已具备，只差我签字的信了。当时，张闻天处境很艰难。他在1959年已经被打入“彭黄张周”集团，文革开始后遭到多次批斗，但他仍然承担了责任。对此，刘英回忆：1967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搞起抓叛徒来了，抓出了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就是1936年薄一波等61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南开大学两派一次一次地找闻天。找闻天有时晚上来，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要出来就叫孙世平开锁进门。有一次还把他和杨述一起抓到天津去了。当时我以为他不能活着回来了，是周总理通知经济所把他弄回来的，他半夜一点才回到家里。我说你怎么回来的？他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组”来追查。他们说康生指示，你们可以立一个功：刘少奇交代，这件事是经张闻天批准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说，是中央书记处有电报叫放人的。闻天记得，确有一年刘少奇写信来，说这些同志可以履行手续争取出狱；信大概是交通员王林送来的。但据说王林后来交代，说他没有当过交通员，没有替刘少奇带过信。其实交通员不只是王林，还有一个鲁奔，但他已经牺牲。闻天只好说，他收到刘少奇信这件事，是直接向毛主席说的还是在中央的会议上说的，已记不清，刘少奇是带信来的还是有电报来的，他也已经记不清，要请示组织。其实当时这类事情都是要向毛主席说的。他就给康生写信，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嘛！第一封信写得很短，只说刘少奇那里来的东西是信还是电报，希望查一下档案，以便答覆学生。我认为康生是不会回答的。过了两天不见康生回音，红卫兵又逼得很紧，闻天就给康生写了第二封信，说：刘少奇为了救这批同志有请示来，要中央批准他们履行手续，此事是否经过中央批准我已记不很清，但是我应负责。他在括号里说明：我是在中央负责的。当时闻天跟我讲，这件事是毛主席批准的，但是不能让毛主席或中央承担责任，那就由我自己来承担吧。然后就在那儿等。闻天还是每天“上班”。有一天闻天从经济所受审回来后很紧张，对我说，今天来了两个穿军服的干部，很凶，一来就叫我站起来念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我交代问题。说：他们是康老那儿派来的；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嘛，你说是你代表中央批准他们出狱，这是把水搅混，包庇刘少奇；你要对你的子孙后代负责；你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他们威吓闻天，但他还是老样子。1936年，主持中共中央的是张闻天。他承担起61人登报出狱的领导责任，虽然不能改变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厄运，毕竟为日后昭雪留下了证据。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薄一波、安子文等人获得平反。他们想对张闻天表示感激，张闻天已经在两年多前去世了。相关阅读：刘英谈张闻天后事

我们发表《珍贵的刘英谈党史》以后，不少读者都说，史料价值很高，希望继续选登。然而，发送不易。今天再选发一段，以飨读者：闻天去世后不久，毛主席也不在了。我给汪东兴写了好多信，要求回北京，汪东兴一直不批。我得到批准回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住到了陈琮英（按：任弼时夫人）家里。她对我好，是老战友嘛！她说：你住在这儿没问题，我不怕。在她家里知道把“四人帮”抓了起来，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一直到胡耀邦批了，我到1978年才住进南沙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去看陈云，说，会开得好。陈说，到时候了，再下去我们都老了。陈云自下台后一直不说话。谁去看他，他都不谈政治，只谈病。后来要陈云出来，汪东兴反对，拿出主席录音，说陈云一贯右倾，不可信任。耀邦一当组织部长，我就给他写了封信：耀邦同志，你现在担任组织部长了，现在我们干部有了家，我非常高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家了；给郭玉峰打电话，郭玉峰是组织部军代表嘛，他不理，不敢找他，他手底下的也没人理；后来我去找叶帅，他批了，要宋任穷、我，还有几个人一起去找郭玉峰，这样他才见的；组织部要注意清查，清查那些整我们干部的造反派；组织部非常重要，要挑一些正直的人来组织部工作；因为要做大量的平反工作，我推荐了几个人。耀邦看到我的信，知道我住在南沙沟，就来我家了。他的秘书跑到二楼，说胡部长来了。我说什么胡部长来了？一看他就穿着一件黑大衣，站在门口。他说：大姐，我来看你了！我说：你这个部长怎么跑来了？以前见都见不到你。他说：大姐，我回来第一个就看你！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给你解决！我说：那好哇。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把张闻天的骨灰迁到北京八宝山；现在骨灰盒在无锡，锁在一个破箱子里，放在一个破房子里边，很潮湿；我想还应该纪念他一下。我不敢提开追悼会，只说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好一点。他说：那没问题，你写个信。我后来就写了封信。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和他谈了我自己的处分问题。我对胡耀邦说，张闻天是张闻天，我是我，我不反党，但是到现在外交部还说我态度不好。住到南沙沟后，林中、杨清华、朱霖来谈我的结论，说取消处分，又说我态度不好。我不同意。胡耀邦说，我也态度不好，如果乱说，那才是真的态度不好呢。他叫我写个报告，我说已经给外交部写了。胡耀邦说，那他就去催一下。我又对胡耀邦说，我现在岁数也大了，七十多岁，不能做什么工作了，只准备把张闻天的东西搞一下。他说：那好，你就不要搞什么工作了，你就是休息，健康最重要。我说：闻天写的文章我想争取出版。他说：那以后都是可以的。其他问题我就都不讲了。那时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只是个组织部长，没有多大权。胡耀邦催了外交部之后，张海峰（按：外交部副部长）马上跑到我家来了，给我看结论，还是留了“态度不好”这个尾巴。我说，我的态度是对的。张海峰说，不留尾巴不好结案。我不签，他没有办法，只好把结论又拿回去了。后来我被选为中纪委委员，住到京西宾馆，这时他们才派人来叫我在结论上签字，当然是不留尾巴了。胡耀邦走后，我就给组织部写信，组织部批了我的信，后来又通知我，说胡部长叫我等一等，因为汪东兴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他讲骨灰盒“不必迁动了”，他们把汪东兴这封信拿给我看了。“四人帮”已经垮台了，这个人不识相呢！三中全会以后，我就提了几条意见：把闻天的骨灰移回来，给他做结论，他写的文章要出版。王震、陈云都批：应该。通过了以后，耀邦又通知我：还要开追悼会。骨灰这才迁了回来。耀邦派了老干局副局长陪我去无锡。我们是坐火车去的，虹生也去了。回来时是邓力群来车站接的，当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我把小倩也接回来了。她在无锡学无线电，学完了嘛！老干部局郑伯克来通知我，要给闻天开追悼会。没想到能开追悼会，我很高兴。他告诉我：本来中央决定，要给几个人合在一起开追悼会，由耀邦同志负责，让组织部安排；陈云表示，由他主持、要他致悼词，都行，但要给闻天单独开。这样一来，追悼会推迟了三个月，本来是5月开，结果到8月才开。写悼词的是胡乔木、邓力群。关键的地方是乔木把关的，历史决议也是他参加起草的嘛。彭德怀、陶铸是放在在一起开的，张闻天、刘少奇是单独开的。开始的时候我说：会由邓小平主持，陈云致悼词。后来陈云说：还是邓小平致悼词，规格更高一些。邓小平也同意。我说：那就好。结果那天当时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那么多人都来了。见到了李先念、谭震林。他们两个和闻天有共同的思想，意见是一致的，在庐山会议以后来过我们家。这事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不说他们当时都和闻天谈了什么。他们非常怀念闻天的。见到邓小平，他说：好多年不见囉！我们28年就认识，中央苏区时在一起，长征时又在一起，59年以后就再没见过。

年前，谢湘赠我一本李明华的新著《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纪事》，我边读边想，心绪难平。1984年末，《青年论坛》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我就非常关注。因为我在山西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当编辑，和李明华算是同行。《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热心改革，很快和李明华建立了联系。我十分羡慕湖北社会科学院的同龄人，竟然干成了这样一番大事业，暗自想以他们为榜样，步其后尘。1987年初，《青年论坛》过早夭折，我又为之扼腕。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转型的起步期。新思潮喷涌而出，呼唤着本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青年一代最有生气，要登上前台，扮演先锋角色。当时没有互联网，纸质报刊是展示思想的不二选择。最初，体制外的民办刊物、体制边缘的大学生刊物，已经试水，遭到权力重创。以更具合法性的方式，寻求体制内生长，《青年论坛》便是探索的先声。如同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有其缘由，《青年论坛》诞生于武汉，也是各种机缘凑在一起的结果。此前，刘道玉已经在武汉大学拉开改革大幕。李明华、王一鸣从武大毕业，供职于湖北社科院的《江汉论坛》。《江汉论坛》本身要寻求破局之道，王一鸣便提出青年理论刊物的创意，与李明华一拍即合。办刊设想一出，便与胡德平取得联系，得到他倾力支持。胡德平的介入，具有特殊意义，他既是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参与当地改革名正言顺，又是胡耀邦的长子，给当地官场留下诸多遐想。湖北省和湖北社科院两级领导，既有创新的真诚支持者，如院长密加凡把自己的办公室腾给“论坛”使用，也有惮于胡德平身份者，他们都开放绿灯，让《青年论坛》很快呱呱坠地。新松恨不高千尺。《青年论坛》生逢其时，甫一问世，便立于时代潮头，聚会群英，让思想之光辐射全国，惊动海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7年1月，胡耀邦无奈辞职，《青年论坛》随之停刊整顿。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权力这才现出本相。回忆录写到这里，进入最为耐人寻味的篇章。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青年论坛》跨越四个年头，实际存活不足三年，出刊14期，发表近300篇文章，有200多位作者亮相，搅动了一池春水，乃是当代改革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抹不去的事实。刊物运行时，就出现过不少反馈。刊物夭折后，有人写出长篇纪实。后来，还有不少回忆文章。钱理群治当代思想史，为《青年论坛》写出六万言。有人想把《青年论坛》写进《中国期刊史》，有人以研究《青年论坛》为学位论文。这都给当事人以欣慰。然而，来自外部的评介和反馈，不能代替内部的证词。我一向认为，曾经处在思想漩涡中心的报刊主事者，应当留下回忆。这不仅事关个人的尊严，而且事关历史的存废。90年代，钟沛璋先生创办《东方》。《东方》夭折后，我曾向钟老建议，撰写有关《东方》的回忆录。他写了，可惜篇幅较短。沈昌文先生曾经主编《读书》，退休时并不心甘。我也曾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写了，篇幅也不长。后来和张冠生完成了口述自传《知道》。杜导正先生曾经创办《炎黄春秋》。被迫离开时93岁，写回忆录已经力不从心。但他留下了日记。李明华关于《青年论坛》的回忆录，是我早就期盼的。应当说，他的写作条件更好。相关史料丰富，查找相对便利；相关人员大多在世，寻访难度不大。李明华有年龄优势，《青年论坛》停刊时，他不满40岁，现在70多岁。杂志挨整，他本人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他在1987年夏天便考取武汉大学博士生。他的求学过程，书中有生动记载——收到录取通知后，湖北社会科院不放人事档案。在当年9月底的国庆宴会上，导师陶德麟见到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我招了一个博士生，却不能入学，请书记出面做做工作。”钱运录问：“博士生是谁？”陶德麟说：“社科院的李明华。”钱运录说：“哦，那是我的朋友。为什么？”陶德麟说：“你问问老夏。”在场的湖北社科院院长夏振坤说：“《青年论坛》还有些事没有了结，李明华不能走。”陶德麟说：“不能因为《青年论坛》的事就不让他读书。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钱运录说：“老夏，武大离社科院有多远？不就两三公里路嘛？李明华能跑到哪里去？你放他走。”一番周折后，李明华迟到三个月，终于入学，平安转轨，保持了个人的学术空间。2020年，新冠疫情把李明华困在大洋彼岸，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宅居女儿家中写书。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回忆录，主体部分约40万字，加上附录超过50万字。笔底流出的那些亲身经历、鲜为人知，于史无载的细节，极为宝贵。他最后畅开笔墨，反思了当年的盲点和局限，讨论了历史的教训，展望了当下思想市场的变幻，这些方面，他超越了其他名刊的社长主编。他尽到了一个历史当事人应尽的责任。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就是在描述80年代宏观背景时，某些史实还须核订。瑕不掩瑜，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12月10日到15日，我和来自全国100多所院校的300位新三届学友，在天津港登上地中海号邮轮，共同参加了一次六天五夜的海上旅行。12月11日下午，举行新三届四十年海上论坛，我应邀发表了演讲，讲稿全文如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诗刊》很快向郭沫若约稿，郭沫若写出《毛主席永在》二首。但《诗刊》只发表了一首，全文是：革命风云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时。工农热泪如潮涌，中外唁章逐电飞。悲痛化作新力量，继承竞作大驱驰。天安门上音容在，强劲东风日夕吹。另一首《诗刊》未发。原文是：伟哉领袖比爷亲，改天换地绝等伦。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如云。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诗刊》副主编当时说明了退稿的理由：“郭老比毛主席还大一岁，这样写不合适。假若是黄帅写的，倒是可以考虑发表。”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的确比毛泽东年长一年有余，当时已经84岁。黄帅出生于1960年，70年代以小学生日记名噪一时。毛泽东比黄帅年长60多岁。假设黄帅称毛泽东为爷爷，从年龄上看，比较合乎情理。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诗界成名。他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虽然文联活动已经中断多年，郭沫若仍位居官方文坛之首。《诗刊》副主编能够向郭沫若说明理由，婉拒发表此诗，表现了一种担当。这样做也是对郭沫若的爱护。如果原样发表，难免引起负面的街谈巷议。后来，郭沫若将此诗转到《人民文学》发表。“伟哉领袖比爷亲”一句，改成了“伟哉领袖万民亲”。

9月24日，秋雨潇潇。来自全国的学者、作家、编辑，聚会燕园，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了传记作家高端论坛——陈为人专题研究。最初的倡议者是北京大学的赵白生教授。他是会议的主持人。陈为人、阎晶明、鲁顺民、许华伟、赵瑜、周宗奇、陈徒手、宋丽丽、郑雄、葛水平、杨遥、赵白生等先后发言。在全球传记潮流的背景下，大家围绕陈为人的传记写作，进行了真诚而严肃的探讨。我也在会上发言，主要内容如下：今天，在北京大学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会，引起我的感慨。上午，赵白生教授带与会者参观燕园，把大家引入百年历史的场景之中。今天的论坛以陈为人为研讨的对象，我认为，这个题目非常好，具有开阔的学术讨论空间。陈为人是我的老朋友，今年73岁。他进入传记写作始于20年前。我说他是出手晚，起点高。他20几岁就开始发表小说，步入文坛。但开始传记写作时，已经50岁出头。其间从过政，经过商，有过得意，也有过失意，有了丰富的阅历，才回归书斋，潜心写作。应当说，他是幸运的。回归书斋的第一个选题，就是为唐达成立传。这个题目份量很重。唐达成的命运，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缩影。陈为人和唐达成很熟，有四十多年的深交。他认识唐达成时，唐达成是右派，发配到太钢劳动，处在人生的低谷。陈为人是青年工人，文学爱好者，唐达成是他的启蒙老师。八十年代，唐达成东山再起，一直做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陈为人仍然和他保持联系，直到晚年，唐达成的命运再度变化，陈为人都有透彻的了解和观察。陈为人写作时就和我有联系。我了解他当时的心态，怀着赤子之心，一门心思，只想把这部传记写好，没有其他杂念。传记写成了，给我看，我认为确实写得好，但不可能在国内完整地出版。他原来想请唐达成的弟弟在海外出版，也没成功。正好这时，我的朋友王笑梅，在美国业余办了一个小型出版社，问我有什么好书稿。我就推荐了陈为人这本书。她十分喜欢，很快就印出来了。虽然传播范围很小，但看过的无不给以高度评价。周围的同事朋友，也因此对陈为人刮目相看。这成为陈为人再接再厉的动力。他又一鼓作气，写了十几部山西作家传记。当时，陈为人写作状态非常好，马不停蹄，采访，整理，写作，每天早上三点中起床，一天能写三千字。这些作家传记，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方阵。他开始谋求在国内出版。海外出版，传播面极小。只有国内出版，才能和更多的读者见面。当时他和我探讨过，我也给他推荐过好几个出版社的朋友。包括今天在座的郑雄。他遇到的难题是两个，一是部分传记超出了国内出版的语境，要出就得删节。二是他当时在图书市场没有知名度。有时编辑认可，发行部门不认可。我和他分析过，觉得马烽传最有可能在国内出版社推出，因为马烽也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知名度高，这部传记又不出格。当时，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向继东愿意给陈为人出书，点题让他写一本赵树理传。这样，在2011年，陈为人终于突破了国内出版的瓶颈，在上海出了马烽传，在广东出了赵树理传。这时陈为人已经61岁。接着，他又选择十本山西作家传记的部分内容，拼成一本《山西作家的十张脸谱》，在山西出版。有这三本书，他就敲开了国内图书市场的大门，出版社不再说他没有知名度，而是把他视为热门作家。几年时间，他接连出版了十几本书。陈为人的传记，我想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称为自选动作，第二种称为规定动作。自选动作是发自内心冲动，自己想写，不吐不快。但没有任何外部经费的支持。陈为人写唐达成传，到北京、上海等地采访了70多位知情人，旅差费都是自掏腰包。他们夫妇一起到北京，住到唐达成家里。夫人严淑鹤，又当炊事员，又当录入员，帮助陈为人整理了大量录音。这些自选动作的传记，含金量最高的部分是他的独家采访。仅仅重复作家公开出版过的作品和言论，复述别人讲述过的故事，价值不高。只有提供以往历史没有的记载过的细节，才能超越平庸。陈为人选择的采访对象，不是清一色，有传主的朋友，也有传主的对头，让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在同一个平台上交锋，呈现出历史应有的丰富性。陈为人写作家传记，不是仰视对方，一味吹捧，而是平等对话，有褒有贬。有的印出来，激怒了传主，甚至对作者挥拳相向。有的家属不满意，印出来，要求化为纸浆。有的成稿后，至今压在手里，不能面世。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些自选动作的传记代表了陈为人成就的高度，是读者喜欢他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他值得我们今天开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原因所在。规定动作则是出版社向他约稿。作家出版社有百部传记的项目，约他写墨子传。北岳出版社也有百部传记的项目，约他写柳宗元传。这些传记，先付启动经费，许以较为丰厚的版税。出版方约你写，是因为你在传记领域已经有了知名度，驾驭传记轻车熟路，写出来不会太差。但选题和史料毕竟不是你的独家发现。虽然写成了，也出版了，但达到的成就，不能和自选动作相提并论。赵树理传在两种情况之间。陈为人写了十几部作家传记，赵树理是他惟一没有机会采访的作家。当时，他想突破国内出版的难关，出版社说，你先写个赵树理传。他竟一口答应下来，不长时间便交稿。他住在南华门东四条，周围赵树理的熟人、亲友不少，相关信息很多，他可以形成自己的想法。所以，赵树理传虽然是出版社规定的题目，也有一定的自选成份。陈为人的传记写作持续了二十年，一直在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的两难之中纠结。他向往更高的境界，也不得不对现实做出某种妥协。所幸的是，他的大部传记成果，还是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范围的读者见了面，也得到文学界、史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当今世界，优秀的传记不断涌现，成为全球阅读的热点。相比之下，我们缺少一个包容和鼓励优秀传记作品创作、出版、阅读的宽松环境。中文世界明显落后于英文世界。中国不是没有人，中国的史学界、文学界不是没有高手。但有独特史料和见解的优秀传记，公开出版太难了。我认识一位优秀作者，用一年时间写了一部精彩的家史。送审程序已经走了三年，至今还没有开印。现在一些作者选择自印。自印本中有些是水平很高的传记。但流通面太小。和英文优秀传记最高一天发行几十万册的盛况相比，天差地别。我们只能期望环境宽松一点，让中文的传记写作和阅读进入良性互动。就传记作家而言，我更期望发扬司马迁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不能局限于资治，取悦于皇家。司马迁的境界还是比司马光的境界更高。现在处于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观也在不断地拓展、更新。传记作家如何超越权力的制约、金钱的诱惑，如何在传主和家属面前保持自我，保持独立，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都是值得探索问题。在这方面，陈为人的成败得失，给同行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相关阅读：陈为人和《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我于1990年春天来到重庆歌乐山下工作。这是一个纪念馆，它最通俗易记的名字叫“渣滓洞”。1963年建成开放时叫“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1984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2007年再次改名为隶属于“红岩联线”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文物保护专用名称叫“‘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初来时，我花了两三个月的空余时间熟悉环境，在这片2.08平方公里的文物保护区域内，到处“踩点”。沉浸在六十年代的感知氛围中，并未察觉身边笼罩着历史迷雾。三年以后，渐渐感受到了不明历史真相的压力。我的笔端每天流淌着“阴森恐怖、杀人魔窟”宣传文字，却查不到中美合作所参与杀害进步人士的细节。在气势若虹的口号之下，找不到对应的历史事实。我冒出一个想法：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为什么要派出数以千计的军事技术专家到重庆来“迫害镇压进步人士”？这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中美合作所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我开始焦躁不安，迈出了探寻真相蛛丝马迹的一步。首先熟读馆藏资料，从众多服刑人员交代材料中，看到了中美合作所的抗战史实。中美合作所气象及通讯组少将组长程浚于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总部，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是直接为太平洋战争服务的）。中美合作所总部设置了强大的电讯总台，这个电讯总台拥有十余部中程发报机，具有四个方面的业务职能：第一，它与中美合作所之外的美国海军各单位联络，包括美海军基地旧金山和珍珠港的电台、包括正在太平洋中活动的美军舰队、包括太平洋战争重大战役发生地点的关岛和菲律宾的美海军电台；第二与中美合作所所内负责与美海军合作部分的外设电台，以及配合气象情报搜集交流的电台联络；第三属于所内业务范围，包括每天的气象情报传递，而当时重庆的气象总台就是美海军舰队对日作战主要气象情报的来源；第四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属于美国陆军统辖）的有合作关系的电台联络。”中美合作所气象台旧址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少将组长王一心，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设立的强大的无线电台，专门收听日军方面发出的密码电报，记录下来，分发中美双方的研究员仔细研译，借此侦察日军方面的军事情况。这一工作收获相当大，曾有好几种日军密码电报被侦译组中美双方研译出来，由此知道了日军的调动情况。”从台湾的《传记文学》中看到：“从1943年春天到1945年秋天，中美合作所举办了大大小小十多个特种技术训练班，一共训练了作战部队49,180人，工作人员1,328人，与日本军队大小战斗1,877次，配合正规军抗日作战，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破坏日占区的交通、仓库、矿山，并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1993年，参加本单位与群众出版社合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一书，我读到公安部保存的相关资料。我还到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图书资料，并和朋友互相交流信息、借阅书籍。一些七、八十岁的当地老人，曾经指点着公路边灰砖青瓦的民国时期的平房，告诉我：“听说，那里就是中美合作所的总部办公室。”他们也曾带领我爬上歌乐山东麓的一座小山头，地名叫做狮子山，告诉我：“当年这一带有很多中美合作所的游动哨，他们背的枪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武器。”他们还指点着白公馆与渣滓洞之间的某个转弯处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的仓库，重庆解放时从这里搬出了很多器材。”梁广老人1944年到中美合作所当炊事员，他说：“有400多美国人吃饭，梅乐斯也来吃过的。美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就陆续走了，1946年5月全部走光，只留下十多人办移交。”我意识到，中美合作所与1949年深秋的大屠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