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子藏·儒家部·论语卷（全一百八十二册）

《論語》一書是對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記録。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殷商後裔，其先祖爲宋殤公時的大司馬孔父嘉。宋國內亂，華督弑宋殤公，殺孔父嘉。孔父嘉後人避難至魯，子孫遂以字爲氏。孔子父叔梁紇，曾爲鄹邑大夫，以勇力聞於當時。母顔氏，名徵在，是叔梁紇的第二任妻子。叔梁紇娶顔氏時年已六十六歲，不合當時禮制，故《史記》言“紇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生辰，古書説法各不相同，較爲可信的是《世本》所言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之説，古今曆法不同，周曆十月庚子即夏曆八月二十七日，换算成公曆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在青年時曾做過委吏、司職吏等主管倉庫和蓄養牛馬的微職。昭公二十五年（前五一七），魯昭公討伐季氏失敗，逃亡齊國。此時齊國內亂，孔子亦避居齊國。時齊景公在位，曾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答之。齊景公擬重用孔子，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然爲大夫晏嬰諫止。孔子在齊，終不得重用，遂去齊歸魯。時季氏家臣陽貨執國命，欲招孔子以爲己用，然孔子拒之。直到魯定公九年（前五〇一），陽貨出奔，孔子方見用於魯國，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之後，又由中都宰遷任司空，又遷任司寇。齊魯夾谷之會，魯定公以孔子攝行相禮之事。定公十四年，孔子以魯司寇攝行相事。然此時孔子已與季氏生有嫌隙，三月之後，即去魯適衛，此爲孔子周遊之始。至魯哀公十一年（前四八四），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此時孔子已六十八歲。然此時孔子求仕之心已淡漠，遂設教洙泗，以整理六經爲業，魯哀公十六年，孔子病卒。

“論語”之名義歷代説解不一。其中，“語”爲對話、問難之義，諸家並無異解。但“論”字之義則説各不同。第一種解釋認爲“論”是有條理地編纂，《漢志·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是以“論”爲編纂之義，《隋書·經籍志》也承襲了這種理解，説“仲尼既没，遂輯而論之，爲之‘論語’”。另一種解釋則認爲“論”是討論之義，晉代皇侃《論語義疏》説“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畢已論，故曰‘論’也”，是以“論”爲“討論”之義，元代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也持此種看法，説“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然歷代相傳“論語”之“論”讀爲平聲，以“討論”之義安之，恐有不愜。清代段玉裁則又標新説，認爲“論”指説話有條理、有邏輯之義，與“編纂”“討論”諸義無關，《説文解字注》言“凡語言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故孔門師弟子之言謂之‘論語’”，此説不無過度解讀之嫌疑。榷而言之，仍當以《漢志》之説爲正，古之從“侖”得聲之字皆有條理、次序之義，如“人倫”之“倫”，“淪漪”之“淪”，而且《論語》篇章確實是爲人編排而成，如《學而》篇多講論爲學之事，《爲政》篇多講論治國理政之事，《八佾》篇則多講禮制等等。

《論語》一書的編纂者，《漢志》言“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認爲《論語》乃孔子門人弟子所編纂，趙岐《孟子題辭》也説“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所言”，《文心雕龍》同樣説“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基本接續了《漢志》的説法。另外，《文選注》引《論語崇爵讖》説“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鄭玄篤信讖緯，其所撰《論語序》則進一步將《論語》的編纂者落實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王肅又以爲乃子貢、子游所編。就今所存文獻論，鄭、王二人的説法並没有太多的證據支持，且二者説法也不一致，恐是推斷之言。《論語》中又有“有子”“曾子”“冉子”等稱，且《泰伯》篇載有曾子臨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語，可以推知，參與編纂者非僅七十子之儔，孔子的再傳弟子也參與其中。柳宗元《論語辨》即云：“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殁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柳宗元此論於後世影響頗大，朱熹、王應麟諸儒都承襲了這種説法。但是柳宗元對於《論語》中有若稱“子”的論述稍顯迂曲，朱熹即認爲這種説法“鄙陋無稽”。相對而言，朱熹所下論斷較柳宗元更爲審慎：“《論語》之書有成於曾子之門人。”按照朱熹的説法，《論語》一書確實有曾子後學編纂的痕跡，但是《論語》一書也並非全然由曾子後學所編成。其後洪邁《容齋三筆》又因《論語》閔子騫也稱“子”，謂此書亦出於閔子騫之後學。又《論語》中冉雍也稱“子”，後人又認爲冉雍後學亦參與《論語》的成書編纂之中。清代翟灝《四書考異》又説“《論語》第十九篇附記群賢之言，子張、子夏、子游爲多，而張居篇首，曾子雖稱‘子’卻居三子後，似門人之各尊其本師者。且子張‘書紳’明見《語》中，則游、夏外應更數子張爲記録人”。榷而言之，《論語》一書並不成於一時、一地、一人之手，而是有一個不斷增益的過程。孔子弟子在最初編訂了一個《論語》的初本，其後各自的後學又加以附益，而成漢代所見之本。翟灝曾給出一個頗爲中肯的結論，認爲不必過分糾結《論語》一書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衹言‘門人’便是”。

《論語》一書的版本，漢代相傳有《魯論》《齊論》和《古論》三本。《漢志》言《魯論》二十篇，傳《魯論》者有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等。《齊論》二十二篇，比《魯論》多出《問王》《知道》二篇。《問王》一篇，宋代王應麟根據《説文》所引《逸論語》“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之文，以爲“問王”當是“問玉”之訛，古字“王”“玉”形近，故致誤。傳《齊論》者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等人。《古論》出自孔壁，爲魯共王壞孔子宅時所得，凡二十一篇，中有兩《子張》篇。據《論語集解》所言，《古論》無《問王》《知道》二篇，但分《堯曰》篇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故有兩《子張》篇，且《古論》的篇次與《魯論》《齊論》不同。皇侃《論語義疏》進一步説明了《古論》篇次的不同，“以《鄉黨》爲第二，《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説”，桓譚《新論》又曾説“《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

其後，安昌侯張禹又依據《齊論》校訂《魯論》，史稱“張侯論”，爲世所貴。《經典釋文》説“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隋書·經籍志》説得更爲詳明：“張氏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繁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據上文可知，安昌侯張禹第一次實現了《齊論》與《魯論》在文本上的融合，《隋書·經籍志》所謂“删其繁惑”者，“繁”指《論語》中前後重複的篇章，“惑”則指《齊論》中不太符合儒家思想的篇章，張禹之所以删去“問王”“知道”兩篇，大概也是基於此種考慮。張氏融合齊、魯的舉動，得到了當世和後代學者的贊同，包咸、馬融等人爲之章句、訓解，可知其影響力確實超過其他傳《論》諸家。

厥後，鄭玄又據《張侯論》校訂齊、古，《論語集解敘》云：“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説。”《集解》之所謂“魯論”，實即“張侯論”，皇侃《論語義疏》云：“鄭康成考校齊、古二《論》，亦注於《張論》也。”據此可知，鄭玄是以《張侯論》爲底本考校《齊論》《古論》。至此，《魯論》《齊論》《古論》遂合爲一本。據《釋文》言，鄭玄《論語注》“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而其書録存約有半數，皆云“魯讀爲某，今從古”，並未言有從《齊論》之事，翟灝《四書考異》據此而言：“蓋《齊論》可從者已經張侯採定，鄭氏惟參考《古論》之用力多耳。”

總體而言，《張侯論》和鄭玄校本《論語》仍可歸爲《魯論》系統。鄭玄校本雖參以《古論》，今通行本《論語》似乎並非出自鄭玄校本，而仍是《張侯論》一脉。魏何晏彙集前代諸家注釋而成《論語集解》一書，此書雖采鄭玄注，然據《釋文》考之，其書經文並非依自鄭玄本。由此推知，何晏《集解》的經文其實仍是承自《張侯論》。何晏《集解》爲後世共依之本，晉代皇侃據《集解》而成《論語義疏》，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論語音義》復據以爲底本，宋代邢昺又據《論語集解》而成《論語注疏》，成爲官方定本，其後朱熹《論語集注》經文雖與《論語集解》略有異同，但其祖本仍爲何晏《論語集解》。

方勇

二〇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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